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诞辰！伯格曼的独乐与众乐
看死君：英格玛·伯格曼，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电影巨匠之一，瑞典国宝级导演，被众多名导疯狂追捧，在电影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是英格玛·伯格曼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让我们共同来缅怀这位大师。（文末福利）
作者|陆支羽
公号|看电影看到死
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在法罗岛病逝，世人公认的“圣三位一体”（另两位是塔可夫斯基和费里尼）至此全部陨落。同一天，罹患失语症的安东尼奥尼也在罗马去世。两个厉害人物的讣告传遍欧亚大陆，也击中了当年未满20岁的我。
而在伯格曼去世一个月前，华语影坛也已然失去了最会讲故事的杨德昌。一时之间，关于“电影已死”的说法此起彼伏。在黑暗中，对着电视屏幕，我看到伯格曼在法罗岛低调落葬，瑞典为他降下半旗；我看到文德斯在安东尼奥尼的灵柩上敲下最后一颗钉子。太多人悲叹，欧洲人文电影真的落幕了。然而，我对电影的热爱，却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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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迷影记忆中，伯格曼是一个拥有深度童年阴影的电影大师。他怀疑上帝，却又无法否认上帝的存在，这种痛苦的矛盾伴随了他的一生。出生于路德宗传教士家庭的他，儿时经常跟着父亲去布道。很长一段时间，厄普兰地区的乡村教堂便成了他的秘密基地。
不同于那些在“大自然”中被放养的孩子，伯格曼的童年更像一场私密的室内剧。我们谁也无法知道，当伯格曼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当他从父亲的素黑色长袍后探出眼睛的那一刻，究竟看到了怎样的景象，究竟思考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伴随着痛苦的好奇心，他就像一个孤独的骑士开启了漫漫宗教之旅，甚至穷尽一生都在与上帝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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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对电影的热爱，始于小剧场。伯格曼九岁的时候，曾经用他心爱的锡兵玩具换得了一台电池式摄影机，这是他童年的重要时刻，这台摄影机被称为他生命中的“魔灯”，也是他的电影梦真正起点。从这台小小的摄影机中投射出那束光，就像伯格曼眼中的秘密花园，不断地吸引着他去窥探更大的世界。
在伯格曼晚年的自传《魔灯》中，他袒露了太多从来不曾对外公开过的隐秘往事，包括他的情欲，他的病史，他的虚荣，他的政治不正确。
可以说，这本成书于1987年的《魔灯》，就像伯格曼宣布息影后进行的一次伟大而痛苦的忏悔。然而，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将我们引向他孩提时的那套造梦玩具，引向他与电影之间的心灵故事。
九岁那年，深爱斯特林堡戏剧的年幼的伯格曼，便孤独地开始了他的光影探索。借助“魔灯”的力量，他用自己制作的场景、木偶与灯光自导自演，一步步从他的生命体验里牵出历史的幽灵、远古的骑士、神父的阴影、与死亡的恐惧。假如有一天，伯格曼的一生被后辈拍成传记片，“魔灯”无疑是最好的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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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式充满宗教烙印的童年，我们终究不曾经历过，我也无法切身体味伯格曼的痛苦。在很多影迷的记忆中，与伯格曼的灵魂靠得最近的华语导演，或许是李安。早年，李安受伯格曼《处女泉》的启发走上艺术电影之路。那他的话说，当年看完《处女泉》就像被夺走了童贞一样。
电影《处女泉》
而在拍《色，戒》拍得特别痛苦的2006年，李安飞去瑞典法罗岛拜见了伯格曼。或许是缘分使然，曾经拒绝过无数人（伍迪·艾伦、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拉斯·冯·提尔等）的伯格曼，却在玛丽妮露的劝说下答应了见面。自此，李安拥抱伯格曼痛哭的那一瞬间，成为了我们迷影生涯中的珍贵记忆。
或许，正是因为命运中有太多痛苦的时刻，，才促使伯格曼在1982年拍摄了以“小舞台，大世界”著称于世的《芬妮与亚历山大》。按伯格曼的话说，这是他毕生电影生涯的真正压轴之作，也是他终其一生无数次想拍，却又不知从何入手的家庭编年史。
假如不是后来有人苦苦邀请，可能拍完《芬妮与亚历山大》后，伯格曼便会早早息影。后来的《在小丑面前》《排演之后》《萨拉邦德》等影片也不会诞生。
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
在极具自传色彩的《芬妮与亚历山大》中，伯格曼将他充满阴影的童年生活、父母不圆满的婚姻，以及死亡事件带给他的恐惧，悉数道尽，彻底倾吐。
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
印象中，世人常以“集大成之作”“返璞归真之作”来形容《芬妮与亚历山大》，但我深知，伯格曼更是想借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即便世事有再多艰辛困苦，终究还有一些真正甜蜜的时刻值得我们去铭记，比如全家人的烛光晚餐，比如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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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伯格曼漫长电影创作生涯中的代表作，我们固然忘不了《呼喊与细语》《野草莓》或者《芬妮与亚历山大》这样的重量级影史杰作，但注定绕不开的巅峰可能还是那部拍摄于1957年的《第七封印》。
电影《第七封印》
这是伯格曼电影在国内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而2017年也正好《第七封印》上映60周年，重温这60年前的黑白光影，无疑是伯格曼影迷们要做的重压功课。
创作《第七封印》的那一年，或许是伯格曼一生中最接近希望的重要时刻。影片中的骑士布洛克，就像是伯格曼本人的化身。命运难逃的十字军东征，尸横遍野的欧洲大陆，将他所有的信仰消耗殆尽。
电影《第七封印》
伯格曼穷其一生对上帝表现出的莫大怀疑，在《第七封印》中便已昭然若揭，并一如既往延续他日后的几乎每一部作品中，包括之后的《野草莓》《犹在镜中》《秋日奏鸣曲》《呼喊与细语》，直到晚年的集大成之作《芬妮与亚历山大》，都逃不开上帝怀疑论这个信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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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夏天，伯格曼已经拍出了日后引领好莱坞整个60年代的经典爱情片《夏日插曲》，以及初露意识流锋芒的群像之作《女人的期待》，而《不良少女莫妮卡》是他拍摄的第12部长片。这也是哈里特·安德森第一次出现在伯格曼的电影里，那年她21岁，青春美好，宛如晴空下的缪斯。
电影《不良少女莫妮卡》
正是从《不良少女莫妮卡》开始，伯格曼开始了与哈里特·安德森长达多年的恋爱关系，两人合作了《小丑之夜》《恋爱课程》《夏夜的微笑》《犹在镜中》《这些女人》《呼喊与细语》等，其中不乏名垂影史的经典神作。
电影《呼喊与细语》
有人说，当年的这批伯格曼电影都在无形中带有一些道德意味，但又不似侯麦的“六个道德故事”那么清爽纯粹，总会在情节中挟藏一些惊人之语，将平凡引向深邃。换句话说，伯格曼日后的大师气象也正是借此慢慢锤炼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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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50周年之际，当年的评委会为表达对大师的敬意，特别设立了一个对电影创作者的最高礼遇大奖，名为“金棕榈的棕榈”。这个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大奖获得者，正是被世人尊为影史“圣三位一体”之一的英格玛·伯格曼大师。
这个“棕榈的棕榈”奖项，是为了奖励伯格曼一生在电影创作方面的伟大成就，但对于伯格曼而言，他其实早已不需要靠任何一座奖杯来为其增光添亮，在世俗的眼里，他本身早已成为一座丰碑，抑或一个影史传奇。
作者| 陆支羽；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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