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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才高八斗、迷恋缠足女人的民国第一“直男癌”

晏凌羊 晏凌羊 201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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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做一个爱学习、愿成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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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都没读懂辜鸿铭




文/晏凌羊


1


晚清、民国名士中,出现过很多“怪杰”,辜鸿铭绝对能排前三。

 

辜鸿铭之所以被称为“怪杰”,一方面是因为他够“怪诞”,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够“杰出”。

 

辜鸿铭到底有多有才?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13个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国学的中国第一人。


▲辜鸿铭的学位分别是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热哲学、修辞学、英国文学、拉丁文学、土木工程、工科学、哲学等,绝大多数是博士学位。


辜鸿铭的这个履历,足以让我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换成你我,学一门语言、获一门博士学位估计就要耗尽半生力气。

 

辜鸿铭会说9种语言,但最精通的还数英语。林语堂的英语就算是学得很溜的了,但他对辜鸿铭的英文水平深表钦佩:“在我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确乎超越出众,凡二百年未见出其右者,不论遣词用字功夫,皆属上乘而无疑问。”

 

英文好,自然有资格狂。据说辜鸿铭有一次故意把英文报纸倒过来看,被外国人嘲笑他不懂英文,结果他气定神闲地说“英文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没意思。”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他依然能把《失乐园》《浮士德》等英文名篇用英文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

 

辜鸿铭大概是那种天生吃文化这碗饭的人,因为他脑子非常灵光,记忆力又极好。在北大的讲台上,辜鸿铭经常不带讲义、不带教材地讲课,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而且一会儿飚英语,一会儿飚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听者无不表示佩服。

 

胡适在中国算是挺有名的了,但到了西方国家却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文化人。若不是“驻美大使”这个身份加持,估计真没多少西方人认识他。

 

辜鸿铭呢?特别喜欢骂西方人、吹捧中国文化,却因为“骂”得“捧”得鞭辟入里、妙语频出,广受西方人喜欢。

 

当年,辜鸿铭在北京用英语给外国人演讲,都要收门票的,名满天下的梅兰芳登台唱戏,门票只收一元二角,而辜鸿铭却敢跟西方人收两元,还有很多西方人愿意买他的账。


那时的西洋人声称:“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在当时的中国,有点像是一个“国宝大熊猫”似的存在。他的著作在国外享有广泛的阅读市场,其哲学著作曾被德国大学指定为参考教材,德国人甚至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研究会,专门研究他的思想。


这其实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儿了,因为德国是全世界最容易出哲学大师的国度,能杀出重围并不容易,但辜鸿铭从不认为这算是啥荣誉。

 

辜鸿铭是有资格狂的。

 

他曾送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一本英译本《论语》,对方调侃孔子两千年前的主张不一定适用于现在,他当即说“孔子教人做人的道理,类似于乘法,古代是三三得九,到了现在不会是三三得八”,怼得对方哑口无言。

 

辜鸿铭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有书信来往,两人在信里讨论中国文化和世界局势,托尔斯泰甚至说出“在中国的语言里面,只有一个‘道’字代表它,‘道’就是说,和人类的永久的法则相符合的生活”之类非常内行的话来。

 

▲托尔斯泰的信


英国作家毛姆(没错,就是写《月亮与六便士》那个)来中国,点名想见辜鸿铭,但因为邀请辜鸿铭的经办人只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辜鸿铭就开始摆架子不来。


毛姆后来亲自写了一封邀请函,询问可否上门拜访,辜鸿铭才答应了。

 

辜鸿铭在海外非常出名,就连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代表作《罗生门》《竹林中》,后自杀)、印度圣雄甘地都仰慕他,甘地更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我们今天总在讲“文化自信”,可早在一百年前,辜鸿铭就已经把这种自信发挥得登峰造极。他几乎是拿生命在宣讲、宣扬中国文化,努力让中国人、外国人都认同中国文化。


我敢打赌:如果辜鸿铭能活到今天,我们有幸能听他的演讲,不出三分钟,他就能让你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

 

不信你听听他这一段:


“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惟我独尊的不以武力而用智慧管理国家,为什么现在会遭到你们这些白种人的轻视和欺凌呢?因为你们发明了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只知道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却不晓得我们中国人有机械方面的天才,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聪明的百姓。当黄种人会造和你们白种人一样的枪炮,而且和你们射的一样准时,你们将面临什么呢?你们喜欢枪弹,你们也将被枪弹判决!”

