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同窗姜明安：曾给两任中纪委书记提建议

[摘要] 姜明安建议，当前我国应该建立一系列的阳光法案，如制定《反腐败法》、《行政程序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示法》。

姜明安住在北京城的西边，楼挺旧，颇大的客厅四壁都是书，周边摆满了各式盆栽。

在电话里，他总说自己很忙，一会在上海，一会湖南，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

他确实忙，7月25日晚接受完时代周报记者采访后，他还要看好几份材料，其中一份是某部委一项规定的修改稿，其二是关涉到京城内一个地块项目的产权归属论证，某律师事务所寄给他厚厚的两本材料，封面上写有“保密”两字；还有就是审读教育部所管辖的一系列科研课题。

这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身上有着许许多多的头衔，但最为人知的标签有两个：李克强总理的同学、我国行政法的奠基人之一。实际上他的经历就浓缩了一部中国行政法学史。

采访中，姜明安的语速很快，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岳阳口音，但颇为率真，在他的语境中，几乎没有话题上的禁忌。他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岁月，他的那些著名的同学，他跟随着当时的法学家一同参与行政法立法的过程，也讲述了自己参加过中纪委的反腐座谈会，当面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建议。

“李克强学英语非常勤奋，我偏爱读书”

过去的一周，在湖南，除了给湖南岳阳市政法系统的官员讲课外，姜明安还特意走访了近40年前他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

如汨罗县的“五七”大学旧址。他说：“说实话，我不喜欢那个地方。”1975年9月，姜明安初中毕业后进入岳阳市汨罗县“五七”大学，但那所大学并不授课，“只是每天在洞庭湖畔的磊石滩砍芦苇”。所以，姜明安三天后便逃跑了，但没多久便被学校追回。幸好那时，学校里有一位叫陶晃生的老师，一名正规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姜明安每天晚上去跟随他学习，补上高中的课程。姜明安说：“也是如此，我才能考上北大。”

1978年，27岁的姜明安考入北京大学法学系。这个班中，有李克强、郭明瑞、陶景洲、刘凤鸣等人。在今天看来，这个班可谓群星璀璨，被称为北大法律系的“黄埔一期”。

在日后，姜明安写过多篇文章回忆这段求学岁月。如李克强学习英语非常勤奋，组织能力特别强，而自己偏爱读书，以致一天晚上躲在被窝里读书让灯泡把同学王瑚的被子烧了一个洞；写如今的北大刑法学大家陈兴良到北大分校给师弟师妹讲课，课没讲完，就有师妹递条子表达爱意；而姜明安自己喜欢了一个同学，但那位同学却嫌他普通话说得不好难以交流而拒绝，之后还向同级另一女生表达，再次被拒绝。

读书时，姜明安和同学郭明瑞一起兼职做翻译赚了些钱，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而郭明瑞买的手表却在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让人给挤掉了，“气个半死”……

所有这些在日后都成为著名的北大法学77级的典故。姜明安回忆，自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很穷：“烧穿了同学王瑚的被子，我说要赔给他，但我是赔不起的。”

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姜明安的工资还不到100元。到1989年左右，他帮忙起草《行政诉讼法》里的行政复议条例，一个是行政处罚条例，得了1000元补助，他已经觉得非常满足了。

在大三时，姜明安选择了行政法学作为专业。而当时，我国的大学还没有行政法的课。在图书馆里，姜明安所能找到的是一些国民政府时期法学教授所写的行政法著作，甚至是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大学行政法教科书。而在课堂上，则只有龚祥瑞在讲授外国宪法的课程时讲述一些行政法。姜明安说：“龚祥瑞老师说，行政法是实践的宪法，没有行政法，宪法只能停留在纸上，他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吸引我。”所以那个时候，姜明安除了借阅龚祥瑞教授的藏书外，还跟着去参加社会上的法律会议，认识了当时的许多法学名家。

