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经济学解答
生育率为什么会下降？人们为什么要结婚、离婚？怎样才能降低离婚率？
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的《家庭论》告诉你。
《家庭论》是贝克尔最重要的代表作。1981年出版第一版，1991年出版扩大版。
贝克尔30岁就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开辟了一个以前只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关心的研究领域，拓宽了经济学的疆界。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父母生育较少的孩子，而在每个孩子身上却花费较多的投资。现代社会的配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在其配偶的选择中，爱情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今天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今天所强调的是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许多人痛恨个人主义，怀念消失的传统家庭，但是，我的分析却表明，个人主义之所以取代了家庭主义，是因为传统社会中许多家庭功能已被现代社会中市场和其他组织所取代了，而后者则具有更高的效率。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199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指出：贝克尔“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
▲一家三口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家庭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比如，从1950年到1977年的合法婚姻生育率下降了大约1／3，而离婚率却提高了一倍多。带有未成年子女的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两倍多，以带有未成年孩子的妇女为户主的居民户比例也增加了两倍多。
的确，美国家庭变化之迅速，已经超过了自这一殖民地建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我相信，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妇女挣钱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美国年龄超过14岁的职业妇女的真实周收入，从1950年到1964年增长了30%左右，从1964年到1978年增长了大约10%。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也提高了花费在非市场活动上的时间的既定价值，从而提高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同时也提高了妇女哺育子女的相对成本，减少了她们对孩子的需求，因为抚养孩子需要花费其母亲大量的时间。
有关的统计数字（布茨和沃德，1979年；沃德和布茨，1980年）表明，妇女收入和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1957年以来美国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婚姻收益的减少是由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所引起的，因为性别的劳动分工已经失去其优势。当婚姻收益减少时，离婚就会更具诱惑力。自1950年以来，迈克尔（1978年）关于生育率、离婚率和劳动参与率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现有配偶的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与随后离婚率的变化呈正相关。
婚姻收益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增加了未婚同居的现象，并且也明显地提高了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的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使私生子女的比例相对于合法婚姻的生育率大大地提高了。
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她们工资率提高、生育率下降和离婚倾向增强的结果）必然会提高妇女的挣钱能力，因而也增强了对经济发展的效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那样，妇女在市场活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越多，她们在市场技艺和市场经验中的投资也就越大。
离婚率、生育水平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会以其他的方式相互作用。例如，当离婚率提高以后，生育率就会下降。因为婚姻的破裂使抚养孩子更为困难，并且也减少了孩子给家庭所带来的欢乐。那些对离婚的可能性预期较高的夫妇，婚后可能生育较少的子女。
当离婚率提高之后，无论是单身妇女还是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市场经验是有用的，它会告诉人们，当一个家庭解体时，一个妇女必须成为其未成年孩子的主要经济负担者。
5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妇女挣钱能力增长的绩效并没有加速，然而，从那时起，离婚率和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却迅速提高。在过去的20年中更是如此，并且从1956年到1976年之间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超过了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个20年中生育率的下降水平（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局，1979年）。妇女挣钱能力提高的启动作用，加速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生育率和离婚率的变化。
当生育率较高，而离婚率和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较低时——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那样——由于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而造成的生育率下降，对于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她们仍然把自己的大部分青春用于抚养孩子。
她们不愿意在市场导向的人力资本上过多投资，其原因之一是她们在使用这些资本的劳动制作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很少；原因之二是在她们抚养孩子的漫长岁月中，这一资本将严重贬值。在离婚收益和广泛的性别分工维持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离婚率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70年代美国都市
最后，随着妇女挣钱能力的继续提高，生育率的继续下降，花费在抚养孩子身上的时间也会大大减少，以保证已婚妇女在其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和最后一个孩子入学之后，把整块时间都花在劳动工作上。
年长妇女的较高的参与预期，激励了姑娘和年轻妇女在市场取向的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挣钱能力和劳动参与率，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
结果，甚至在妇女挣钱能力还未增长的情况下，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就可能已经加速进行了。并且，这两个因素又加速了离婚率的提高，因为人们从婚姻中所获得的收益的下降也在进一步加速进行。更进一步说，离婚率增长这一事实本身，最终鼓励了更多的离婚事件发生，因为离过婚的人很少再感到耻辱，而且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其他离婚的人再度结婚。
在最近的数10年间，因为其他事件的影响，典型家庭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常迅速的变化。在本世纪50年代中，或许是因为“避孕药”的引进所宣告的“避孕革命”极大地减少了那些父母本来就不想要的孩子的数量，因而提高了离婚率和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虽然避孕措施的推广为我们提供了控制孩子生育时间和生育数量的较好方法，但我在本书第五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却是，对于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所出现的生育率下降现象，用“避孕革命”仅仅只能说明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
（以上摘自《家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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