 

有这种智识、辩才、煽动力和国际影响力,你说他算不算是“人杰”?

 

2

 

辜鸿铭的“怪”,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维护,甚至包括糟粕部分。

 

辜鸿铭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晚清末年。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很多中国人都不再蓄辫子,而辜鸿铭是个异类。

 

蔡元培聘他为北大讲师,他就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拖着小辫子上台讲课,还找了一个同样蓄辫的黄包车车夫拉他上下课。

 

辜鸿铭第一次上台讲课时,很多学生一见他的扮相,就发出哄笑。他大方回应:“我的辫子是留在头上的,随时可以剪,而你们的辫子是在心里的!”

 

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维护,还表现在他对女性的态度上。

 

今天的我们看到晚清女人的小脚,会联想到“畸形”“变态”“恶心”“恐怖”“惨绝人寰”之类的字眼,但辜鸿铭却特别迷恋小脚,甚至为小脚总结出一套“美”的标准,比如能满足小、尖、弯、香、软、正、瘦七个标准的小脚,才是他认为的“上品”。

 

▲这是一张让人看了会浑身不适的小脚照片,很难想象在一两百年前,这是当时对女性的主流审美。


辜鸿铭娶的妻子,就是一个小脚女人。据说他著书立说时,很喜欢把妻子叫到身边,把玩、嗅闻她的小脚,进而灵感迸发,下笔如泉涌。

 

辜鸿铭支持一夫多妻制。

 

在北大讲学时,他说“妾”这个字,分解来看是“立女”,意思是男人累的时候用来倚靠的站立着的女人。

 

有学生反驳他,问他那女人累的时候可以找这样一个人来倚靠么?辜鸿铭就提出了著名的“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一辆车配四个车轮”的比喻,说是男人有三妻四妾就是正常的。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辜鸿铭这是明显的诡辩。如果把女人比作锁,男人比作钥匙,那一把锁还配好几把钥匙的呢?陆小曼就对辜鸿铭说的这一套非常反感,所以提出了“男人不是茶壶,是牙刷,不能共享”的观点。

 

辜鸿铭也是身体力行践行他支持的“一夫多妻制”。他一生有一妻一妾,妻子名叫淑姑,是个小脚妇女;小妾呢,是他从烟花巷赎回来的。他很自豪地跟外人说“妻子是我的兴奋剂,小妾是我的安眠药”,算是“物化女性”的杰出代表了。

 

▲辜鸿铭和小妾(中)的照片


用今天的话来说,辜鸿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直男癌”(那个年代这样的男人遍地都是,反而像胡适那样懂得尊重女性的男人是非主流),但他却不“渣”


确切地说来,是奉行一套统一的价值观,而不是“享受权利时,东方的价值观对我更有利,我就信奉东方的;承担义务时,东方的价值观让我更吃亏,我就信奉西方的”。


辜鸿铭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名人,他的妻子却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小脚妇女,两人应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他非常尊重妻子的这种“旧式存在”,与她生了两个女儿,一直确保了她的“大房”地位。

 

辜鸿铭甚至还曾说过这样一句惧内名言:“连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的小妾是个日本人,早些年生活在日本,父母在中国做生意。后来,她跑到中国来找父母,却被卖去了青楼。辜鸿铭去青楼狎妓,遇到了她,就用日语跟她攀谈了起来。

