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王禹 译
考察1890—1940年遍及美国的关于进步与改革的激情他们心中的神话与梦想，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妥协的现实开创了政治文化史的写作范式，曾获1956年“普利策历史奖”极好诠释了强烈的公共关切与伟大历史著作之间的紧密关联
本书关注的中心问题，既不是政治竞选、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以及法院的判决，也不是各种监管委员会的工作，而是参与其中的那些人们的观念——他们认为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样的变革值得追求，什么样的技术迫在眉睫。因此，我关注的主题其实是运动参与者们关于自身所作所为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在我们更大的历史洪流中又占据何种位置。在此意义上，尽管我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一部政治思想和政治情感研究，它却并非着眼于我国的上流文化，我所关注的这类思想，对那些具有一般政治意识的普通公民的影响才是最直接的。在《美国社会思想》（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一书中，莫顿·G.怀特（Morton G. White）已经分析过进步主义运动如何影响了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我的主要关切与这类著作不同，我关注的不是最深刻的思考，而是最具典型性的思考，我关注普通作者和各种大众议题，这些议题在大众杂志、黑幕揭发报道、竞选演说词，以及著名记者和重要政论家们的文章当中都有所体现。自然，上流文化和普通文化常有重叠和相互影响的地方，两个领域皆有所涉足者也不乏其人。并且在某些观点上，那些可以归为“进步派”的理论思想家们，本身就对我所称的进步主义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持批评态度。比如，当我提到大多数“进步派”的目标是完全个人主义的时候，我并没有忘记，那个时代的政治学、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中一些最重要的理论性著作根据同样的事件和问题，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也没打算忽略这一事实，即如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这样一些进步派，甚至是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进步派政治领导者，对于个人主义这一占主流的追求也有过尖锐的批评。知识分子——常常还有我们那些至为敏锐的政治家——总是与政治、社会运动保持一定距离，哪怕这些运动是他们所同情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既批评这些运动，也批评这些运动所直接针对的那些制度。世纪之交的改革者们面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之一便是，当他们尝试捍卫或重建他们一向思慕的那些个人主义价值，并为此奋斗不息之时，这奋斗本身却使得他们离组织化的技术越来越近，而后者正是他们所恐惧的。对于这一状况，这一时代那些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们，往往比一般的写作者们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我们总是周期性地陷入某种号称是道德改革运动的精神狂欢之中：百折不挠地将人民从“金虫子”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绝对意义上的大众民主，或是在商业中重建绝对诚信的竞争，让酒馆和酒精从国家的生活中永远消失，砸烂政治机器并终结腐败，或是实现一种绝对的、总体的、终极的安全，以免受战争、间谍和一切外部世界事态的侵扰。我国改革传统的优点在于，它总是第一个指出我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真实且严重的缺陷，并且自告奋勇地加以改进。它的局限在于经常在真实与不可能的边界之上进退彷徨。为改革设计一些理想方案，这当然是可行且必要的，然而若期待历史会按一条直线去发展，以令这些方案实现，就显得有些违背常理了。在理论上，我们或许会认为，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在那些可以成功纠正社会中的邪恶与弊政的改革，和那些实际上只会增添或加重上述弊端的变革之间做出区分。大众运动却并非总是按照这样的区分来运行，人们也常常难以判断，一场运动会在什么时候超出对各种重要和必要改革的诉求，而沦落为一种怨愤的表达，这怨愤之所及是如此广泛，不仅囊括了社会中的全部邪恶与流弊，而且洒向了整个社会本身，包括其中一些较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毫无疑问，对一个社会做出有益且公正的批评，或是破坏性地背离该社会的根本价值，要在这两者之间画出精确的界线，这并非一件易事。一些人的生活——实际上包括一些政治运动——似乎离这条线非常之近，他们在一生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来回跨越这条线。昨天的改革背后的心理冲动，今天固然也能为改革服务，然而也可能被用来为反动服务。我完全清楚，过度强调今日自由派心中的那些政治思潮与昨日改革思想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于因过度聚焦于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恰切感知，以及因过度夸大某种洞见，反而令其超出了有效的适用范围。历史中总有一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去的传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而在我们这一代人完成对前代改革者肖像的绘制之前，也需要对我们的政治传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为此，我希望我的探究能成为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以推动对美国改革运动的更深入的研究，而不要被当成一种做盖棺论定的企图。
霍夫施塔特的《改革年代》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论述了1890年到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美国社会改革，强调美国历史发展的内在改革机制及其对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研究方法、学理和思想建构方面，具有经典性的规范性和开拓性，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经典之作。——梁茂信 东北师范大学“仿吾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霍夫施塔特教授撰写了一部上乘之作……《改革年代》一书让霍夫施塔特足堪与C.范·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齐名，他们不愧是创造性综合叙事的大师，作为过去的诠释者，他们往冰冷的历史资料中注入了一种深刻洞见，使得历史从一本死气沉沉的书变成了一段段鲜活的编年故事。该书是霍夫施塔特的代表作，开创了政治文化史的写作范式，在美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作者拓宽了史料范围，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之外，格外关注思想和文化因素，关注社会心理和公众情感，在历史脉络和社会利益冲突中理解美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对公共问题的关切和与时代挑战的对话中凝练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历史反思。因此，该书不但形塑了几代历史学家和学者对这一改革时代的认识，而且他的批判和反思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美国政治辩论和社会变革。所以，或许可以说，我们在阅读霍夫施塔特的《改革年代》时，不仅是阅读一段异国的历史，也是阅读历史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阅读构建现代文明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部反思美国现代社会转型和改革历程的伟大经典，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代表作，开创了政治文化史的写作范式，曾获1956年“普利策历史奖”，被誉为“关于20世纪美国历史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书中考察了1890—1940年遍及美国的关于进步与改革的激情，探寻改革者的道德和情感动机，他们心中的神话与梦想，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妥协的现实。这是一部将社会心理与公众情感纳入思考的政治思想史，一部写给具有一般政治意识的普通公民的著作，它将问题意识、研究技巧、跨学科视野与优雅的文笔完美结合起来，既显示了历史反思可能达到的高度，又极好诠释了强烈的公共关切与伟大的历史著作之间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 -1970），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成员。生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美国史讲座教授。1958—1959年，他还在剑桥大学担任皮特美国历史与制度讲座教授。代表作有《美国思想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改革年代》（获“普利策历史奖”）、《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获“普利策非小说类作品奖”和“爱默生奖”，他本人也因此书获得“西德尼·希尔曼奖”）、《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习气》、《进步主义历史学家》、《政党体制观念》和《1750年的美洲》。此外，他还于1970年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了《美国暴力的文献史》。王禹，重庆黔江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镀金时代、进步主义时代的政治文化，2020 年曾获由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颁发的戴维·西伦奖（David Thelen 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