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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流行的“内卷”，从34年前就开始被误读
人人皆可卷，万物皆可卷。“内卷化”在2020年非常意外地破圈流行起来。当然，这个时间点可能还可以往更早的时候推。
人们用“内卷化”形容工作或考试的非理性的内部竞争、内部消耗或停滞不前，比如在考试选拔中，举办者抬高学历要求、提出偏僻奇怪的测试，不是为了考察与学习或工作相关的能力，而只是一种不知如何筛选而进行的淘汰策略。于是人们感叹，招聘内卷了，连幼儿园也内卷了。
既然这是一个出圈的词，在其破壁流行后，往往少不了人来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内卷化”进入汉语世界之初就已经被误读，持续至今，而误读后的“内卷化”反而展现了令人吃惊的概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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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谈“内卷”或“内卷化”无法离开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人们一般认为，“内卷化”要表达的意思比较简单——没有发展、不断重复的简单再生产——而这一层意思的确定也就是在他那里完成的。
前不久，黄宗智在《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论文《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可以将其视作他对“内卷化”的一种重述。在展开分析前，他写了一段话来讲写作缘由。
“今天，在笔者最初提出‘内卷化’概念的35年之后，并在其已经成为常被人们使用的概括时来重访此课题，为的是更清晰简约地说明这个现象和小农经济理论的关联，也是要借助多位其他学者和笔者自身所增添的有用概括来进一步澄清‘内卷’的实质含义，同时，加上笔者关于中国农业经过近几十年的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过程之后所凸显的演变机制和理论逻辑的研究。”
黄宗智说的“35年”指的是1985年，在那一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二年中华书局的中译本将“involution”翻译为“内卷”“内卷化”。自此以后，“内卷化”进入汉语学术界。虽然在1992年，当《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出版之时他将其改译为“过密化”，然而，最终被接受并大范围流行开来的只是“内卷化”。
确如他所说，这个词“已经成为常被人们使用的概括”，也可以说，它是汉语学术界本土化比较彻底的经济社会概念。研究者以此来概括中国农业生产、国有企业生产、政治制度，以及学术研究出现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
当然，到今年最为人熟知的是“内卷”被作为一个网络高频词，形容工作或考试的非理性的内部竞争、内部消耗或停滞不前。只要是没有产生发展或创造等质变，却在形式上疯狂扩张的、人员投入上越来越紧密的，似乎都可以纳入到内卷的范畴之中，比如在考试选拔中，举办者抬高学历要求、提出偏僻奇怪的测试，不是为了考察与学习或工作相关的能力，而只是一种不知如何筛选而进行的淘汰策略。于是人们感叹，招聘内卷了，幼儿园也内卷了。
这样说来，所谓内卷化的问题大概也就是中国那句老话说的“僧多粥少”，解决不了资源的稀缺或短缺，人人都可卷。从表面上看这个理解好像把神秘的、复杂的“内卷”简单化了，而其实这与“内卷”被舶来之后的内涵确实差异不大。
作为“内卷”的汉语引入者，黄宗智当年提出的核心理解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2007）剧照，朝廷推行的“改稻为桑”与庄稼人的生计产生冲突。
他研究中国14至20世纪的农业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期间，棉花经济兴起，越来越多的人穿上棉布。而根据他的计算，在长江三角洲，一亩地棉花的种植、纺纱和织布总共需要180个工作日，是一亩水稻所需的工作日的18倍，可是产生的收益却远低于这个倍数。他认为这意味着单位劳动投入报酬严重递减，劳动投入过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已经降低。那么，这部分农人为什么在不划算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投入劳动？
黄宗智多次引用俄国小农经济理论家恰亚诺夫的观点。在后者看来，“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小农经济会几乎无限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土地的产出，直到边际报酬接近于零，为的是家庭成员自身的生存”。继续投入棉花生产的便是家庭中被传统伦理和分工边缘的女性成员。而在市场经济之下的农业，如果劳动边际报酬降低到亏本的状态，就会停止加入更多劳动力。黄宗智认为能解释中国农业“内卷”的就只有小农经济理论。
而事实上，在卡尔·波拉尼的《巨变》和摩西·芬利的《古代经济》中，也可以对此理解为，在商品经济崛起前，小农经济意味着经济生产方式不是“经济理性”的，而是随时随地嵌入到社会或社会网络中。“人”在这里追求的不是个人报酬，而是声誉、地位和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其在家庭生产中的一种表现是“为了家人”。这是人类在工业革命及社会大分工前极为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资源短缺的环境中让人得以通过分享、分担来维系生活。只不过在进入现代世界后，大规模生产诞生，人们可能淡忘了这一段历史，渐渐地，也失去了解释它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上流行的“内卷”“内卷化”所吐槽的，无论具体表述是什么，到最终也大多可归结为一个人在工作或教育资源稀缺乃至短缺的困境中被卷入了无休止的内部竞争，而难以跳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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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加入的条件，被缩小的外延
