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有名人有风景名胜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个诗歌征文大赛
与歌手、艺人参加“选秀”“练习生训练”一样，写作者，无论是写小说还是作诗，也同样可能因为一场或几场比赛而“小有名气”，幸运的还可能就此走上靠写作谋生的道路。有的写作者在刊发文章时，在个人介绍当中也会添上一些奖项，少则一两个，多则五六个，并以此向读者展示个人的“写作实力”。
即便不算上那些略有影响的征文大赛，在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生涯里，多半也少不了征文比赛，甚至也曾参加过。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赛事”、排出先后的做法，已经进入到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中。
而在这些征文比赛中，有一类是冠以不同名目的诗歌征文大赛。在网上，哪怕只是按关键词搜索，也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的诗歌比赛。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是，一个地方以名人、名胜风景或当地文化发展为主题征集诗歌，参与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可能对当地并不了解，也并没有去过当地，却能下笔挥洒，然后投稿等待评审名次。参与者显然深知靠此出名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靠此拿到名次，得到一笔奖金。主办者则靠此收获一批歌咏当地的文章。不妨把这些文章称作“征文体”。
征文体当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下文来自于一位青年诗歌爱好者、写作者对征文体的反思。他发现他的周围，年轻的诗歌爱好者都热衷于参加征文比赛，在作品得不到发表时，把文章写成征文体成为一种选择，即便可能终生与作家、诗人等身份无缘。在这个意义上，征文体可能也藏着最普通的文学梦、诗歌梦。作者把这些征文体视为整个文学生态的一部分，尝试对其作出了一些批判性观察、理解。在刚过去的这个春天，各地可搜索的诗歌征文大赛就有数十种之多。这个现象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对其却不怎么了解，或者说，认为那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01
诗人与作家，如花园里各异的花卉，共同构成了整体的文学景观；然而他们本人，及其文本，都更像是生态里的一环，此外还需考虑这座花园里的土壤、水分、光照因素。换言之，对于不断期待汉语诗歌日渐成熟的观察者来说，文学花园里有什么样的文学生态，就会最终呈现出何等文学景观。故此，每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发生机制，也应该被批评者加以考察，这是在文本分析之外的工作。
作为单一表征的文学现象，常常有整体文学气候的烙印，而“征文体”的兴盛，大概是汉语诗坛的一个现象：它往往指文学刊物、市场资本、地方政府宣传部门三者，以名人或风景名胜为主题，对一定范围内的写作者进行征稿，许以不同规格的奖项和奖金，并组织征文获奖者和嘉宾进行线下交流。它不同于古典时代的“以文会友”，因为后者更像是流觞曲水的雅集，最高的奖赏往往是诗人群体间的声誉；它也不同于许多持续已久的诗歌奖，因为后者往往有稳定的文学取向与历史，并且深度参与到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构建当中。“征文体”尚未显示出这两方面的可能性。
征文体的关键不在于“体”，而在“征文”，最好不要把它作为某种文体来理解，因为其审美性并不是第一位的。这种情况下，文本的内部只能作为附属方法，那么，观察者主要应深入剖析征文体的外部机制——它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它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它的出现对当下的诗坛来说是怎样的信号？
因此，我们要引入文本批评之外的外部框架来理解它。
俄罗斯电影《伟大的诗歌》（2019）画面。
02
第一个关键词是“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或译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认为，旧有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被改变后，人们在标准缺失的社会里行动，并承受一种由此带来的混乱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就是“失范”。对于汉语诗歌来说，什么是“规范”，是新诗百年来不停探索的问题，在这样的探索中，破坏多过建设，或者说，往往是以一种破坏的方式在完成新诗标准的建设，例如，上世纪末的“盘峰论争”也由诗学论证演变为方向之争；同时，在分歧后，两个阵营又转而开始借鉴对方诗学资源，可谓象罔得珠。这类“论战—融合”是汉语新诗的发展路径之一。
