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人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 《涵芬楼烬余书录》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袭击上海闸北，史称“一·二八事变“。日机轰炸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遭焚毁。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46万册悉数烧毁。位于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也被焚毁，涵芬楼是张元济苦心收集和珍藏善本古籍的藏书室，珍藏着数千册善本古籍，除了张元济事先从中挑选存放在银行保险库中的孤本珍本外，东方图书馆所有图书化为灰烬，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涵芬楼烬余书录》即张元济为该批幸免于难之善本所撰写的提要，字里行间充满张菊老对中国古籍的热爱，亦是其版本目录之学的重要成就。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个公共图书馆。1924年建成，藏书最多时达46.3万余册，是一座文化宝库。图书馆收藏之富、之精，在当时中国乃至亚洲都名列第一，因此被称为“东方第一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从1926年起每天下午定时对外开放，年接待读者3万多人。商务作为一家私营的出版机构，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图书馆并将之服务于社会，体现了其开启民智、扶助教育的初衷。
被日军炸毁后的东方图书馆
日军之所以要炸毁商务，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得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遭此劫难，元气大伤，被迫停业。但商务人没有被打倒，董事会随即做出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口号，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
张元济在一封致胡适的信里说，“商务印书馆……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商务又平地为山。全馆同人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半年艰苦努力，8月1日即复业。东方图书馆恢复工作进行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停止，收有图书近40万册。
新中国成立后，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包括存放在银行保险库中的孤本珍本（其中有21册《永乐大典》），除一小部分留商务编辑部自用外，全部献给了国家，现保存于国家图书馆。
关于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的故事，分享一段《涵芬楼烬余书录》书后的历史，致敬保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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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芬楼烬余书录》
一部出色的藏书志
在版本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
警示后人勿忘侵略者暴行
致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代代竭力搜求珍存的民族文化遗产
系统性抢救整理出版中华传统典籍
敌人妄图用野蛮暴力摧毁的
我们用文明意志再建起来
商务“被难”与书林“志痛”——《涵芬楼烬余书录》书后的历史
张稷（主持人）：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总编辑
张人凤：张元济嫡孙，商务印书馆馆史专家
陈先行：上海图书馆研究员，《涵芬楼烬余书录》整理者
周武：历史学家，研究课题之一为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历史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一、以幸存的547部善本，做成这本“烬余书”
主持人：今天我们带来一套新出的图书与大家见面，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专著《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书的写作，前后历经18年。今天的对谈，就围绕这部图书，先请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介绍一下背景情况。
陈小文：大家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创始地是上海，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为亚洲最大的出版社，同时在世界也能排到前三。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回到这儿，一方面有家的亲切感，一方面又有家的荣耀感，真的每次都非常高兴。
