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车洪才口述“国家任务”

（车洪才在阿富汗）

王府井大街，我又一次推开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上次来这里，还是34年前的事。
商务印书馆，还在王府井大街，还是那个灰色大楼。不过，里头的格局早就变样了，人也不认得了。
提着一个公文包，我推开拱形玻璃大门。不晓得往哪走，也不知道该找谁。
传达室的同志叫我上三楼，找外语编辑室。我在305门口轻敲了几声，说有本词典想出版，普什图语。
屋里坐着的小姑娘愣了一下，我解释说，阿富汗国语。她瞟了我一眼，随口问道：“估计有多少字？”我说，大约两百万字。她立刻站了起来，说“您请坐，我去找主任”。
外语编辑室主任张文英来了。我从公文包里掏出几页样稿，把一份辞书编写经过递给她。
这本词典，是1975年全国辞书出版工作会议上列入规划的，由商务印书馆承办。1978年，我接到任务，在编写过程中，就曾来这里跟孙敦汉等老编辑沟通具体问题。
听到老编辑的名字，张文英觉得亲切。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没人接头了。
来之前，也有人为我担心，建国后学普什图语的不到百人，这本词典要赔钱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亏本买卖，商务印书馆会不会做？
我儿子、儿媳曾私下商量，实在不行，咱就自费出版。我知道后，坚决反对，那样出书，我以往的工作不都成了个人行为？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
张文英看得很仔细，她说词典已经编成了，我接了，但是还需要馆里开会。“您就回去等消息吧！”


学哪种语言，按宿舍分，这么简单，就把一个人的命运定了。

得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
1959年12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首都国际机场刮着风，直往脖子里钻。我穿着母亲缝的棉背心，套着国家花460块置装费办的深蓝色西服和呢大衣，登上伊尔18飞机。
同行5人，都是全国重点大学英语专业3年级的学生，我们此行，是去阿富汗学语言的。
现在从乌鲁木齐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有航线，当时却要取道俄罗斯。我们从积雪一尺多深的莫斯科，转机飞往塔什干。途中遇到高山气流，飞机颠簸得厉害。
这是我头一次坐飞机，傻乎乎的，也不知道害怕。同机的两个信使，神色紧张。
由于天气影响，飞机返回欧姆斯克迫降。我们等了一夜，搭乘20多人的伊尔14小飞机前往喀布尔。
使馆的文化秘书开着一辆铁皮吉普车来接我们。车窗外，是低矮的灰色平房，高鼻子深眼窝的男人留着大胡子，缠着头巾。女人呢，个个从头到脚用黑布裹得严严实实，只有眼睛处留一层黑纱。
我们住在商务处，使馆外一幢灰色的两层小楼。一个套间里，我和张敏、虞铁根三人住大房间，其余两位同学住小房间。很随便地一分，哪晓得，学的语言就不一样了。
阿富汗有普什图语和波斯语两种官方语言，均属印欧语系。使馆按照寝室划分，两人学波斯语，三人学普什图语，这么简单，把一个人的命运给定了。
那个年代，个人意志在国家需要面前显得很渺小。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到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
北外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中阿建交需要人才，让我去阿富汗，我说好。阿富汗当时属资本主义国家，那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一到住处，我们就给家里写信，请信使带回北京。可是过了两个月，还没有收到回信。
直到次年8月，陈毅来访，有人才透露，两个信使返回时坐飞机摔死了。出事的就是我们坐过的伊尔14。
两个信使惊慌的神情一直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才知道，这条航线受高山气流影响得厉害。前一年，也就是1958年，郑振铎率领的文化代表团访阿途中飞机失事，牺牲了。


（由车洪才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我们是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的中国人。就像唐僧取经一样。

当时的阿富汗没有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片宁静景象。早上天还没亮，就能听见从清真寺顶传来毛拉清脆高亢的召祷声。
喀布尔大学还没有集中的校址，各个学院单独在外办学。我们读的文学院位于新城，一幢二层小楼，一圈平房围成一个院子。
学校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班。老师不会说汉语，用英语教，所以需要抽调英语专业的学生。普什图语从右往左写，我们看不懂。老师没教过外国学生，我们问他，有字母吧？从字母教起，再教词汇、句子……
没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了查一个词，我们常常从波斯语查到俄语，再查到英语，最后英语记住了，普什图语给忘了。一本《普什图语英语词典》都画满了。我后来编词典那么大的劲儿，就是深知没有工具书的苦。
我们3年学9个学期的课程，一天到晚在读书，没有寒暑假。作为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的中国人，我们当时就想着努力学习，像唐僧取经一样，把普什图语的种子带回来。
我们上街至少须两人同行。这对学语言是不利的。但是没办法，使馆怕我们受资本主义思潮影响，学校也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阿富汗同学。
其实在校园里，阿富汗姑娘很洋气的。她们解开了黑布缠绕的头纱，露出深棕色的脸蛋。我们一个波斯语老师，阿富汗参议院议长的女儿，上课的时候，黑罩一脱，上边毛衣，下面裙子，还蹬着高跟鞋，比我们时髦多了。
我们去市场买东西，讲普什图语，商人非常友好，会自动降价，把你当自己人看了。说波斯语就不行，学波斯语的两位同学非拉上我们一起上街。
阿富汗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很看重。普什图族约占阿富汗人口的一半，另外在巴基斯坦有1200多万普什图人，印度等国也有数以万计普什图人。
可惜没能与当地人深交，后来我在使馆工作，好多阿富汗人说中国人不爱交朋友。其实不是，外交人员不能与外国人保持长期联系，这是制度上的要求。