然而，这样的路径依赖毕竟是带有否定性和破坏性的，新诗的美学标准迟迟没有得到确立，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关口，仍有批评家对此发出质疑，比如西渡就认为，汉语现代诗歌没有产生公认的大诗人，是一个明显的软肋，没有能够“为新诗提供一套建立于现代中国独特经验和现代汉语自身独特性基础上的审美的、诗艺的标准，这些标准要能使新诗既有别于古汉语诗歌，又独立于西方现代诗歌。”（西渡《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见“初岸文学”公众号2019年9月20日。后续讨论可见《期待中国的大诗人——西渡、雷格对谈录》，载《文艺争鸣》2020年4月刊）与之相异，作为常年活跃在第一线的诗人，臧棣则认为，汉语新诗最大的胜利是“它依然存在”，其混乱也是开放和生命力的体现。（见《诗道鳟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
不论偏向哪种看法，汉语新诗的“失范”都被默认了，评价机制似乎总是显得缺少信服力，也缺少公共性。在这个总的语境下，“征文体”的正当性便诞生于夹缝中，它的存在不会被立马作出或正或反的价值判断，批评的声音往往理不直、气不壮，而写作者们则如同寻找出口的迷路的人，会把每一扇门都推开看看出路何在，“征文体”就是其中的一扇。
这里不反对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积极参加征文体，并获得写作的锻炼和物质的奖励，因为这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写作者个体不必回避的因素。这里意在讨论作为整体的“征文体”生产机制，以及当征文体成为我们时代火热的诗歌现象时，它到底能为汉语诗歌生态带来何种触动。
与征文体现象有关的另一维度的“失范”，发生于语言层面。这些年的一个诗歌现实是，我们已不可逆地被全面卷入移动网络时代，它和传统互联网时代有很大区别，它不可回避，没有“登录”或者“下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连接中，并非我们选择“上网”，而是网络选择让我们“存在”。在出生于1990年代的新生代写作者崭露头角的同时，移动互联网的特质也伴随着他们的写作，朋友圈信息流对写作题材形成了架空，被动的“接受”取代了主动的“观察，进入”——许多经验只存在于概念中，甚至“爱”这样的基本概念，也可以被“文爱”这样的虚拟体验取代。里尔克观察并写作《豹》之类的传统经验诗，在新一代写作者身上有失效的可能。
《给青年诗人的信》，[奥地利]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著，冯至 译，雅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
自2020年始，在疫情常态化的大环境下，写作者日常交流的线上比例增加，随着日常口语的网络化，一种新的、以便利、快捷、实用为目的的网络口语体系正在形成，它也会反过来塑造本身带有语言开放性的汉语新诗，因此，一些年轻写作者的辞句面临着劣化的危机：当我们每天都会在微信上草草敲下数百上千字的时候，是否还能保持对语言的敏锐，像过去那样精细地打磨自己的诗歌语言？
虚拟空间里，出现了一系列“语言发明”，这对年轻的写作群体的影响尤甚，具体表现为“阴阳怪气”“抽象话”等亚文化；朋友圈社交语言的随意性、无处不在的反讽性，影响着写作者们的语感，改变其对汉语的认知；而它所提供的过量的现场感（“我无处不在，我通过观看而知道一切，但其实哪里都无法触碰和体验”），消弭着诗歌写作需要的距离空间、想象空间。吊诡的是，这种对经验的架空，却歪打正着地符合“征文体”的逻辑——在理论上，一个从未登上过某座名山大川的人，也可以用一首咏赞此山的诗去得奖。这或许是说明，在征文体的逻辑链条里，“诗歌经验”与“文学情绪”不再是第一手的，甚至不是必要的，它恰恰和朋友圈等移动虚拟社交所塑造的新型写作者人格不谋而合。
03
以上诸多无序，既是失范的现象，也是“就范”的原因。
这种“就范”，在行动上体现为试图另起炉灶，建立一套诗歌评价机制。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既可以理解为对诗歌声誉的渴望，也不乏世俗层面的暧昧动机。当传统刊物日益圈子化而公信力降低、学院批评滞后且一贯有着对著名诗人一拥而上的“恶习”时，那些不知名的写作者，对诗歌声誉的渴望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以另一种形式来自我满足。
这一渴望，作为写作这一“熵增行为”（王小波语）抹不去的原动力，遂以一种更加符合时代、更加直白的方式，改造了新一代写作者的上升路径，例如诗歌征文比赛的繁盛，高校文学奖的遍地开花，此两者，都是从各自的思路去试图重建一种符合自己需求，也符合时代背景的“另类诗歌评价机制”。