这场活动是《涵芬楼烬余书录》专家对谈会，对于这本书的缘起，我想接着主持人的话再讲一下。书中说的“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当时收集图书是解决编辑用书的问题，后来收藏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各种图书。这个时候扩充创立了东方图书馆，到1924年建成时，超过了当时国有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藏书总数。涵芬楼则成为东方图书馆中专门珍藏善本古籍的宝库。书名中的“烬”字意为“志痛”，日本人炸毁了东方图书馆，将一大批珍贵藏书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是文化单位，是和平单位，日本侵略军有预谋地投下了六个炸弹，把厂房、编译所、印刷厂炸了，又派人到东方图书馆纵火。他们认为，文献古籍没有了，会断绝中华文脉，造成毁灭性打击。馆藏图书全部化为灰烬，纸灰飘扬几十里。
商务印书馆
“余书”体现了张元济先生的智慧，张元济先生事先把涵芬楼原来保存的珍本古籍，优中选优，将其中547部移存银行保管柜，这幸存的547部善本成为“烬余书”。我们实际上是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来做这本影印的《涵芬楼烬余书录》。
被日军炸毁后商务印书馆
我还想说一说张元济先生的大智慧。张先生收藏古籍不是为了升值，他是希望通过出版，把这些书介绍给中国人。我学生时代读《庄子》，书中说“藏舟于壑，藏山于泽”，都有可能被偷走。但是“藏天下于天下”，谁也不能动。张元济先生通过收集善本整理出版以后，让中国每个人读到这本书，他实际上藏天下于天下，不仅仅中国人，而且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能读到这本书。这也是我们商务印书馆的宗旨：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我们今天谈涵芬楼与烬余书录，不仅仅回顾惨痛的经历，而且要看到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尤其张菊老救国救民、开启民智的精神。
二、善本中有一部分，因为移存在银行，免于被毁
主持人：一本小小的书目，价值到底是什么？原稿本是从哪里到了上海图书馆？原来这里有一个渊源：因为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是张元济先生的弟子，所以张元济很多东西都通过这个路径传下来了。事隔多年，为什么上图又把它整理出来？我想请陈先生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张元济为什么要这样悉心地去整理这个书目？
陈先行：今天我们影印出版这本书，是为了不忘近代文化史上的这场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我们蒙受了这样巨大的文化损失。所谓的烬余书，不只是说“一·二八事变”那场大火烧剩下来的书。之前张老真的很有远见，涵芬楼是收藏善本的藏书处，应该有3000或4000部的善本，张老在善本当中又挑了500多部，我自己认为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一二级文物性质的古籍，移存在上海金城银行，因为有这样的动作，使这一批古籍免于遭难。“一·二八事变”以后张老要为留在金城银行这批善本编写类似藏书志的目录，介绍给世人。也就是说商务影印古籍，所以就去收藏了这样一批书，但是因为有了那场灾难，张元济就希望把留存的部分，介绍给世人。
张元济工作非常忙碌，所以前后断断续续写了18年，一直到1951年，方才正式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铅印本。出版之前顾廷龙先生配合做了不少工作。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张元济是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当时创办者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张元济，一个是叶景葵先生，还有一个陈陶遗先生。在出版《烬余书录》的时候，上图还是合众图书馆，所以书稿就放在了合众图书馆。到了1953年，合众图书馆的董事会在张元济主持下，决定把合众图书馆捐给公家，也把涵芬楼的藏书代表商务印书馆捐给公家。
合众图书馆1953年捐给公家以后，1955年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到了1958 年和其他三家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上海图书馆，所以这个书稿一直由上海图书馆珍藏。然而学术界对这部书稿不是太了解，因为一般都是用1951年的排印本，稿本几乎没有人做过比较研究。当我们提出这个影印选题，好像还是张人凤先生说，为了纪念商务、纪念张元济，我才把稿本和排印本从头至尾做了校阅，我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纪念，也不仅仅是一个志痛，这部稿本在版本学、版本目录方面，是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的。
三、为什么张元济要通过建图书馆的方式收集善本古籍
主持人：刚才陈老师谈了书稿在上海图书馆的来龙去脉，以及上图与其前身合众图书馆的关系。这涉及一个时代大背景，就是近代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过渡，传统藏书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过渡。张元济先生参与了这个过程，成为现代出版与现代图书馆事业重要的发起缔造人之一。我想请周武老师介绍一下，张元济为什么会投身到图书馆事业，为什么用建图书馆的方式搜购中外图书和善本古籍？
