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国史真谛

▲ 钱穆《国史大纲》手迹

钱穆先生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

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显然，钱先生是针对全盘西化思潮，针对疑古学派、史料学派，有感而发的。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二十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理解中国历史上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根据。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建议读者反复诵读。“引论”表达了钱穆先生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

（一）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

（二）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

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先生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先生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

如中唐以後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

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些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

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

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

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

钱先生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強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隋唐统一无疑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後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

钱穆先生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

作者郭齐勇，湖北武汉市人，1947年生。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钱穆评传》（合著）等。

《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所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国史大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用教科书体例编写而成。全书在内容取材上详述汉、唐时期而略写辽、金、元、清，详写中原地区而略写周边少数民族，详于阐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而略于具体的人与事，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1939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经面市，该书就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成为了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时也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

钱穆（一八九五至一九九零年）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鑅，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一九三〇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

其代表著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繫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钱穆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约一千四百万字。其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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