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路：和国际学者们“炉边夜话”，聊出了一本书！
恰如《金榜题名之后》的作者郑雅君在形容大学时所说，大学是一座精致的迷宫，“需要探险者有领悟力，早点认清迷宫的地形，尽早决定自己要去哪个出口，适时调整线路，才能顺利抵达终点”，学术职业一样也是一座迷宫。可喜的是，得益于种种条件，今天或已初入学术迷宫，或还在大门外窥望的年轻人虽仍不免迷茫，却有机会听到更多来自前人的经验之谈，从而更好地思索学术研究的路径动态，以及成为学人本身的意义价值。本书就是这样一次试图让迷宫中的前路变得明朗的尝试。
商务印书馆2023年8月版
章节试读
张泰苏: 您刚刚提到最初研究湖南的农民是为了解释中国革命的起源。对我而言, 好像您想做的是一种农业版的列文森式的研究。因为您的研究设想好像是通过回溯到清代来寻找中国农村革命兴起的长时段解释。但是, 您最后并没有再回过头去研究革命的历史。您后来完成的两本书关注的都是从盛清到清中晚期的这一时段, 而这成了这个领域内对清朝在长时段中的缓慢衰落——而不是短时间内的革命——进行研究的主要范式。您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不再回头去研究20 世纪的农村革命, 而是专注于清代的?
濮德培: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曾经想过给我的第一本书写个第二卷, 考察19、20 世纪的湖南, 这样就能把整个故事写完了。我关于湖南的那本书是1987 年出版的, 所以90 年代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时候本应该写这本书来评终身教职的。但是, 那时已经有几个其他学者也在做20 世纪湖南的研究了。周锡瑞(Joseph Esherick) 已经做完了湖南辛亥革命的研究; 安格斯·麦克唐纳(Angus W. McDonald)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湖南研究, 谈及了农村对革命的需求。所以这个领域看起来有点“挤”了。我个人比较喜欢选其他人还没怎么涉足的地方或题目来做。有一些人喜欢沉浸在已有的文献中, 然后“杀”出一条路来。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做别人研究相对较少的题目。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开始对湖南这个故事的环境面向感兴趣——比如洞庭湖抽水造田对长江流域洪水的影响, 还有其对清代农业政策的影响, 等等。当时我的想法是研究比较长江流域的三个地区: 四川、湖广、江南。虽然当时我已经申请到了研究资金, 但这个计划可能野心太大了, 根本没法完成。不过, 我的兴趣就这样从研究群众动员转向了环境。还有一个考虑——这个我现在思考得更多些——那就是长时段的方法可能并不是非常适用于研究20 世纪的历史。几乎所有经典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考察的都是早期现代, 而不是20 世纪。这要么是因为20 世纪的史料不太一样, 要么就是因为长时段视角本身有些问题,让它无法匹配20 世纪中那些急促的历史事件。一些过去常见的结构(structures) 在20 世纪很难找到。布罗代尔把《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分成了三部分, 针对他的批评常说他没能把第三部分紧密嵌入前两部分中。我不觉得这种批评是公正的, 但第三部分中那些迅速发展的事件确实无法跟前两部分中考察早期活动的内容紧密契合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不太敢处理20 世纪的原因, 或者说, 我至少没有针对20 世纪写出一部专著来——不过我倒是经常教关于20 世纪的课。
和文凯: 刚才您谈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受的影响时, 提到了针对历史事件的弗洛伊德式分析。我记得当年在您的“历史与理论”讨论课上, 我提到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历史人物, 您好像很生气, 说这只是一个奥地利中产阶级男性搞出来的理论。但是看起来您在本科的时候似乎对他的理论很有兴趣。我的问题是: 您在受到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时, 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其中一些方法进行批判和怀疑, 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些理论上面的?