周武：张元济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即在北京办通艺学堂时，就开始他的图书馆事业。当时通艺学堂就有图书室，而且制定了阅览规则，这也是近代图书馆最早的阅览规则。张元济先生到上海加盟商务之后是编译所所长，当时出版社跟我们现在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书由出版社自己编辑出版，编译所要编书，就得要有很多参考资料，收集各种各样的图书最初是作为编辑编书的参考，所以设立了图书室，1919年把图书室正式命名为涵芬楼。他做了一些区分，普通的读本作为参考书放在图书馆，涵芬楼慢慢发展成为收藏善本古籍的图书室。
张元济先生后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学习西方的浪潮。但是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能把中国自身的东西扔掉，所以他有意识收集古籍，商务印书馆建馆30周年的时候，建立东方图书馆，他把涵芬楼放到东方图书馆里面，变成古籍部，专门收集这方面的书。
正如陈先生所讲，他非常有远见，他觉得这些善本要有妥善的保存，放在涵芬楼不是很安全，所以就把收集来的善本当中最好的、最佳的、最重要的版本，单独移存银行，这些烬余书就是金城银行保存的一批。所以这个书跟“一·二八事变”是联系在一起。是要让大家记住，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劫难。
四、张元济整理、写作这本书18年中的一些回忆
主持人：张人凤先生，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特别漫长，在您记忆当中，有没有张元济先生整理、写作《涵芬楼烬余书录》这本书的相关情景？
张人凤：我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年纪很大了。他当时做《涵芬楼烬余书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做一点又做一点。“七七事变”以前，他主要在商务主编两部大的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续编三编，还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所以《涵芬楼烬余书录》是抽时间做起来的，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有文字记录的应该是1933 年就开始了，他给商务丁英桂先生的信里提到做《涵芬楼烬余书录》。大体上初步定稿大约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请江苏常熟的大藏书家瞿启甲老先生写了一篇后记，一部书大体上初步有眉目了，才会写后记，后来这本书又有修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这547部书当时是寄存在金城银行的保险库里。金城银行当年在江西中路200号，现在是交通银行的总部。那时是一家股份制的银行，叫金城银行，下面有很大的保险柜、保险库。但是放在保险库里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古籍是很关注的，他们想要。一旦他们下手的话，我们就很难抗拒了。所以商务印书馆有几个董事私下商议，把其中一部分转移出来，放在各个董事家里，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秘密，不让外面知道，特别是不能有消息走漏，给日本人或者汉奸。那么在我们家里也会有一点转移过来。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把这些书又集中起来，清点归回到保险库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元济先生抽空再看看书，再修改一点，补充一点，来做这个目录。到抗战胜利以后，有好几种张元济批注了可以发排，就是可以定稿发排了。
但还有几种要做进一步修订，1949年张元济先生中风，事情又中断了，后来50 年代初他的身体稍微好一点，商务印书馆老前辈李拔可先生又请顾廷龙先生帮助他，一起最后定稿。我记得比较清楚，1950 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下午，顾廷龙先生都到我家里来，张元济先生中风，左边不能动，瘫痪了坐在床上，摆在床上有一个矮桌，在上面吃饭写字，顾先生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谈。大概每天三点多钟，老先生睡个午觉醒来，顾先生就来了。合众图书馆离我们家很近，在富民路和长乐路拐角上，西北角这个楼还在，楼底下还有顾廷龙先生纪念馆。我们家在淮海路常熟路，十来分钟就走到了，每天下午顾先生来了，我在门口招呼，顾先生那个时候穿长袍，他们两个就坐在一起谈书稿的事情。很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线装的六册排印本。
主持人：张人凤老师讲的这些故事特别生动，我相信这样的画面会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体会张元济先生写这部书的艰难。张元济先生加入商务之际，正值社会大转型大变动之时，中华文化存亡绝续的关键时期，张元济就依托商务印书馆的雄厚实力，有系统地抢救性整理出版中华传统典籍。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古籍抢救运动。张元济先生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成就非常大，他的工作影响了我们今天看待古籍、整理古籍、保存古籍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化的留存，与那一代人的努力分不开。那么，这些古籍又是从哪里找到的？张人凤先生，您有没有听到前辈们谈到过搜集珍本古籍创建涵芬楼的故事？