然而，问题在于，“内卷化”在进入汉语前，它的原型“involution”与我们这一层意思并不一样。按照刘世定和邱泽奇两位社会学家的说法，黄宗智改变了“内卷化”的分析方向。这一改变是从他一开始使用之时就出现的。
格尔茨对爪哇水稻种植业出现“农业内卷化”的分析是指它导致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过程 , 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既可能不变，也可能提高或降低，总之并不是“内卷化”的条件、内容。我们无法根据边际生产率变化来定义是否产生了“内卷化”。而且，格尔茨在爪哇观察到的恰恰是生产“稳定地维持” ,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人均收入明显下降”。黄宗智对“内卷化”的界定则刚好相反。
实际上，这也成为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加州学派成员反驳黄宗智的条件。他在《大分流》中认为，在十八世纪前，尤其中国长三角在内的地区已经在发生社会经济变革，而此时与英国的经济生产水平并无多大不同。2011年，同属于加州学派的王国斌（R. Bin Wong）在《大分流之外》中更是提出，社会经济变革还可以追溯至更早些时候的宋代。黄宗智不同意彭慕兰，2002年，他在当年《历史研究》第4期刊文，以“发展还是内卷”发问，质疑《大分流》对中国和英国土地使用的不同“熟视无睹”。前者土地始终是既定的，让农人在有限的资源上持续加大劳动投入，而英国是拓展了的圈地农场。在他们争论的背后，更大的议题是中国社会是否在明清时期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黄宗智持否定看法，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认为只有小农经济理论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业生产，也就是处于持续的“内卷”状态。
《大分流之外》，[美] 王国斌、罗森塔尔 著，周琳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两者的不同恰如做一道菜。一个人经常做某道菜，尽管可以不断调整配料改变色香味，让其越来越精细，但是如果不能突破食材的限制就只能“内卷”。而这“内卷”与做菜的效率、是否好吃并无关系。“没有发展的增长”则认为它们有关系，效率低、不好吃的才可能是“内卷”。
当然，吉尔茨也不是最早的提出者，他也是从另一位人类学家戈登威泽那里借用而来。经济学家韦森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的论文《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中还将此往前追溯，直至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他在《批判力批评》一书里已经提出“内卷理论”，并与“演化理论”比较。内卷involution与演化evolution是演变的两个相反方向，前者向内，后者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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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饼卷、卷铺盖走人与“卷晒垫”并不同
而三十余年过去了，“内卷化”讨论方向确实至今是由黄宗智最初的使用奠定。这不只是因为他不凡的分析洞见，也不只是因为这位学界前辈是将“内卷”中国本土化的推动者，其实也是因为“内卷化”这个令人吃惊的概括能力。就像他说的，它是“常被人们使用的概括”。
自2013年至2020年，除了2018年外每一年都有百篇论文以“内卷化”为主题在学术期刊刊发。在2020年，“内卷化”破圈在网络上疯狂传播，更是让人见证了它的概括能力。
《个人知识》，[英] 迈克尔·波兰尼，徐陶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
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有一个比较形象的类比——将语言比喻成地图上的符号。固然，地图放得越大，就越能看到准确细节，但是如果一个地图被放大到和其代表区域一样大，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每个问题都有一个词，那么这个词也没多大意义。一个词能流行起来一般都具备刚好合适的概括能力，不笼统也不具体。确实，很少有一个词像“内卷化”一样，几乎可以概括一切需要反思的议题，凡是不如意的、存在问题的、被扭曲的，只要加上资源思维，都可以“卷”了。
理解“内卷化”何以能流行不过是事后解释，大多都无法证伪。不过，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它恰到好处的“陌生感”，既不直白、不流俗，也不是那么典型“行业黑话”。这是因为我们一般难以从生活经验中想象何为内卷。是烙饼卷起来的那一刹那，或者叫人“卷铺盖走人”的那一怒吼吗？这些经验往往只是看来的，或听来的。 倒是作为庄稼人的农人，可能有更切身的感受，那便是当夕阳西下，要收晾晒的粮食了，他们用双手整理晒垫的过程就是“内卷”。第二天太阳升，又重新打开，让晒垫“外卷”。这一容易割手的动作在农耕社会不断重复。只是，将他们的生产描述为“内卷化”的不是他们。参与描述的是像吉尔茨、黄宗智这样的外来者、描述者。
然而，与庄稼人不同，在今天的网络上，人人都是在吐槽、批判或反思的情况下使用“内卷化”的，描述者是他们，被描述者往往也是他们。换句话说，他们要描述的是自己或同类人的处境，表达诉求，渴望改变。强烈的判断是需要的。黄宗智界定后的“内卷化”反而与此契合。如果一个人感受到人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坠，最终陷入不知何时休的重复人生，拼命竞争，就可能说他“内卷化”了。而原来的involution并不必然意味着停滞、下坠，也不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内部竞争，甚至还可能意味着“知足”，或至少并未认为那是问题。
每一个词都有它的命运。如果34年前，黄宗智没有把involution翻译为“内卷化”，而是一开始就用他后来用过的“过密化”，那么这个词在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当然，即便是“内卷化”，终将也和此前的同类流行语一样被慢慢放弃，那一天如果不是处境已经改变、困境不再存在之时，大概也就只能是它流行到再也无法唤起共鸣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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