但在临近毕业时，龚祥瑞对他说：“姜明安，你可要注意自己的饭碗。”

今天回忆起来，姜明安说，龚祥瑞老师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当时，“行政法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遗忘和误解的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人们谈法学体系时，都将行政法学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谈实体法学，人们列举的是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等，整个法学教育中，规范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现在国家管理，约束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法所占的比重小得可怜。龚老师担心我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

毕业时，姜明安幸运地得以留校。考虑到他普通话太差，但俄语不错，系领导让他去《中外法学》任编辑，但姜明安坚持上讲台教行政法，甚至不惜以辞职相逼。于是，助教姜明安成为当时北京大学唯一的教授行政法的教师，只是，在课堂上讲授的是外国行政法。

姜明安说：“我相信土壤是可以改造的，时代是会发生变化的。”

果然，1981年，司法部提出恢复法学教育，开始组织编写行政法学教材，1983年，由著名学者应松年等编著的《行政法概要》一书出版，标志着行政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诞生。而次年，姜明安以一年50多课时之讲义整理成《行政法学》一书，并由我国宪法起草者肖蔚云作序后，在山西一个出版社出版。

而当《民法通则》颁布时，当时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陶希晋提出“新六法”主张，“当时，陶老前辈说的是，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有了，缺的是行政法以及行政诉讼法。”不久，陶希晋倡导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推动相关的行政法立法，并得到了彭真等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同意。

但姜明安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他竟会在最开始阶段便参与其中。

“姜明安不适合做官”

1984年4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委员会副主任的陶希晋给龚祥瑞打了个电话，他邀请龚祥瑞和姜明安来到他的家中“谈一点事”。

于是，一个名为“国家工作人员法立法小组”的15人小组成立了。这15人住在中组部万寿路的招待所里，开始制定一部称作《国家工作人员法》的法规。1985年3月，《国家工作人员法》初稿完成（1993年，国务院发布这部法律时将其改名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2005年人大通过时叫《公务员法》）。

姜明安说，制定这部法用了大概半年时间，对于参与其中的法学大家来说，算是小试牛刀。“那时候我还没成家，干脆就住在那里了，能和杨柏华、皮纯协等法学大家一起工作让我感到很幸运，那里伙食非常好，一天四顿，晚上还有酸奶喝。”他这样回忆。

对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陶希晋，姜明安则说：“陶希晋是一位真正有威望，受众人推举的人，他是革命家、政治界、法学家，那个时候他能接触到胡耀邦、彭真等人，我们有什么立法上的建议都是通过他传话给国家领导人的。”

因为这段时间的出色工作，中组部看上姜明安了，要调他到中组部工作，派人到北大来了几趟。但是，当时的北大法学系副主任张国华对中组部的人说，你们别来了，姜明安不适合做官，让其他人去吧。于是，一句话“断送了”姜明安做官的前程。在今天，姜明安说：“他是对的，是为我好。”

198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在人民大会堂成立。多年后，这个立法研究组被誉为我国立法史上的典范之作。

这个研究组也确实是聚集了当时法学界的所有大家。牵头者是陶希晋，组长是江平、副组长罗豪才、应松年，组员则有高帆、肖峋、费宗祎、皮纯协等人，姜明安几乎是资历最低的。最初，行政立法研究组致力于制定一部比肩于《民法通则》那样的《行政法通则》。姜明安说：“我们的工作计划是，争取在第二年六七月提出行政基本法的初步框架，1987年1月底前提出框架出稿，4月前调查研究，6月征求意见，当时我们雄心勃勃，但最后发现难度太大，我们所做的一切像是闭门造车，所以半年后放弃了。”

1987年，在一次立法研究组会议上，组长江平提出一个对行政法影响深远的意见：从法律发展来看，一般是先有程序法，后有实体法，民法就是这样，先有民事诉讼法，后有民法通则，我们何不制定一部《行政诉讼法》，再搞行政法？