张人凤：这段历史很长了。涵芬楼的成立是这样，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最开始是搞印刷，创办人夏瑞芳主要搞印刷，后来夏瑞芳决定做出版，出版含金量更高，所以他请到张元济先生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商务自己要建立一个编译所，要请一批知识分子在那儿编书，1903 年初编译所成立，张元济那个时候加入商务印书馆正式创立编译所，创立以后第二年，即1904 年张元济编了很多图书，编译要参考很多图书，所以张先生特别重视版本，版本不好，里面内容不正确的话，反而贻误很多，所以一定要收集好的版本，这个时候商务经营得到发展，资金多起来了。最好的版本第一批是蔡元培先生介绍的，绍兴有一家姓徐的藏书家，他的藏书要卖出，蔡元培是绍兴人，跟他们相熟，介绍到商务，商务涵芬楼第一批书就买了绍兴徐家的书，一共50大柜买来了。然后陆陆续续购藏很多，由于张元济先生自己对版本比较熟悉也喜欢，有一些老专家，像缪荃孙这样的版本目录学大师，京师图书馆和江南图书馆首任馆长，给予了他指点。后来又认识了北京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从民国初年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张元济和傅增湘的通信，民国元年（1912年）两个人通信200多封，加起来共有五六百封信。他们讲怎么样收购书，因为那个时候是社会的大变动时代，清朝结束，民国建立，整个社会变动很大，很多藏书家也变故很多，有一些藏书楼的书就慢慢散佚出来，所以借这个机会，张元济先生想利用商务印书馆的资金，把这些书买下来。
这些是有利条件，老一辈专家的指点，有北京的好朋友也是专家的帮助。同时反过来，也碰到一些使他很痛心的事情，比如说江南湖州有一个叫皕宋楼，有200本宋版书，其主人陆氏要把这批书卖掉，日本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来买到日本去了，张元济想截留留不住。
主持人：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在现代图书馆事业未成规模的时候，日本人盯上了中国的古籍，此时又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请周武老师介绍“一·二八事变”及其对商务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周武：“一·二八事变”对商务来讲，可以说是空前的灾难，商务到20 年代、30 年代初的时候达到了鼎盛，“一·二八事变”毁掉了商务印书馆总厂，剩下一些小厂，生产能力已经不行了，到2月1日的时候，日本人又把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了。张元济先生自己讲，其他东西都可以恢复，但是这些书恢复不了，40多万册图书都被毁掉，这是中国图书史上空前的大浩劫。这些书包括2600多部的地方志。地方志当时没有转移到别的地方，都在涵芬楼所在的东方图书馆，张元济对此痛心地说，如果我不辛苦地把地方志收藏在一起，恐怕不会被毁掉，他非常自责。
五、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
主持人：所以，这部书首先是志痛，但如何志痛？张元济是以传承学问。陈先行先生整理的时候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请陈先生从专业角度，关于这部书对于中国古籍的传承，尤其对中国版本目录学传承做一个介绍，另外也介绍下这些书现在的保存情况。
陈先行：《涵芬楼烬余书录》，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把那批没有烧的书编个目录而已，其实不然。从版本学角度简单介绍一下，有人把《涵芬楼烬余书录》看成旧社会最后一批藏书目录，我看成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因为在正式出版不久，这批书就捐给了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张元济先生是一个在民国时期、一直到50 年代中国学界的一位版本学大家。刚才张人凤先生讲了傅增湘，北京有傅增湘，南方有张元济。
《涵芬楼烬余书录》不是简单记录，是一部不输给日本人对汉籍的研究的书，是我心目当中第一部藏书志。这部藏书志，实际上对当时和以前中国的版本学成就做了总结，是一部很重要的版本学、版本目录著作。我在前言里面对《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特点做了粗浅的揭示，讲到版本学过去只重“刻”而不重“本”。一般我们比较注重一部书是哪个年代的，是宋刻还是元刻，但是不注意印本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张元济先生对推动版本学发展是很有成就的，我们学习张元济，应该把这个特点传承下来。所以，今天影印这部书，学术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强调一下，这部书是一个稿本，与1951年排印本须区分开来。稿本和排印本有什么区别？稿本里面有很多张元济做的版本校记。因为过程太烦琐，删掉了，所以排印本是没有的，只能从稿本当中看到张元济当时是如何研究版本的。这个很重要。尤其从事文科研究，这本书不可或缺。商务不惜工本把这部稿本影印出来，为学术界对稿本和排印本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第二点，说实话这套书印得非常精美，本身我觉得也有非常大的收藏价值。
