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改变了平民阶层的境遇吗？
1795年，这座诺曼底城市的人群推倒了竖立在主教座堂里的卢梭像，并且高喊：“见鬼去吧！上帝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至少有面包。”只能靠基督教赈济过活的人占到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大革命最大的受害者。
在一个壁垒森严、金钱至上、崇尚平衡、限制流动和晋升的社会中，普通大众仿佛永远都属于另一个法国。他们总是与贫困为伴，因为依附地位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并对现代性抱有敌意。当这场风暴平息时，他们表面上的坚忍的平静却无疑代表了心中长久的失望。
在大革命时期，法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是否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当《农民报》总编根格内（Ginguené）在1795年年初表示，农民们普遍更富有了，也许他高兴得有点太早了。无论如何，他表达了一种当时流行的理想，即希望农村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要受到罪恶城市的感染。
这种共识的背后是政治动荡中极为保守的社会现实。很难相信当时农村地区所发生的变革对法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能有什么促进作用。法国仍然带有浓厚的农村文化色彩，就像在1800年的旺多姆瓦所看到的，那里的男子中有三分之二从事和父辈相同的工作，四分之三在父辈生活的地方成家立业，有超过十分之九的妇女在自己出生的地区结婚，她们中有70%住在离自己出生地不超过10公里的地方。在阿图瓦（Artois），这种稳定性体现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村镇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农场主手中，他们曾经是领主的代理人。新的选举显示，他们的地位没有被削弱。虽然在恐怖统治时期一度受到威胁，他们在热月政变后再次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并将其长久地保持下去。经济、家族和关系的力量确保了他们的地位。从旧制度到19世纪，他们在农村的统治不可动摇，并未受到大革命的太大影响。
莫里斯·阿居隆认为，大革命没有引发新的土地分配。虽然最富有的农民从富裕阶级的财产转移中受益，其他人得到的小块土地却完全无法带给他们独立地位，反而加剧了农村地区土地被分成小块的现象。我们可以把普罗旺斯的农业社会分成两个等级：无法独立生活或者需要救济的穷人，以及经济自足，非受雇，生活相对优越的农民。阿尔贝·索布尔也注意到这种农民的分化。
虽然大革命在总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条件，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它并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从而提供给他们在自己家乡生活的手段。大革命造成了农村地区的不平等愈演愈烈，大大推动了传统社群的解体。富农和短工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分析再次把农民分成三类：独立的中小生产者，靠小块土地自给自足但经常负债的，无产者或将要成为无产者的。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大革命尤其偏爱第一类，它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农村习俗，更是拒绝平等地分配土地。在富农享有特权的环境中，出现分化的农民阶层的内部矛盾日益严重，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恶化了，这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经济保守主义。一边是土地所有者们看重的文化自由新原则，一边是穷人们维持集体权利的要求，很难在两者间达成妥协。
彼得·琼斯（Peter Jones）对中央高原南部的研究显示，大革命期间所谓的“乡村共和国”并没能终结过去遗留下来的冲突。对农村的政治化只是以现代的派系语言重新包装了从前的争执罢了。在那里，雅各宾派活跃分子受到了对其怀有敌意的民众孤立，被和官僚理念的入侵画上等号，而这种理念的代表正是已取得统治地位的农村资产阶级。我们不应被革命修辞的表象所迷惑，从而忽视了隐藏其下，为争夺当地权力而展开的个人斗争。这些斗争的特点与旧制度下的可谓一脉相承。从恐怖统治开始（或者达到顶峰），喜欢挑起诉讼的贪婪律师们在村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1789年之前一样，对公共财产的处置仍然是当地的重要问题和冲突的源头。有时，这些冲突以古老的形式出现，它们比大革命的历史悠久得多，并在后者的刺激下重新爆发。
在深受保护人制度影响的传统社会中，公民可以在不同原则中自由做出选择的理念无疑是荒唐的。在天主教和新教势力并存的地区，人们的仇恨几乎将大革命时期变成了宗教战争的终极阶段。“保王党”和“共和派”等词汇只是表面现象，它们被革命积极分子用来包装传统的家族对立。热月政变后，这些冲突脱去外衣，成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冲突参与者的划分依据更多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他们的社会地理背景。他们按照这些背景组成各种帮派、团体和小圈子，让督政府选举完全失去了其自诩的政治现代化特色。农村地区的雅各宾派和保王党只是在延续早已存在，因行政和司法机构去集权化而加剧的矛盾罢了。在少数与巴黎或多或少保持联系的活跃分子的影响下，农民们反应背后各异的动机都被乏味的革命语言掩盖了。
