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的“主旋律” | 文化版图（6）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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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生活在美国真好！”可以视为好莱坞的主旋律。观众被要求接受一种被动的态度，要在梦境中忘却自我，任由自己被置于一个由美丽的神话世界编织而成的摇篮中。一场电影具有了类催眠性（费解、令人陶醉的画面、舒适的放松、身体的被动和无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学者雷吉斯·迪布瓦的著作《好莱坞》对此有深刻的解读。新华网记者王志艳就此书对著名导演谢飞进行了专访。
专访实录:
▲为乐观主义服务。在绝大多数好莱坞电影中，现实总是被美化、粉饰乃至升华；在那里一切（甚至是贫穷、战争、死亡）都是美好的、令人愉快的、有趣的以及比生活更伟大的。娱乐主导一切，而且一切的一切都会参与到这一粉饰现实的操作中。电影《勇敢的心》虽然是一部发生在英国的故事，讲的也是苏格兰的民族英雄。不过本片能获得奥斯卡的亲睐，则是因为这个角色更像是美式英雄的化身，尤其华莱士在结尾高喊“Freedom！”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信赖美国精神的观众为之感动。
新华网：《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这本书较之其它研究好莱坞的著作有何特别之处？
谢飞：我在电影学院教学用得较多是技巧型的东西，比如罗伯特·麦基的《故事》等，选十部好莱坞电影，仔细分析它的类型、起承转合，看好莱坞如何讲故事。这本原著是法文侧重讲文化战略，从法国人的角度看好莱坞怎样把他的主流价值观通过电影输出到全世界，写法国、日本怎么和好莱坞斗争，包括苏联电影是怎么被击溃的，同时总结了美国文化如何占领全世界的策略，包括成功和失败的努力，值得做文化企业和管理的人学习。
新华网：对好莱坞电影真正要去研究的核心是什么？
谢飞：真正要研究的是好莱坞怎样“用娱乐承载思想”。电影在美国从来都属于娱乐业entertainments，甚至都不叫文化产业。另外电影是一个企业制造出的商品，是为美国赚了很多钱的商品。我们传统的认为电影只是艺术和宣传工具，这只是它的属性之一。中国电影如果用宣教的方式“走出去”肯定行不通，你看美国人传播的价值观，电影里宣传的美国民主、美国梦都用了娱乐的方法。
新华网：中国电影“走出去”面临怎样的形势？
谢飞：中国电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就并不比国外的差，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费穆的《小城之春》在国际上的评价都很高。1992年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高峰期，涌现出《香魂女》《喜宴》《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等一批比较优秀的电影，中国电影同时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很少有这样的景象。
▲大团圆结局作为秩序的回归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极致表现。一切都要回归秩序并且具有意义：坏人受到惩罚，好人得到嘉奖；美国向我们重申，它才是最正义的国家。电影《愤怒的葡萄》是根据美国小说家斯坦培克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主人公约德刑满被释回家，发现家乡一片荒芜，只得携家乘坐一辆破旧的汽车到西部谋生，在那里的一个农场做工。文学原作结尾过于悲观，而改编后影片与原作不同了。
我觉得中国电影“走出去”有两种方式——“文化电影走入文化圈”和“商业电影走入主流市场”，这两个是很困难的。中国的武侠功夫片有两到三年是走出去的，代表是李小龙、成龙、李安的《卧虎藏龙》，其后跟拍的最成功的只有《英雄》，在北美取得6000万美元票房，虽然电影里“天下”的概念大家不是很认同。但《黄金甲》就不行了，而《夜宴》根本就没卖出去。主流的商业电影都被好莱坞占据，虽然像法国、日本也曾有过抵制好莱坞的博弈，但好莱坞依然非常成功。近些年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培育起来了，好莱坞电影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请中国演员参演。像《变形金刚4》里很多的中国元素，三天就6亿票房，与北美票房都齐平了。
新华网：国家在积极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电影面临哪些机遇与困难？
谢飞：2003年是中国电影的转折点，国家正式把电影纳入文化产业，允许私人资本和外资投资电影、建立院线，这是本质性的改革。相较其它行业的产业化程度，文化行业的产业化是滞后的。2013年中国才5亿多人次的观众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换算下来每人每年进影院才0.45次，而韩国4千万人口每年人均观影达4次，如果13亿人口人均进一次影院马上就能超过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如果进两次呢？所以说我们的市场潜力还有待开发。其中我觉得管理部门要懂得适当放权，有一些事情可以交给行业协会、企业、电影人、市场去调节控制。
▲好莱坞电影以等级化的个人主义模式运营着，对个人主义的礼赞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表现的手法。电影《后窗》成功地制造出恐怖与悬念的气氛，形象地发掘出个人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偷窥心理与欲望。影片最终展现出了人性最深层的恐怖和最异常的思想。
新华网：现在很多资本也涌入了电影行业。
谢飞：对，我们中国也在买美国的院线。虽然像索尼也并购美国的电影企业，但并没有出现日本文化占领世界的局面。有钱了不一定都能成功，还要有经济、科学的决策。为什么《变形金刚》《超人》《哈利·波特》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首先最近二十多年美国影院观众呈低龄化趋势，平均年龄都在14-15岁左右，使得“电脑游戏式电影”很风靡。而斯皮尔伯格那样老一辈电影人拍的严肃题材，比如《拯救大兵瑞恩》曾经很赚钱，但现在像《林肯》这样的片子都进不了院线，这是时代的变化，我称之为“小影院时代”。