濮德培: 我希望我当时能更灵活些。可能我花了几十年才意识到弗洛伊德说的一些东西也很有价值。实际上我还上过一门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 的课。他是个很棒的心理分析学家和历史学家, 也是身份认同发展的理论创立者, 当时在哈佛很有影响力, 可以说成了一个偶像。他写了甘地和路德的心理传记。但是, 你们都知道, 如果一个学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史, 那么一般就不会倾向于弗洛伊德理论, 除非你是德裔美国学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他那个时候在伯克利也是一个教主式的人物。他的主要灵感就是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 研究性解放一类的东西。他的研究对伯克利的人影响很大。那时候在美国东岸和西岸的学者间有比较大的鸿沟。我还得提一下那时候研究生教育的一个特点。那时候没有电子邮箱, 没有真正的沟通渠道, 学生基本上被限制在自己的大学里。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在做什么, 甚至也不太知道耶鲁大学的人在做什么。一个地方的教授和学生可能就会发展出一套属于那个地方的“小文化”来。哈佛有自己的“小文化”, 我们虽然对伯克利的“小文化”有一点点了解, 但是没什么实质的接触。总之, 作为历史学方法的心理分析在当时火起来了, 不过其中有些东西让我望而却步。当然霍布斯鲍姆之类的学者也不是很喜欢弗洛伊德, 我想包括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 在内的经典社会历史学家也都不喜欢弗氏的理论。总的来说, 英国的历史学者当时都对弗洛伊德不太喜欢, 虽然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如果你想采取一种理性化的角度(来研究历史), 看理性的利益群体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 那么在经典的社会史范式里, 我们经常关注的就是食物、安全、家庭等问题, 而不是俄狄浦斯情结。另外,心理分析理论还有欧洲中心主义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考察的是非西方社会, 那么弗洛伊德的分析——它其实是建立在19、20 世纪之交维也纳的特殊历史语境基础上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当作一种解释人类动机的普遍理论来应用呢?当下我们仍然要面对一种张力——如果你喜欢查克拉巴蒂的《将欧洲区域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 这本书, 那么就知道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将所有那些从特定的西欧经验当中提炼出的社会理论运用到其他地区, 以为它们能解释欧洲之外的一切, 就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我相信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对所有的社科理论而言都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弗洛伊德不过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马克思也是。
和文凯: 这对在写博士论文的学生而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导师对某些研究方法的态度可能会发生改变。之前可能很不喜欢一些方法或学派, 但后来变得更宽容了。如果指导教授对学生喜欢的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 那学生应该怎么做呢?
濮德培: 这也是为什么学生永远不应该变成某个教授或个人的“门徒”, 而应该有好几个指导老师。在现在这个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的时代, 博士生能够联系自己学校、院系之外的学者。当然了, 对于指导老师而言, 我想最好的导师应该是按照“道家”的风格来, 那就是不轻易表露自己真正的观点, 而是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 就像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学家一样, 不告诉你他究竟在想什么, 而是要你自己去思考。但是你知道的, 我们都不是道家或者禅宗和尚, 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我最仰慕蒂利的一点就是他会改变, 会调适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瞧瞧他的书和研究项目, 会发现他初期的研究是非常量化的, 主要关注利益的动员理论(mobilization theory), 但是到了那本2000 年左右出版的以故事为主题的书(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故事、身份与政治变迁》) 的时候, 他开始忏悔了, 觉得那些只关注利益的理论有重大缺陷, 认识到身份认同、故事、个人的心理形态等等———也就是他所说的关系性现实主义(relational realism)——对于政治动员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标准的社会史或者社会逻辑分析中没有受到足够关注。所以说蒂利的研究态度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同样, 你们也不要把自己绑死在任何一个学者的理论和方法上。蒂利早期的书曾把集体行动分为三类: 回应性的(reactive)、前瞻性的(proactive)、竞争性的(competitive)。他公开说过: 虽然自己早就摒弃这些概念了, 但不少学者仍然深陷其中。所以, 要留心这种风险。
内容简介
《学术之路》涉及二十位对谈嘉宾，包括几位青年学者、几位中生代学术新星以及几位相关领域内最资深的著名国际学者，其中有至少十二位学者曾分别荣获亚洲研究协会、美国历史学协会、美国社会学协会、美国法律史学会、城市史协会、社会科学历史协会等重要国际学术组织的最佳专著奖。在这些对谈中，嘉宾学者们或分享自己的出身背景、求学经历，或从自己的代表作出发谈论治学心得，或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方向、时代、文化和教育背景，以及不同的成长和学术经历，给读者展现过去半个世纪在历史学、比较文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研究、媒体研究等多个领域中，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和理论方法的发展轨迹和最新动向。
编者简介
白若云，现任多伦多大学文化与媒体研究系和比较文学中心副教授，此前曾任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系助理教授，研究集中于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性别、大众文化和比较媒体研究。
陈利，现任多伦多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和历史学系副教授，兼任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集中于明清以降中国和全球史中的法律、文化和政治间的互动关系。
全书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