而征文体，恰提供了写作者自我满足的闭环，它绕开文学期刊和文学院的评价机制，取而代之以暧昧不清的“特定主题”和“展现特色”，为艺术以外的评价因素留下了空间，这一空间的膨胀恐将再次腐蚀我们本就饱受质疑的诗歌评价机制。同时，它让写作者失去良性的批评反馈，失去对自己诗艺水平的认知——如果我们目前还不至于没出息到把征文奖金当作自己艺术水准的反馈的话。换句话说，征文体现象假若能够兴旺一时，则多半也是建立于对汉语诗歌评价体系的公信力的进一步透支。它虽天生具有文学评价体制层面的“去中心化”，看似无比民主；却转而投身另一个不靠谱的“中心”，像一个侥幸捡到钱包，惊喜又不安的人，迅速侧身闪进这扇文坛话语权、民间资本力量、地方政府宣传部门这三者间不停旋转的华丽之门。
只是征文体所释放的信号让人担忧。征文体的兴盛，或是一部分诗人和刊物即将改变自身定位的一个标志，这改变的初衷，是为了勉力抓住我们时代“流量为王”的特点，以避免这一古老艺术门类被彻底边缘化；或是想要在严酷的市场经济规律下生存，保留下作为阵地和火种的诗歌刊物。
从这一点上说，征文体的存在，确实有工具层面的必要性。但是，这类以弱化艺术标准为代价的“曝光度”，加深了人们对诗歌的误解，也让诗界同仁，尤其是比较普通的写作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写作是否有效产生困惑与怀疑。从这一角度说，与其讲征文体是在朝公共领域“开疆拓土”，扩大诗歌影响力，倒不如说是在“抱薪救火”以度过“边缘化”之寒冬。当下，的确是汉语诗歌评价体系的过渡期，可其前途必然是向一个更加非艺术的“征文体系”转型吗？
04
最后一个关键词则是“吃饭”。
写作者们经历了巨大的自我改造，这改造的压力不像半个世纪前那样来自政治力量，而是来自商品化了的生活，来自普遍价值观的物质转向。上一代诗人也坦承，在生存的道德和文化的道德之间，他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我们必须先实现前者，再追求后者，并且有时不得不付出文化道德的代价。“我原先是为永恒工作的艺术家，我现在已经不为永恒工作了。”（见访谈节目《十三邀》：许知远X西川）西川认为，一个写作者假若想要在当代同时保持生活和创作的生命力，他必须接受自己成为一个“无向度”的人。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已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得实在和具体，但也正因为这种实在，失去了理想主义的精神感召力——你所看到的远方和人们，只是大数据的信息茧房为你提供的你所期待的人造景观；人工智能成为新的发展转折点，也是新的物质增长点，与此同时，人面临着主体性是否消亡的考验，信息爆炸和随着人工智能而冒头的“算法至上主义”，让传统的作者和读者，都面临着异化为信息容器的风险。
诗歌领域的公共空间在加快萎缩，我们还未真正适应微信公众平台等文字新媒体的传播机制，而社会精神生活已经难以逆转地转移到了视频媒介上。短视频、直播或B站弹幕成为最前沿的文化载体，此消彼长，诗歌影响力的消退，迫使写作者们改变自己的写作姿态。应该说，就我观察到的情况而言，这姿态往往两极分化，一部分人以“回到内心”或者“日常生活”为名，退回小圈子内部，摒弃“五四”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个特殊时期赋予诗歌的启蒙性，取而代之以古典诗歌式的交际作用，在外部环境对诗歌的拒绝越来越粗暴时，新一代年轻诗人间社交酬答的诗歌里满是暗号般的符号，意味着圈子化也在加深，像是穿了小鞋的脚指甲，不得不开始向内翻卷，直到发炎。同时，另一部分写作者转而试图面向大众，参与娱乐圈、网络舆论空间，用搁置诗歌本身规律的方式，来取得暂时的流量的合流。
和前文所提到的诗歌语言的劣化相比，更深入人心的是诗歌理念的劣化——既然基本上只有朋友圈和公众号提供着即时正反馈，那么“我为眼前的利益而写”也便是新的常态，征文体的正当性由此确立。拉康认为，对于一个主体来说，镜像是最初的他者，正是对自我的想象，驱使着作为主体的人进行改变。
不妨猜想，也许诗歌理念的急遽变化，是写作者们转而热烈参加征文体写作的主观原因之一：随着诗歌领域的整体边缘化，在影响力减弱的传统诗歌生产机制里，依靠写作本身而获得现实的立足点已越来越难；同时，以发展为主线的历史社会脉络正在绕开被束之高阁的诗歌，这时，物质便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写作者认为是值得追求的实际。社会给人的物质压力下，“把握当下”的人生观作为适应本能的一部分，也被写作者们接受了，这往往意味着年轻诗人们不再愿意对未来做过多期待，试图以此简化期待落空带来的情绪成本，却也同时简化了诗歌的行动力和承载力。这样思考下去，也就不难理解，许多人写作的动机都会在严峻的现实里，被重新调整为两个字：“吃饭”。
可我们一味责难是没有用的，征文体只是直观体现了诗歌这门艺术的无所适从，不为任何个人意志转移。最坚定的抵抗将是写作者的“自我组织”——我即是我的阵地，我必须忠实于符合自己诗歌理想的写作，在解构的浪潮中等待重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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