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读书的法与得法

阅读，是最为平等与开放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出入纸本，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与文明，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让后来者的创造成为可能。人类文明的这一赓续、传播与分享，正是有赖于印刷与出版的出现。进入现代出版时代，出版人与写作者的阅读半径，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我们每个人的阅读版图。

阅读或读书在小时候是一种乐趣，如今这种乐趣变成了职业。有人说，兴趣与职业结合在一起是人生的一桩幸事，我也这么想。作为编辑，要读很多原稿和校样；作为出版社负责人，即把图书当作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人，一方面要读大量的书以提高自己的市场判断和选择能力，另一方面要不停地审读样书，以把控质量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要读更多的“专业书”；作为企业管理者，还要读一点经营管理方面的书。反正，这辈子注定是离不开书了。

2014年底到2015年初，我读了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和《荷尔德林诗的阐释》、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笛卡尔的《谈谈方法》、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 论人的使命》，正在读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些书都是随性从书架上取下来读的——只有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是特意找来重读的，那本书还是二十几年前读研究生时买的——不经意间却发现了它们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内在联系，读完之后更有茅塞顿开之感。

首先，这几本书都属于文史哲一个大类。上大学时，几乎所有老师都强调文史哲是一家，文史哲不能分开，当时似懂非懂，读完这几本书之后，似乎才真正明白了一点儿。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是1769年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关于语言起源问题面向全欧洲的征文，最后赫尔德的论文名列榜首，并成为唯一一篇指定出版的论文。这篇论文不仅结束了直到17、18世纪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神授说，更从自然到社会、从动物界到人、从历史到现实等多方面论证了人类的语言来自理性思维的需要，而不是来自口和舌等发音器官，而语言的发明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理性即思维活动或思想的发展。赫尔德论文视角之独到、逻辑之缜密、内容之丰富，作为征文，令人叹为观止。

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语言文字与哲学的同源。在哲学家看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代表物质的存在，代表人的存在。荷尔德林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他的名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通过海德格尔的阐释更加得到了升华，扩大了其影响力。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乃是人的所有物”“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本有事件”。所以，语言是人之存在的明证。难怪那么多哲学家都对语言研究感兴趣，甚至还有专门的语言哲学分支。

历史是从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开始的，文字发明之前的时期称为史前，有了文字才有人类的历史，所以“文史不分家”是绝对的，尤其是在早期文明阶段，所有文字记录包括所谓的文学作品都是历史。历史学就是人学，就是研究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发展和演进。康德说，哲学只回答三个问题，即人是谁？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所以，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是同一件事儿，即人的事儿。然而，不是所有人的所有事儿，都能进入历史的视域，或都能称其为历史。在历史学家看来，只有少数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才构成历史，探索意义就是判断价值，判断价值就要分析成因、追寻后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哲学研究的范畴。大量无意义的事件则只能成为默默无闻的过去。

包括黑格尔和费希特在内的西方古典哲学家把人类的知识大体上分为三种：一种是哲学，一种是历史，一种是历史哲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哲学作为理性和思维不是空穴来风，它必须以内容或经验为重要基础，经验就是人类的经历，就是历史，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哲学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的；脱离了意义和价值判断，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人类也不会从琐碎的过去学习到什么，所以可以说，哲学让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

其次，这几本书都探讨起源、本源或与起源和本源相关的问题。无论是语言问题、哲学问题还是历史问题，一旦追本溯源，就发现它们拥有共同的根，这个共同的根不仅把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为这种联系奠定了确凿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凡吾人所有之知识，非先确定其由来，决不使用，所有之原理，非先知其起源，决不信赖，此固极自然者也。”

第三，这几本书都是涉及方法论的。近两年来，我不断强化自己的一个学术观点，即现时代的创新，尤其是学术创新关键在于方法。面对同样的内容、同一个事实和同一种资料，如何产生新的观点和新的成果，关键在于方法，只有新方法才能有新创见。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有这样的话：“最有价值的洞见最迟被发现：而最有价值的洞见乃是方法。”他还说，“科学识得获得知识的道路，并冠之以方法的称号”，并引用尼采的话说：“我们19世纪的标志并不是科学的胜利，而是科学的方法对于科学的胜利。”最早利用科学方法的是近代欧洲哲学的鼻祖——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他们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他们以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研究系统地批判了经院哲学的先验主义、信仰主义和形式主义。笛卡尔更是系统论述了他所采用的方法和原则，在他看来，“单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运用才智”，所有学科包括诗学、数学、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等，都只是一种有局限的方法，都不可全信。

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就更是从哲学视野提供一种认识历史的新方法的代表作。他所提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轴心期”理论，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造就了许多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在2015年接下来的多数时间里，我仍然会以学术阅读为主，只不过由于正在进行的课题研究的需要，可能更侧重图书、出版和文化方面，准备重读和重点读的书包括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保罗·P·埃力克《人类的天性：基因、文化与人类前景》、弗雷德里克·G·凯尼恩的《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和翁贝托·艾柯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等。

读书和做学问讲究方法。其实，做什么事都必须得法，不得法难有所成。

作者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文章原载于《人民日报》（2015.6.23），转载自人民日报文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