“编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句话我深有体会。

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广播学院，张敏、虞铁根等去了外交部。后来，根据国家需要，我们一直被“借来借去”。
1975年，国家为了提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形象与地位，制订了辞书出版计划，其中就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我和张敏等曾被借到国际广播电台，做一档普什图语的节目。1978年，商务印书馆找到国际台，问我们接受不接受，我们说，国家需要就弄吧！
商务印书馆第一编辑室主任朱谱萱老先生，到国际台以座谈的形式，仔仔细细地跟我们讲词典怎么编、体例怎么搞，编写中应注意哪些问题。总算入门了！
没多久，张敏调回了国际台，我带着编词典的任务回了广院。一个人力量有限，我找了学生宋强民当助手。
广院5号楼，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桌上一字排开摊着5本相关词典。我们以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再手写汉语释义。
记词条用的卡片很贵，又没有经费。好在宋强民母亲在街道工作，街道有个印刷厂，通过她把厂里的下脚料切成15乘10厘米的卡片，不要钱。
办公室也没有卡片柜，我们把资料柜上下两层的横条钉上竖格，改成卡片柜。每编完一沓，就插进柜里，上锁。
出版界老前辈陈原说过一句话：“编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圣人不敢想象，但不是人干的，我有体会。很苦，很单调。
这东西，要专心细致，出一点错就要误人子弟。有时候，一天搞不出一个词。站在窗前，看着正在施工的12、13号楼，像搭积木似的，很快起来了。我们呢，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几年不见成果。
编辞典，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翻译一下就好了。好多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背景不清楚翻译不出来，就得查资料。查找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这样，对编词典慢慢培养出感情来了。

从没想过放弃，我有一种使命感，国家培养了我，我很感恩。

原计划十年完成，前两年编辑孙敦汉偶尔会打电话来询问进度。我们想着集中两三年时间把初稿弄出来。没想到，远远低估了编写难度。4年时间，我们做了10万张卡片，只完成了70%。
1982年，学校要我去搞生源调查，忙完一阵刚想坐下来，学校又派我去搞函授。
后来，宋强民调去国际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和我也逐渐断了联系。未编完的词典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一次路过办公室，我傻眼了——墙面正在粉刷，里面空了！卡片柜哪去了？搬到对面水房了。柜子还是锁着的，抽屉却撬开了。
哎呀，卡片撒了一地。装修工人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呢，这得多少张卡片啊！胸口一击，像是孩子被害了的感觉……
发火也没有用，往回捡吧。女儿大学放假，正好在家，蹲地上帮我一张张地捡。捡了好几箱回来，也丢失了很多。
卡片摞在家里，我都不想碰，一碰心里难受啊！女儿看着心疼，帮我整理，按照号尽量排起来。
这以后，卡片跟着我搬了三次家，占了大半面墙，家里人从来没怨言。如果这中间哪个环节稍微动摇下，词典就流产了。
从没想过放弃，这大概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老家在黑龙江海伦市，解放比较早，每次解放一个地方，学校都组织提灯晚会庆祝。抗美援朝那会儿，伤员撤回来，我母亲帮着洗志愿军军服。我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党的需要就是个人志愿，这个思想根深蒂固。
后来，我用了半年时间，把丢失的卡片一点一点补回来。