 

同情她遭遇的辜鸿铭,给了她一笔赎身钱,让她去找自己的父母,结果她没找到。辜鸿铭就把她带回了家,纳为小妾。两人感情还算不错,小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有了妻妾,辜鸿铭依然要狎妓的(那个年代好多人这样)。据说狎妓时他也有怪癖,就是每睡过一个女人就跟人家索要一条手帕,特别是如果留有对方眼泪、鼻涕、口水的手帕,他就更喜欢。如果对方不送他,他甚至用偷的。

 

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些怪癖,但像辜鸿铭这样敢于承认自己就是喜欢闻小脚的臭味、喜欢女人手帕上的体液的,还真没几个。

 

辜鸿铭怪归怪,但他怪得有底线。


他是典型的保皇派,认为中国就应该有皇帝,但他从不媚上。

 

听说慈禧太后用军费办寿宴,他气愤不已,作诗反讽:“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袁世凯后来当了大总统,辜鸿铭非常不齿他的行为,无数次、无数场合骂他是“贱种”,简直想把他骂到地狱里去。


被这样一个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骂,袁世凯当然也很生气,但却不敢动他(我们历史教科书其实对袁世凯有点误会)。

 

辜鸿铭英文好、在西方社会又很出名,所以总被记者逮着问问题。一次,有一个外国记者问他:“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直接回答:“办法很简单,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辜鸿铭的朋友都大惊失色,很为他担心,官员们则根本不敢回嘴,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骂不过他。

 

辜鸿铭针砭时弊的本事,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骂人、骂事的本事,比鲁迅更精妙、幽默,更令人拍案叫绝。

 

辜鸿铭比鲁迅大24岁,两人也算是同时代的人。辜鸿铭是保守派,认为全世界就数中国人、中国文化最牛逼,而鲁迅则是革命派,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隔三岔五贬斥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两人在观点上是水火不容的,可鲁迅骂过无数人、无数事而且逢骂必胜,却从来没骂过辜鸿铭,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也不是辜鸿铭的对手吧(当然也与两人在时空上有错位有关系。鲁迅在文坛活跃时,辜鸿铭年纪也大了,不在文化界蹦跶了)。

 

辜鸿铭说自己“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句话或许也可以成为他的人生注脚。


我觉得,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清末怪杰”,或许也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3


辜鸿铭于1857年出生在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当时,中国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三年后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抢劫烧毁了圆明园。

 

辜鸿铭的祖籍在泉州,他的祖辈是中国最早“下南洋”的一批人,在马来西亚积累了比较多的财产。辜鸿铭的父亲当时帮英国人管理着一家橡胶园,会说闽南话、英语和马来语;他的母亲是会说英语和葡萄牙语的西方女性。

 

俗话(其实就是我说的)说得好:“七分天注定,三分靠干爹”一个人想要成功,需要出身、运气、努力等等的加持,若是能遇上个把贵人,则犹如猛虎添翼。


辜鸿铭日后之所以能成长为怪杰,得益于他有一个比较给力的干爹。

 

橡胶园主布朗先生膝下无子,特别喜欢辜鸿铭,就将他收为义子,教他读书认字学外语,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你当真以为辜鸿铭会说那么多国家的语言是因为他天生聪明?不是的。当年布朗先生为了逼他学语言,曾让他痛苦到要哭。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去了英国,在英国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


辜鸿铭14岁时,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来他回到英国,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


在欧洲的那些年,他慢慢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

 

20岁时,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相继获得多个博士学位,学会了九种语言(如果辜鸿铭能把他学语言的技巧讲成课传授给我们,一定会卖疯了)。

 

你看,每一个牛人都有一个开了挂的、让普通人望尘莫及的人生。看看人家的20岁,再想想我们的20岁,我们何止会产生“被同龄人抛弃”的感慨,这简直是被同龄人活埋了好吗?