其次，好莱坞电影的产业链中，院线收入只占总收入的30%，还有很多衍生品等变现途径。而中国电影90%的收入要靠院线票房来支撑，所以我们只能拍《泰囧》《小时代》这样迎合观众的题材才能卖钱，市场的多元性急待开发，电影艺术质量也有待提升。做商品一定要研究市场和成本回收，中国现在每年拍摄的800部电影只有一、二百部能进影院，这是没有经济头脑，不按规律办事的行为。虽然现在有很多钱投资电影业，但你不汲取经验，不科学、不高智商的运作，不卧薪尝胆花十年、二十年的苦功，很难使得“中莱坞”走向世界。
▲善恶二元论、简单化和信息不对称也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表现方法之一。《城市边缘》这样“羞羞答答的”异议影片，“恶人”将遭受惩罚，一切回归秩序，就好像那仅仅是一个特例而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一样。
新华网：美国、韩国影视业的发展路径一定适合中国市场么？
谢飞：你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创造。高晓松说过一句话，“大航海时代使得人类进步，而我们正处于第二个伟大的互联网时代。”利用这个时代，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是可能的。
比如电影审查和分级制的问题。从《海斯法典》到现在也是经过各种各样矛盾的调和平衡博弈才形成现在这样的制度，全世界范围内用分级代替审查，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经验。而我们简单机械的认为实行分级就是允许拍三级片，这是很片面。应该用法律的方法，交给社会、市场和行业自律解决，这样保护观众也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冯小刚也说《一九四二》12岁以下的孩子不适合看，由于没有分级制，你也不能保护孩子。崔健的《蓝色骨头》是由我做的顾问，因为里面的一句台词始终通不过，但崔健作为创作者他有表达观点的权利。
中国电影发展的误区是只重视票房，而获得票房的大多是纯娱乐电影，好像过亿就成功，不过亿就不成功，这是很片面的。我们要科学的认识电影既是商品又潜藏着文化价值、思想、意识形态，应该建立一个多元的市场，对于非娱乐的电影也能给予支持鼓励。
新华网：像崔健、高晓松、韩寒、郭敬明这些音乐人、作家都在拍电影，跨界似乎变成潮流。
谢飞：电影从胶片进入数字时代以后，技术门槛降低了，手机普及使得人人都是摄影师，电影从很专业很昂贵的制作流程中解脱出来。电影成本的降低，让很多非专业的人士进入这一行。不像我们当年考进电影学院只要能合格毕业肯定能去当导演，分到制片厂，有编制，拿着工资，接受上面的任务，那时候的体制让外行进来不太可能，现在则不同了。
再一个我认为在影视制作行当中，“行行道路通导演”。导演是对影片艺术全权负责的一个人，凡是创作欲望强的人都不会只满足于单一的角色，他都希望当导演。有很多成功的导演都是从编剧和演员转行过来的，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还有像昆汀·塔伦蒂诺那样没有上过专业院校的。中国老一辈的像赵丹、崔嵬，后来的姜文，现在的徐峥、薛晓路等等，好的演员、编剧成为导演并不奇怪。电影不那么神秘了，国外作家成为导演的例子也挺多的。韩寒、郭敬明这样跨界的以后可能会更多。电影是综合艺术，如今的数字技术让大家拍东西的机会越来越多，实践出真知。比如像张艺谋是学摄影的，也做过演员，他有大量的真才实学。贾樟柯也不是学导演出身，他先拍纪录片，慢慢积累，后来拍了《小武》。
▲男性中心论和对他者的否定构建了好莱坞的英雄模式。《与狼共舞》中的印第安人、女性人物或者同性恋角色，较之过去，他们在大多数好莱坞制作的影片中获得了更加吸引人的身份吗？
新华网：您怎么评价他们的电影品质？
谢飞：处女作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一部戏想达到非常完美不太容易。以前我们必须先当副导演，八年抗战，跟很多人学习，九十年代以后走这样路径的人少了。现在真是拍影视的好时代，八大艺术中影视是最不需要严格技巧与基本功的，不像唱戏、画画、跳舞都需要严格的基本功，写作也需要有对文字的感觉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影视和现代技术手段结合得很紧密，你看多了都能学会。韩寒快要上映的电影《后会无期》，于冬评价很高，说是新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像姜文一样的鬼才。也说不定，至少这孩子十几岁自学成才成了作家，有文化、有才华。
新华网：这是不是意味着拍电影不需要太多的理论支撑？
谢飞：理论需要，实践更需要，结合起来会做得更好。郭敬明的第一部戏我看了并不反感，第一次能拍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比我的很多本科生、研究生第一部戏都要好。我觉得韩寒也不一定，聪明的人、爱看电影的人都能无师自通。
新华网：您是鼓励更多人加入这个行业？
谢飞：其实大网络时代很多人已经加入了。很多网站自制的短片点击率都是上百万次，这不比进影院看电影的人少，他们不就已经成了导演么！
谢飞曾经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系的访问学者，对好莱坞电影产业的运行机制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将中国观众对《变4》的“疯狂”，归结为“小影院时代”“电脑游戏式电影”的风行，而无论哪种形式，本质上都是好莱坞电影“用娱乐承载思想”的手段，这正是当下中国电影需要学习的。
谢飞，中国著名导演。出生于陕西延安，1961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5年担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国影协第五届理事。曾执导过《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香魂女》《本命年》《黑骏马》等影片，凭借《香魂女》获得1993年德国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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