使馆单人沙发里，发现一枚子弹。正好是我常坐的地方。

在变化的时代里，后来大家各搞各的工作去了，没人再提起这本词典。
1992年4月，苏联扶持的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国家需要既懂英文，又懂普什图语的人去搞外交，找到了我。
张敏当时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做代办，我去负责办公室事务。我重燃希望，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谁知战事难料。
离我们去阿富汗求学，已经过去了33年。这时的阿富汗，经过抗苏战争，街上可见被炮火轰炸过的民房。拉巴尼派和古尔布丁派游击队开入喀布尔抢夺地盘，几乎每天摩擦不断，流弹横飞。
阿富汗人打仗，我们外人很难理解。使馆外，两个士兵坐在凳子上聊天，聊得亲热。我说你们是哪派的？他俩竟不是一派的。私下是朋友，白天站岗，晚上放枪，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关系，不是真的交火。
不过放流弹就讨厌了。古尔布丁派要袭击占领总统府的拉巴尼派，我们使馆和总统府只有一墙之隔，有一天，我们刚进使馆，听到“轰”的一声，院里的大树中弹了，橘黄色火球砸下来。我们拔腿就跑，刚到一楼拐角处，一声巨响伴随着大楼的震动，又一颗火箭砸在地上……使馆院里先后落了13颗一人多高的灰色火箭，幸好5棵大松树挡住了大多数，没有人员伤亡。
当时，爱人跟着我在使馆工作。她在二楼的住所，正对着窗户的单人沙发里，发现一枚子弹。这里正好是我常坐的地方，我要是在的话，不死也得伤了。
1992年，8月28日，第一批使馆人员撤退。我把车开到停机坪上，送大家上了飞机，我心里总算踏实了。我们的飞机还在半空，一架苏联飞机从天上来了，刚一着陆，古尔布丁派从山后射来一颗炮弹，苏联飞机中弹着火了。眼瞅着有爆炸的危险，我拉着张敏冲进车里，一气儿开到使馆，那一刻真是惊心动魄！
我爱人先我一步，跟着印度大使的飞机一起撤退。1993年7月，我最后一个撤离。出境时，没想到巴基斯坦的一个随员没有签证。我让他在机场等，自己叫了出租车直奔外交部。
在外交部门口，我碰到了卡尔扎伊——当时拉巴尼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后来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我之前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他喜欢穿袍子，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孔乙己”。那天他穿一身西服，戴一顶船型紫羔皮帽。
他说，情况这么紧张，你跑这儿干吗来了？我说办个签证。
等我赶到机场，已是下午一点。登机时，机上一片掌声。怎么回事？就等我们了！原来卡尔扎伊坐了同一架飞机，他跟机长说等我们，下一班要再等一个星期。
这样，飞机晚飞了半小时。要知道，多停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游击队随时都可发射火箭啊！

浪费了最好的10年，我对学生讲，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回顾我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只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基本找不到自主决定个人命运的痕迹。
“9·11事件”前后，阿富汗问题进入全球视野，普什图语人才奇缺。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这一专业的招生，聘请我和张敏等为特聘教授，我当年已64岁。
不由得想到，63、64年我带过两班普什图语学生。每班13个人，有点像戏班子，师父带徒弟一样。那两班学生毕业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只有9人去了国际广播电台，其他人都改行了，很可惜。
那年，我刚三十出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浪费了最好的十年。我要把失掉的时光补回来，做出点东西，留给后人。我对后来的学生讲，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从1964那到2000年，中间中断了36年，广院没有招一班普什图语学生。我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编教材。这时候我从国外找到了普什图语软件，如鱼得水，这也为后来续编词典打下了基础。
早年入职国际广播电台的学生，目前已全部退休。2000年、2004年入学的两班学生，共38名，分别去了国际台、外交部、新华社、总参三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公安部反恐办公室等单位，在不同的岗位使用、传播普什图语。

五十年代的想法和做法，出现在21世纪，大家觉得新奇。

送走最后一班学生，2008年下半年，我终于有时间全身心投入词典编写。这时我已经72岁。
我准备去厦门，到儿子家里安心编写，只好把卡片统统搬到厦门。家里人怕丢，不敢托运，每次坐飞机都随身带一部分，沉得要命。
儿子儿媳找人帮我把汉语输入电脑，我自己一点一点添加普什图语，把十万张卡片的资料输入电脑，电脑都用坏了3台。干这个事也很费眼睛，我做了视网膜脱落手术，总算还能看见。
宋强民在2000年生病去世了，没能看到词典的出版，很遗憾。所以，这个一辈子的事，我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活人，也要对得起死人。她爱人一直关心着词典的进度，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后来，张敏和我一起埋头干了四年时间总算编完了词典。
2012年4月的一个上午，时隔34年后，我再一次敲开商务印书馆的门……
过了一个月，商务印书馆张文英打电话来——词典选题通过了，我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
2015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周年，这本辞典已列入庆祝项目，将在今年12月出版，现在我每天在加班加点忙着校对。
按照合同规定，每千字稿酬80元，总共我们将获得稿酬大约十几万元。很多人问我值不值？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能把普什图语带到中国，以78岁高龄编成第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很满足，心里很踏实，这就值了。
张敏也很豁达，打趣说，现在人家出书都要自己掏钱，没跟咱们要钱就行了。
我这个事情，其实很平常。如果放到五十年代，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是五十年代的思想，五十年代的做法，出现在21世纪罢了。
媒体报道后，阿富汗全国选举委员会给我送了块奖牌。
把词典编完，我想该养老了，商务印书馆又给了个任务，编译《普什图语汉语精选辞典》。我说我年龄太大，不好接受了。他们说，车老师，要是你不接受，这本词典20年以后也出不来啊！
我和张敏商量，那试试吧。看来人世大义无穷期啊！

（本文原载于《杭州日报》，由车洪才口述，周璐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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