 

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名人,那时真要是遇到了辜鸿铭,都会说一句“久仰大名”的。


比如,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当初去德国留学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而辜鸿铭在欧洲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是蔡元培仰视的对象。

 

1880年,23岁的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马来西亚,并在当地政府任职。此时,他对中国文化还知之甚少。


有一次,辜鸿铭出访印度、回国途中路径新加坡,认识了精通中国文化的语言大师马建忠。

 

▲马建忠是韩国国旗的设计者,其实我觉得八卦图才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设计,可惜被韩国人拿去当了国旗。

 

辜鸿铭后来回忆说:


“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了老家,跟家里人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从此,辜鸿铭埋头研究中华文化,越研究越沉迷;后来,他回到中国,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


在这期间,因为精通多国语言,他多次被派去跟外国人谈判。比如,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后,辜鸿铭被派与在法国时就已相识的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进行谈判。

 

宣统皇帝继位时,辜鸿铭任清朝外交部侍郎。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以后,他辞去公职。1915年,他去北大当英文老师,讲了两年课。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续聘他为教授。


作为旧文化、保守派的代表,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胡适等掐得不可开交,北大一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后来,新文化运动占了上风,男女平等的思潮越来越浓厚,辜鸿铭见学校开始招收女生,特别看不惯,就辞职离开了北大。


不久后,他去了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期间曾赴台湾讲学。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辜鸿铭还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


在泰戈尔面前,辜鸿铭狂性不改,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中国文化,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

 

▲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


1927年,辜鸿铭的妻子去世,他从日本回国,后来有人将他推荐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了解辜鸿铭的来头,不似张之洞一样赏识他,辜鸿铭傲然离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这也是个奇人)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不幸染了感冒,请了西医来看也没看好,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

 

看完辜鸿铭的履历后,你还会觉得他留辫子、喜欢小脚女人、主张一夫多妻制是发自内心的?我真不这么认为。

 

辜鸿铭从小在西式家庭中长大,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他的母亲是从来不裹小脚的西洋女人,他自小浸染在崇尚平等、民主、博爱等理念的西方文化中……一个人的三观,在童年时已形成大半。他有多大的可能在23岁以后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顶礼膜拜?

 

我觉得他的种种怪癖和表现,不过就是对当时“西学东渐”风气的一种反叛。他想用一种怪诞甚至夸张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进而好让他进一步宣扬“老祖宗的有些东西不能丢”。

 

你觉得他是个怪咖,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懂得传播营销学的规律并成功运用了这种规律。


胡适就曾批评他,说他当年在西方留学时可是把头发剪短了的,而现在回到国内,反而留辫子了。辜鸿铭当时声称要状告胡适侵犯自己名誉权,后来终究没告,只是解释说“当年自己在国外也是留辫子的,只是有个外国女郎说喜欢他的辫子,所以他剪下来送给了她”。

 

辜鸿铭的这种说法,有多大的真实性?在我看来,也许他不过就是靠一段绯闻,在外人面前巩固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坚持的东西。

 

在民国的文化人中间,恐怕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西方文化以及其先进性,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文化的糟粕在哪儿,但他一直以乖张的方式宣扬自己的主张,说到底也是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通过自己微薄的努力来提升点民族自信心吧?

 

因为,辜鸿铭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窝囊、被强敌打得满地找牙、灰头土脸的时代。在文化上咱们再不自信点,就更加落后更会挨打了。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曾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以为他是个奇葩,殊不知他那些怪诞的行为,可能只是一场深情的、带泪的、用心良苦的表演。


也许,我们真的是误会他了呢。你认为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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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碎碎念:


写类似的文,写到悲哀,因为太少有人能理性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了,所以不愿再辩论。只声明三点:第一、如有不同意见,以您的意见为准。第二、如有不同意见,以您的意见为准。第三、如有不同意见,以您的意见为准。这几日颈椎很痛,今天推送晚了一些。感谢阅读,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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