我们知道，贫困是大革命前夕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它不可避免地伴随了大革命的整个进程，其中城市劳动者的悲惨处境最广为人知。达尼埃尔·罗什认为，对巴黎的下层人民来说，这种情况在18世纪依然如故。与旧制度终结前相比，学徒和仆人等群体的命运似乎没有得到改善。更一般的，我们可以自问，法国大革命对于自己所继承的贫困问题究竟做了什么？
在对贝叶（Bayeux）的研究中，欧尔文·赫夫顿（Olwen Hufton）详细描绘了大革命期间的教会危机给那些只能靠基督教赈济过活的人带来的灾难。这些人占到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大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在施惠者遭到灭顶之灾的同时，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多，由此陷入了悲惨的境地。1795年，这座诺曼底城市的人群推倒了竖立在主教座堂里的卢梭像，并且高喊：“见鬼去吧！上帝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至少有面包。”对于旧制度下已经存在，并在1789年后日益增加的庞大的贫困人口，赫夫顿做了更多后续研究。他指出，这些人在社会中完全不是异类，就对于贫困的恐惧和面对灾难的脆弱而言，他们与大部分人没有差别。他们为了求生想出的各种权宜之计在当时的经济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出现了什么状况？贫困问题的加剧似乎是该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别是在城市。阿兰·弗里斯特对波尔多的情况做了生动描述。在这座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城市，乞丐和流浪汉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救济机构有限的承受能力。在平民街区可以看到越来越多陷入绝境的劳工和卖淫的妇女。革命积极分子的行动完全无法改变这一切。他们驱逐乞丐的本意无疑是好的，并且体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可问题是，在封建制度和教会被摧毁后，法国社会也失去了其仅有的救济机制。战争进一步消耗了可以用来帮助穷人的资源，同时加剧了工人们的悲惨处境。1793年，波尔多和其他地方一样受到了饥荒的威胁，这种情况下，穷人们完全不可能被动员起来支持大革命。
在其最新的研究中，阿兰·弗里斯特再次把目光放到了大革命用以解决上述问题的政策之上。这些政策体现了18世纪精英阶层所推崇的社会义务理念。于是，与贫穷的斗争成了人类的使命和国家的责任。这种理念的实施在旧制度下就问题重重，现在又被交到了大革命手中。制宪议会下属的济贫委员会试图为官方救济机构筹措资源和确立规范。然而，在经历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以及雅各宾派徒劳的集权化行动后，建立世俗收容机构的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作为后继者的热月党人让情况变得更糟，出于战争的需要，他们彻底放弃了所有对穷人真正的救助。在失业和经济危机面前，公共赈济和救济所对穷人处境的恶化无能为力。
与代表们的慷慨陈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无情地投进了监狱。在大革命初期，人们曾有过创造就业岗位和建立公共工厂的计划。但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从未被真正实施过。在大城市，私生子婴儿被抛弃的情况仍然司空见惯，而穷人们则对加入革命军队态度冷漠，因为他们觉得这支军队将不会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更多时候选择了当逃兵。令人印象深刻的立法成果和灾难性的现实形成了令人唏嘘不已的反差，严重损害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形象。如果说大革命的官僚野心在物质层面上有欠成熟的话，那么它可利用的资源就更是显得可笑了。
阿尔贝·索布尔注意到，1789年后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出现了恶化，穷困加剧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了拿破仑时期，而即使是拿破仑也远没能将其终结。与旧制度时期一样，巴黎工人街区三分之一的人口需要仰赖救济机构过活。法律上低人一等的地位以及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让人更加同情这些受雇佣者的命运。妇女和儿童的状况则更是非人的。不稳定和脆弱仍然是大多数法国人物质生活的特点，特别是在城市。
显然，我们无法为那个时代描绘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就像路易·贝热龙所说，“受雇用者是19世纪初法国社会最大的输家”。在法律撑腰下，雇主和警察们对工人的压迫日益加强。与过去相比，对平民阶层的控制和监视被越来越多地视作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工人运动无论在组织形式、斗争方法、目标和精神上最多只是在重复旧制度下的经验。在一个壁垒森严、金钱至上、崇尚平衡、限制流动和晋升的社会中，普通大众仿佛永远都属于另一个法国。他们总是与贫困为伴，因为依附地位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并对现代性抱有敌意。当这场风暴平息时，他们表面上的坚忍的平静却无疑代表了心中长久的失望。
（注：本文摘自雅克·索雷著《拷问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