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母亲都知道，孩子身上会散发出一种强大而无法抵御的魅力
日内瓦第一所儿童学校的辅导教师称：“从孩子最稚嫩的年龄开始，只要注意看看孩子的一言一行就足可知道[……]，孩们心中或多或少都存有恶念。”埃米莉·马莱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儿童收容所里她感觉到“天生的堕落和不可能做好事。” 天主教和新教都同意这一沿袭自奥古斯丁的传统观点， 它认为儿童从出生伊始就是原罪的产物。这一邪恶的本性尤其通过“致命的和可悲的习惯”表现出来。天主教收容所的医生路易·塞里斯 (Louis Cerise)博士在3岁的儿童群体中发现这些孩子已经“养成一些完全不由自主的行为”。教育工作者们忧虑的不仅仅是孩子的性别特征。马莱夫人注意到，穷苦人家的孩子“像一朵正在发芽和生长的野花一样，任凭风吹雨打。"一位外省的要人、儿童收容所的拥护者惋惜地说，孩子们在懂事前已经染上“流浪街头、堕落腐化"的坏习惯，并且头脑中“粗鲁生硬和不受约束"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伊塔尔医生对“阿韦龙的野孩子"维克多所做的著名而不幸的实验更是加深了对人类天性行为的偏见。这个可怜的孩子被父母抛弃，自生自灭，也成为道德低下且愚昧无知的父母所作所为的例证，从两个角度看，他都令人心生惧意。儿童作为不纯洁的生命和捣蛋的胚子，似乎只有他们的兽性一面以及不良习性得到发育。怎样才能让他们从原始生活中摆脱出来，怎样确保他们永远懂得礼节，同时让他们遵守社会的约定？基督教教会负责人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宗教的初步教育。
描绘19世纪流浪儿童的素描
在17世纪和18世纪，基督教负责人以及从事教育的人员都将孩子看成是充满希望的果实，并且认为耶穌教义可以重新改造孩子的灵魂。而当时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冲击着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因而儿童学校注重自孩子很小时便开始培养新一代基督徒，同时希望对孩子的父母产生积极的影响。儿童学校派这些小基督徒到“十分贫穷的家庭环境中宣传宗教教育不可估量的善举"，并且让孩子从“唯父母命是从一这一习惯转变过来，让他们“懂得卫生、学会尊重"。所有倡导成立儿童学校的人都对这种提早的教育寄予很大的希望。新拉纳克的空想家罗伯特，欧文很早以来就想针对“儿童的可塑性"建立一个“新的伦理世界"，" [……]最终用理性的方式来规范孩子们的一言一行"。萨缪尔，韦尔德斯潘引用了英国的一个谚语：“枝芽嫩时才能使其弯"，重点强调初期感受，因为它们是未来行动的“主要动机”；马莱夫人重点强调初期学习的重要影响：“初期教育将会给孩子的心灵打上一个最为深刻的烙印"。按照医生们的说法则是，儿童的可塑性就等于“器官的柔韧性和神经系统的易感性"，为确保这一可塑性，儿童的初期教育尤为有效。
为了利用感性认识，教育工作者们起草了一部教理书和圣经故事启蒙课本，它是每天祷告和感化人故事的实用教材。多亏儿童学校的特殊机制，人们才在理论培训的同时让儿童具体地学习如何听话和服从；通过一系列的体力和脑力活动儿童学校始终控制着这些孩子。除此而外，张弛有度也必不可少；有规律的言行举止也是精神培训的内容。由于儿童天性喜爱模仿，集体性的行动完全可以控制他们。这些孩子摒弃了他们原先的自恋情结，毫不费力地学会了遵纪和顺从。小学校并不否认儿童天性好动，而是接受这一现实，并且对孩子们的各种活动进行引导从而更好地控制他们的行动。在法国，各种各样的骚乱层出不穷，城市化运动不断加剧，整个社会变得恐慌，在七月王朝最初的灰暗阶段以后，这样的学习也应用于普通大众阶层，他们试图通过济贫所提早进行政治训练。
然而，如果我们将儿童学校的这种方法简单地归结成是对社会造成危险的小动物的驯养，那就大错特错，因为这一机构的倡导者对这些儿童还有另外一种看法。马莱夫人于1834年说：“孩子身上散发出一种强大而无法抵御的魅力”，她接着描述了小学生回到家中的“喜悦和天真的稚趣”。巴黎收容所新教女负责人将两种基督教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面对孩子得出如下的推论，一个是生来就堕落的人，另一个是并非故意作恶且可以改善的人。
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在18世纪末卢梭式的感召下，儿童给人留下的印象仅仅是天真、欢笑和珍贵。 生机论者比夏的弟子埃斯帕龙（Esparron）医生1803年在提到“走路和学校" 这个阶段时惊呼：“尊重可爱的孩子， 因为孩子因性柔弱，天真而无辜。”，上面提到的负责人卡米耶·朱贝于1848年写道：“孩子天性本善良，要不是因为接触各种邪恶或不纯洁的东西，孩子不会学坏。”如果仅把孩子看作一个天真的、“渴望幸福和快乐"的生命体，这并不完全适合对儿童进行简单的强制道德培养。约瑟夫-玛丽·德·热朗多提倡：“母亲们发自内心地要求对收容所进行必要的管理[……]，权力机关把自己粉饰得富有仁爱之心。" 除了纪律惩戒机制外，儿童学校也利用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系。首批巴黎收容所创始人之一以及1833年出版儿童基础教材的阿迈利·诺·德尚普路易(Amélie Nau de Champlouis）解释说“教育者必须热爱孩子[……]，应该与孩子共享欢乐，应该对孩子遭受的处罚有恻隐之心"。除了特殊情况外，首批公共教育理论家们反对在学校对孩子进行体罚，他们建议采用一些礼貌用语和仁爱的举止，建议老师和学生在课间像在一个真正的家庭一样面对面地交流。
令人怜悯和天生爱玩的儿童的形象有时受学校教学计划的影响。1801年在巴黎首次创办托儿所，后又于1826年成为首都收容所委员会主席的阿代拉伊德·帕斯托雷（Adélaïde de Pastoret)夫人深受《爱弥儿》的影响，她规定，在孩子6岁以前；让这些孩子“自由地嬉戏和玩耍"：这么小的孩子能千什么呢？让他们自由地享受这一年龄段的幸福，难道不是最好吗？”卢梭的另一个崇拜者罗伯特·欧文先生打算让新拉纳克学校里最小的孩子主要做的就是“游戏和玩耍”。正如西尼巴尔迪教授所写的那样，直到该世纪的中叶，绝大部分的医生都满足于让这些孩子“自由奔跑、欢笑以及尽情地嬉戏。”而对于部分学校来说，有的教育先驱们则提出，应让孩子们尽早地接受教育，在他们懂事之前应该开发他们的智力，但这样的教育计划只是特例。
（摘自商务印书馆新书《西方儿童史》（下卷）“早期儿童学校以及幼儿概念”一章）
猜你喜欢：
欢迎点击“阅读原文”选购您心仪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