主持人：中国是文物大国，典籍大国，古往今来通过文物和典籍的形式传承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印刷业兴起之前，这种文物的流传和保存的过程，要通过许多人的抄录和刻印，会产生偏差。出现真伪，版本目录学鉴别这些古籍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好的，哪些版本在排版和装帧上是美的，所以我说，版本目录学保证了我们古籍流传的“真、善、美”。
最后，我想请他们用一句话就这本书给读者送一句寄语，先请陈先生。
陈先行：还是讲这个书吧！我觉得《涵芬楼烬余书录》是对中国版本学的总结，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总结，我们研究版本学，研究版本目录学绕不过《涵芬楼烬余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需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研究和付诸实践，才会慢慢地体现出来，或者说不断地体现出来。
张人凤：这部书读了以后，除了陈先生讲的很深刻的专业知识以外，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古代到近代到今天。同时读了这部书可以看到，一代代中国的学人，怎么样在各种艰难环境下面，把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他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借鉴。
周武：我理解这本书，是张元济向中国文化致敬，他其实怀着非常大的敬意来编撰这本书，看这个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虽然是“志痛”，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要把他的敬意也都化入到书里面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花了整整18年的时间，而且最后瘫痪在病榻上面最终完成这部书稿，了结了他此生最大的心结。他对在近代大背景底下，如何延续中华文脉的传承，事实上寄予了非常大的关怀。
（原载《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
《涵芬楼烬余书录》
菊老自序谓“题曰‘烬余’，所以志痛”者也；顾廷龙先生后序称，发表《涵录》，“不仅烬余之书有一详细之纪载，亦且示举世毋忘日寇之暴行，更惕励后人作勿替之爱护也”。
今天，上海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这部过往鲜为人所关注的《涵录》稿本，以告诫世人铭记历史为首要出发点，并藉此机会对《涵录》及其版本所展开的讨论，则攸关版本学的传承、发展以及古籍保护，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该书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是存留了张元济修改、批注手迹的打字油印本。其著录的547部善本中，宋刻本90部，影宋抄本22部，金刻本1部，蒙古刻本2部，元刻本87部，名家批校本72部，稿本17部，其余多为刊刻于万历前之稀见明本、明活字本以及经名家递藏之明清旧抄本。
涵芬樓燼餘書錄（部分）
古籍散亡，印术日新，余恒思择要影印，以饷学者。然必须先得善本。革命军兴，故家沦替，楹书莫守。
区所得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别辟数楹以贮之，颜曰“涵芬楼”。
—— 《涵芬楼烬余书录序》
經部
周易鄭康成注不分卷宋王應麟輯 元刊本 一冊
周易十卷魏王弼晉韓康伯注 宋撫州刊本 四冊
又一部宋相臺岳氏刊本 四冊
易傳殘存四卷宋程頤傳 元覆宋本 四冊
漢上易傳十一卷宋朱震撰 影宋鈔本 十冊
周易要義殘存六卷宋魏了翁撰 宋刊本 五冊
周易程朱先生傳義附錄十七卷宋董楷撰 元延祐刊本 八冊
又一部元至正刊本 八冊
又一部版本同前 十冊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十四卷元董真卿撰 元元統刊本 二十四冊
書集傳六卷宋蔡沈撰 元鄒季友音釋 元至正刊本 六冊
書蔡氏傳輯錄纂注六卷元董鼎撰 元延祐刊本 六冊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十三卷元朱祖義撰 元刊本 四冊
詩經疏義二十卷元朱公遷撰 明刊本 十冊
三家詩拾遺十卷清范家相輯 鈔本 四冊
周禮鄭氏注十二卷漢鄭玄注 明嘉靖刊本 六冊 錢聽默黃蕘圃校
周禮六卷漢鄭玄注 清福禮堂刊本 三冊 陳碩甫校
禮經會元四卷宋葉時撰 明覆元本 二冊
史部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宋刊元明遞修本 三十八冊
又一部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蒙古刊本 二十四冊
又一部殘存六十六卷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 宋刊本 二十五冊
漢書一百十八卷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宋景祐刊配元大德延祐元統明正統本 六十冊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注 志晉司馬彪撰 梁劉昭注 宋紹興刊本 四十冊
