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兄难弟们：飞蛾扑火，其命维新
“兄弟们！难兄难弟们！”12月24日下午，在《辞源》第三版的总结会上，当主编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这样开场时，台下的学者、编辑们，无不会心一笑。
几个小时之前，《辞源》第三版首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百年《辞源》以新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百余位“难兄难弟”的八载磨难，终得解脱。他们的笑声中，有苦，也有甘。
前辈
《辞源》第三版的编者们，并非唯一的“受难者”。一百年来，已有两代人“自投罗网”。
1908年，西方现代文明正在涌进古老中国。有感于“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部长陆尔奎着手组织编纂一部能够“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新式辞书——《辞源》。
据陆尔奎《〈辞源〉说略》的记述，原本设想由五六位学者用两年的时间即可完成编纂工作。然而，不久之后，困难渐现，编纂者“旋增至数十人”，前后共使用资料10万多卷，耗资13万元，“当始事之际，固未知其劳费一至于此也。”而随着《辞源》出版日期的推延，陆尔奎积劳成疾，目力受损而至双目失明。
1915年，一则广告出现在读者面前：“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辞源》出版了。不同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传统辞书，《辞源》首创了兼有字典和词典双重功能的现代辞书模式，成为专家治学和大众求知的重要工具书。
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季羡林回忆：“（1934年）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作家王蒙则说：“什么都可以省，工具书不能省，特别是像我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人，全靠工具书，我不管想一个什么问题都先查《辞源》，查完以后，我的学问立刻就大了。”
有人说，第一版《辞源》共印行了190万部，也有人考证，应该是400万册。无论哪个数字更准确，《辞源》“中国现代辞书之母”的地位都已不可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将《辞源》修订成为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辞章典故以及百科知识的古汉语词典。从1958年到1983年第二版出齐，除了“文革”十年，修订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第二版修订完成后，主编之一、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吴泽炎不禁感慨：“丹铅点勘，文字推敲，倏忽二十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
与此同时，吴泽炎也不忘叮嘱后人：“我们认为词典编撰是一种终身的事业，是须要一辈人接一辈人前后相继的事业。经过几辈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真正成为‘典’，而且还要继续按照时代需要，继续修改，其命维新。”
接力
《辞源》的修订，于2007年再次启动。24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不断产生，如不及时修订，《辞源》将难以适应读者的需要。这个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将由谁来接续？
2000年，与人合编完《王力古汉语词典》后，何九盈就下了决心：这一辈子绝对不再跟字典打交道了。出生于1932年的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旧著进行一次系统修订，也还有一部酝酿多年的新作等待完成。编字典这件事太复杂、太麻烦，会打乱他的计划。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曾发誓不做三件事：编辞书、搞学会、编教材。她觉得这三件事都太浪费时间，不如专心做自己的学问。近些年，因为工作需要，教材编过几部，学会不得不参加几个，但在编纂辞书的问题上，王宁没有破过例。2007年，她理所当然回绝了担任《辞源》主编的邀请。
作为一部有百年历史的辞书，有资格担任《辞源》主编的学者，屈指可数。最适合的人没有应允，只能虚位以待，直到2011年3月，王宁、何九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董琨被先后“搞定”，同意共同担任《辞源》第三版主编。“搞定”他们的，固然离不开出版社三顾茅庐的诚意，但更多的还是学者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责任感。
“修订《辞源》，不只是修订一本辞书，而是重新清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文化理念和文化系统。”王宁说，当时有很多朋友提醒她，已经75岁了，要小心点儿身体，但她觉得在这个年纪能为弘扬传统文化继续拼搏，即使病了也无怨无悔。
“我个人的那些东西可写可不写，修订《辞源》这个全社会、全民族共同关注的课题更需要我们去做。”何九盈说，“《辞源》从历史中走来，还要在历史中走下去，我们正好处在这个中间，要延长《辞源》的生命，发挥它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董琨被分配到广东一所山区中学教书，是一部购自北京琉璃厂的《辞源》日夜陪伴着他。“我把《辞源》的字头全部抄了一遍，跟《说文解字》粘贴对照。如果说我个人在学术上有一点点修养的话，那都得益于《辞源》。”对于董琨来说，是那段难忘的经历与学者身上沉甸甸的责任，让他坚定了参与修订的信念。
结果
三位主编走马上任时，《辞源》第三版的编辑准备工作已进行了三年：原来的铅排本升级成了计算机排版，30余万条辞目、书证语料从古籍数据库中提取备考，《〈辞源〉研究论文集》《〈辞源〉修订参考资料》编写完成……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郑重承诺：《辞源》修订实行主编负责制，出版社完全听从主编的意见和安排，原因很简单：“三位主编在学界各有所长，是权威的专家，我相信他们的学识和学养，完全能够胜任主编工作。”
三位主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遴选分卷主编、修订人员的工作随即展开，还先后制订了修订方案、修订体例等13个“共同行动纲领”。在审稿工作最为紧张的阶段，董琨每天要审订200多个词条，直到爱人发现他的眼皮耷拉了下来，朋友告诫这可能是面瘫的前兆，他才用贴眼贴的办法，强迫眼睛休息一会。有一段时间，王宁赴台湾讲学，成捆的修订稿跨越海峡，追得她无处可逃。七个月里，王宁一天也没离开辞源。
主编如此，其他修订人员也不懈怠。分卷主编、北京大学教授孙玉文不过是50出头的年纪，头发却已花白。因为兼任注音审订这个“细活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孙玉文每周都要跑上一两次《辞源》修订办公室，逐字逐词推敲读音，一待就是一天，工作到深夜是常有的事。他笑称：“《辞源》把我们的头发染白了。”由于团队成员分散各地，为了便于交流，今年72岁的分卷主编、苏州大学教授王继如学着组建了一个QQ群，随时答复他们的疑问。有的成员疑问太多，王继如就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到他们家中研究解决方法。
“在修订过程中，先后召开主编会、分主编会61次；作者撰写原稿14万张、出校样1.5万张；作者、分主编、主编和编辑部审读原稿6遍，审读校样6遍；50位专业人员完成了8个校次，超过1亿字的校对。正式出版前，我们广泛征求学界意见，延请了 108位各界专家学者进行最后额外的审读把关。”于殿利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辞源》第三版收字头14210个，复词92646条，其中新增字头1320个，新增复词8512条，释义和书证改动较大的条目达40000条，改动率近40%。
“莫道修订等闲事，于细微处见功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认为，第三版是一次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使《辞源》在字音字形处理上达到了新的水平。
“《辞源》第一、二版曾伴随和指导我学习古代汉语，第三版也将成为我须臾不离的良师益友。”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如此评价。
面对同行的赞许、读者的肯定，王宁却高兴不起来，她又想起了“与那些破烂纸打交道”的痛苦。
“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尽管这句话在语言学界广为人知，但几代《辞源》编纂者，如飞蛾扑火一般，投入其中，为大众搭建起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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