“五四”思想论战：弥漫在纸上的火药味 | 林贤治

“五四”一代决定降生的时候，现代思想观念从西方进入中国，已经有了二十年或更长的历史了。

在推介西方思想方面，翻译家严复等人功不可没。那时，像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经典名著陆续出版；《新青年》等杂志也不断发表有关政治、哲学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译作。“五四”时，各种主义流行，如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实验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一时众声喧哗。“五四”一代是从国族危机中崛起的一代，他们普遍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但翻译家有针对性地选择文本，而不止于纯学理的输入，而且，众多接受者也都由于西方观念的引导，勇于进行各自的思想实践和社会实践。

对于一个时代来说，社会观念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传统观念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外来的革新观念必然引起旧制度卫道者的不安、恐惧、愤怒、抵制与攻击。“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于是，论战发生了。最先的论战表现为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接着，“兄弟阋于墙”，冲突在新文化营垒内部次第展开。

预告：明日5月4日，我们将正式推出五四运动100年纪念特刊，敬请关注。

撰文  |  林贤治

（作家，著有《五四之魂》《旷代的忧伤》等）

东西文化论战

传统与现代的对垒

在“五四”前后从未间断的论争中，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争为时最早，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这场始于1915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的争论，可以说，它是清朝末年中学西学之争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延续和激化。争论大体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比较上面。杜亚泉（伧父）把中西社会归纳为“静的社会”与“动的社会”，主张“以静为基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是”、“国基”，说是“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陈独秀率先批驳这种“复辟”论调，并从此顺势打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

《东方杂志》与《青年杂志》。

章士钊认为不能以新文明代替旧文明，只能在“保旧”的前提下，“逐渐改善，新旧相衔”。这种文化“调和”论，实际上是对新文明的变相的阻拒。于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多种报刊群起而攻之，一致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的”、“科学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

随着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后发表《欧游心影录》，以及梁漱溟发表关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讲演，新思想运动再度受到严重的挑战。梁启超由西方文化的鼓吹者演变为反对者，认定立足于科学之上的西方文化已经破产；梁漱溟把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列为三种不同的路向，断言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以实现“中国文化之复兴”。

胡适、张东荪、常乃惪等人奋起批判，完全取对立的立场，指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质上是古今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世界文化，只能走西方文化这样唯一的一条路。在论战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对西方文明有所批判，引进马克思主义学说，乃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的问题。《新青年》前后有过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东西方文化论争的演进。

所谓文白之争，实质上是新旧思想之争在语言形态上的表现。由于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在一个思想剧变的时代，文言文的废除与白话的推行是势所必至的事。这时，连以拼音字母取代汉字这样激进的方案也被提出来了。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从此揭开新文学运动的序幕。至次年，《新青年》收获了第一批白话文学作品。

新文学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使白话文迅速普及，如胡适所形容的，传播“一日千里”。但是，从王敬轩（钱玄同）与半农（刘半农）著名的“双簧戏”，林琴南与蔡元培的通讯，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及章士钊等人以《学衡》《甲寅》为据点，对新文学前后发动的攻击中可以看到，书写革命并非一帆风顺，纸上谈兵同样充满了火药味。

《新青年》杂志封面。

问题与主义

探究科学的能力边界

在新文化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和新鲜的体验，宣传各自的主义，并试图利用这些外来的思想资源，解决面临的中国问题。这时，在他们中间，开始出现不同的偏向、不同的方法和步调。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认为问题的解决只能逐步实现，那种自以为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的办法是不足取的。文章发表后，蓝公武发表《问题与主义》与之相榷。他从多个方面阐明“主义”的实质，认为它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李大钊也写了反对的文章，题作《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问题可以并行不悖，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需要有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运动的准则，因此说主义是必要的。胡适一再反对空谈主义，并主张用“历史的态度”对输入的主义进行研究。由于发起讨论的杂志《每周评论》遭到北洋政府查禁，论争至此遂告结束。

在陈独秀等人提倡民主与科学之际，梁启超把科学悬为“科学万能梦想”而撰文加以否定。张君劢1923年2月14日在北京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人生观”的概念，说明科学与人生观是不同的，并推论说：“不管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他的意向很明确，就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只不过措辞迂回一点罢了。他的朋友丁文江随即写下《玄学与科学》一文，痛打“玄学鬼”，说人生观是受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和心理学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就是万能的，中国需要“科学神”。两人来回多个回合，张君劢得到张东荪、林宰平、范寿康、瞿菊农和梁启超等人的支持，文章集中发表在进步党的报纸《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丁文江则有胡适、王星拱、任叔永、朱经农、唐钺、陆志韦和吴稚晖等人的声援，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争论持续了一年之久，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科学玄学大战”。

1923年，论战中的主要文章被收集整理成书，名为《科学与人生观》。陈独秀和胡适分别写了序言，以不相同的观点，对论争做了总结。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为冯友兰。

国故与宗教

对偶像的批判

“整理国故”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批评，大约与“科学玄学之争”同时进行。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批判“东方文明”，散布对于传统文化大胆怀疑的风气。这时，一些学者开始“整理国故”，运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进行史学、哲学和美学研究。像梁启超、胡适、汤用彤、冯友兰，包括王国维，都在整理和阐释古籍方面作出了带有开拓性的贡献。但是，他们对于“国故”缺少足够的批判态度，甚至盲目推崇传统，有悖于“五四”的时代精神。

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公然提出，新思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整理国故，主张青年“踱进研究室”。他创办了《读书》杂志，鼓励青年学生钻研古书，随后又同梁启超为青年开列研究国故的书单。鲁迅针锋相对，在报社征求“青年必读书”时，公开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理由是社会实践对于青年来说是首要的。对于“整理国故”，吴稚晖持极端反对的立场，这位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学大盛是政治腐败的表现。

“五四”时期，一面是宗教自由，一面是反对迷信。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对于宗教，大抵是反感的；特别把“孔教”作为国教，尤为他们所不容。1920年以后，反宗教的势力开始加强，连把宗教作为“偶像”，作为“政府与教育的工具”而加以反对的陈独秀，也一度遭到沈玄卢等人的批判。1922年4月，鉴于教会学校与爱国学生的冲突，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这次事件，导致一场普遍的反宗教运动。知识界几乎一边倒，这时，马相伯、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提出异议，主张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蔡元培建议以美育取代宗教；陈独秀则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

回顾“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论争，我们看到，引起论争的问题在时过百年之后依然存在，可见当时讨论的范围之广。一代现代思想前驱者在论战中写下的檄文极富于启蒙的意义，今天重读，我们一样有醍醐灌顶之感。

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都有一种现场感，一种切肤之痛。他们自觉地背负历史的使命，有一颗正义与探求真理的勇敢的心，因此，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种学者”，没有犬儒主义者，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侠客、斗士、肇事者，都是从格斗中过来的。在论战面前，为了捍卫各自的原则，他们不惜短兵相接，而周旋到底。即使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对于社会思潮和诸种问题，也都抱有关注的热情。他们是“五四”精神的体现者，唯其有了他们，才有了一个思想斗争的范式，一个自由开放的、宽敞的公共空间。“五四”借由他们，开拓出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主义时代，平民的时代，创造的时代，让后世的我们追慕不已。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林贤治；编辑：徐学勤 榕小崧；校对：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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