三國志魏書三十卷晉陳壽撰 劉宋裴松之注 宋刊本 十六冊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 宋刊元明遞修本 三十冊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 宋刊元明遞修本 八冊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 宋刊元明遞修本 十四冊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 宋刊元明遞修本 十二冊
又一部八冊
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 宋刊元明遞修本 四十冊
又一部六十四冊
又一部殘存十七卷宋刊元修本 十二冊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 宋刊元明遞修本 十五冊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 宋刊元明遞修本 十冊
隋書殘存十五卷唐魏徵長孫無忌等撰 宋刊本 十冊
又一部八十五卷元大德刊本 二十冊
又一部版本同前 二十冊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 元大德刊本 三十二冊
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 元大德刊本 六十冊
子部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 明覆宋本 四冊 顧千里臨校
說苑二十卷漢劉向撰 宋咸淳刊本 八冊
又一部明鈔本 十冊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 晉李軌唐柳宗元注 宋宋咸吳秘司馬光添注 宋刊本 四冊
揚子法言殘存五卷明顧氏世德堂刊本 一冊 沈寶硯校
近思錄十四卷宋朱熹呂祖謙撰 明正德刊本 四冊 金孝章校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宋葉采撰 宋刊本 八冊
晦翁先生語錄大綱領十卷附錄三卷宋廖德明等編 宋刊本 四冊
慈溪黃氏日鈔殘存二卷宋黃震撰 宋刊本 一冊
霍渭厓家訓不分卷明霍韜撰 明毛氏汲古閣鈔本 一冊
直說素書不分卷明刊本 二冊
管子二十四卷唐房玄齡注 明萬曆刊本 三冊 陳碩甫校
又一部明劉績補注 明成化刊本 十二冊
韓非子二十卷周韓非撰 清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 四冊 黃蕘圃校
農桑撮要不分卷元魯明善撰 元至順刊本 二冊
救荒本草二卷明朱橚撰 明嘉靖刊本 十二冊
新刊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 宋林億等校正 宋刊本 十六冊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殘存十卷隋全元起解 唐王冰注 宋林億等校正 元刊本 十冊
又一部殘存五卷版本同前 六冊
新刊王氏脈經十卷晉王叔和撰 元刊本 四冊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宋劉溫舒撰 元刊本 一冊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殘存六卷附本草衍義殘存五卷宋唐慎微纂 附宋寇宗奭編 金刊本 九冊
本草衍義二十卷宋寇宗奭編 宋慶元刊本 四冊
集部
楚辭後語殘存二卷宋朱熹輯 元刊本 一冊
楚辭榷八卷明陸時雍輯 明刊本 四冊 王伯申評點
蔡中郎文集十卷附外傳漢蔡邕撰 明活字本 四冊
又一部明萬曆刊本 二冊
蔡中郎文集八卷漢蔡邕撰鈔本 二冊
阮嗣宗集二卷魏阮籍撰 明嘉靖刊本 二冊
箋註陶淵明集十卷晉陶潛撰 宋刊本 八冊
陶淵明集十卷晉陶潛撰 影宋鈔本 三冊
陶靖節集十卷晉陶潛撰 明萬曆刊本 三冊
鮑氏集十卷宋鮑照撰 明覆宋刊本 二冊 毛斧季校
沈隱侯集四卷梁沈約撰 明刊本 四冊
陳伯玉文集十卷唐陳子昂撰 明弘治刊本 四冊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 明嘉靖刊本 八冊
張文獻公集十二卷唐張九齡撰 明成化刊本 十二冊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唐李白撰 元楊齊賢集注 元至大刊本 十六冊
又一部殘存三卷版本同前 五冊
杜工部草堂詩箋殘存三十三卷唐杜甫撰 宋魯訔編次 宋蔡夢弼會箋 宋刊本 十二冊
稿本凡十册，依四库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十册皆经张元济统一修改（包括版式、标点），首册存有顾廷龙为排印本手书篆文“涵芬楼烬余书录”、“上海商务印书馆藏版”手迹。
稿本与排印本相较，保留了成书过程的原始面貌。修改过程中因篇幅删去的众多版本信息，掩去了张元济先生所做的判断及其治学风格，幸而有稿本存世，才得以还原这些印本失却的精彩。
考订版本源流，不仅重视“刻”，亦重视“本”，对各印本的面貌辨析甚明；注重“观风望气”，根据各时代、各地区版刻字体风格鉴定版本；对稿抄本鉴定考订甚精；撰写解题没有僵化的体例与模式，博采前人之长，因书制宜，要皆围绕揭示版本特征的目的展开。这些都对今天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撰写公藏书志、将我国古籍保护引向深入提供了可贵的学术借鉴，值得关注研究。
△ 菊老从事变后第二年即1933年即着手编撰《涵芬楼烬余书录》，但由于当时处于日据时期动荡的战乱环境，书稿的编写要提防被亲日势力发现，必须严格保密。菊老在撰稿过程中常常不能及时查对原书，故稿本内页上多处可见他将有疑问的字句写在页眉醒目处，并标注“查”字提示自己尚有未做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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