于是，这个行政立法组进入了《行政诉讼法》长达两年的制定期。

而为了改变之前的闭门造车状态，这批法学专家开始到国外取经，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外国访问。这一年多中，姜明安访问了美、英、法、德、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会见了上百位法学家。他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呆了9个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住了3个月，在英国剑桥大学住了2个月。对这个特殊的立法小组，费用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所特批。姜明安说：“当时，罗豪才说，不要怕被演变，头脑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有我们的坚定的国家立场，你看，最终出来的《行政诉讼法》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英国的，它就是我们中国的。”

1989年2月，《行政诉讼法》成稿，同年4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多年之后，姜明安这样评价著名法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江平虽然不及陶希晋，但他刚刚完成了《民法通则》，所以大家都信服他。而关于这部《行政诉讼法》，一切都很不容易，制定时有人骂，讨论时有人骂，实施后仍有人骂，特别是民告官一节，全国各地的干部写了几百封信表示反对。”

但毫无疑问的是，《行政诉讼法》彻底地改变了我国行政法立法。它催生了其后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而这些使得我国原本空白的行政法体系逐渐建立。而在参与这些相关法律的制定中，姜明安也渐渐成熟，成为行政法学界的著名人物，而其后，他更是参加了《审计法》、《农业法》、《统计法》等数十部法律的论证和咨询。

他开始出版了更多著作，发表了更多论文，言论也逐渐变得更为重要，报纸杂志也争相采访他，邀请他写专栏。而他也开始介入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其中最有名的是，2009年12月，姜明安与同为北大法学教授的沈岿、王锡锌、钱明星、陈端洪5人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而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在搜狐上开设博客，撰写一些评论当年房屋拆迁的政策与案例，“很多被强制拆迁的人都在我的微博后面留言，希望我能关注到，我的精力有限管不了那么多，一方面也于心不忍，所以只好把博客停了，但这些更让我认识到，只有建立更为完整的法制，法治才能帮到更多人。”

而同时，他的师长、同学、同侪等也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前程格局，如罗豪才离开北大，任职于部委，后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克强则在1982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常委，开始从政，如今成为国家总理，而其他同学则有著名的法学家，各高级法院院长、高级检察官和大律师，也有大学校长和法学院的院长……

参加中纪委座谈会，反腐建议正试行

在一篇文章中，姜明安如此写道：“现在，我国的行政法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就完整的行政法体系而言，我国还缺少一部基本的主干法律，这就是行政程序法。”他希望立法机关能够尽快制定这部法律。

为了不留遗憾，姜明安仍在推动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为了这部法，他已经争取了多年，而这也是他接下来的最大的工作计划。“《行政程序法》制定的难点在于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执政理念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公正与效益问题，二是法治与发展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讲的都是发展与效益第一，兼顾公平公正。如今，随着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得到了发展，现在应该到了一个调整期。我从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班子看到了这种变化，习近平书记就不断强调法治，法治已逐渐放在发展之前，公正也开始放在效益之前。”

目前，姜明安正领导着北大的一个课题组在制定《行政程序法》建议稿。姜明安说：“去年开始的，明年将完成，完成后将呈递至国家相关部委。”

2012年12月的某一天，姜明安忽然接到一个从中纪委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通知他到中南海去开一个小座谈会，为“国家反腐提一些建议”。

姜明安对此并不陌生。早在2009年，他就曾受邀参加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主持的座谈会。

但这一次明显不同。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刚是在十八大后，中央高层领导刚换届。那一天的座谈会只有8个人。因为人不多，这天姜明安放得很开，“完整地提了自己一直所思考的，所深思熟虑的”。

姜明安建议，当前我国应该建立一系列的阳光法案，如制定《反腐败法》、《行政程序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示法》；而在具体的反腐措施上，他则建议对拟提拔干部进行财产公示，“作为一种契约交换，要不你就放弃升官”，对领导干部财产登记以15%的样本进行抽查，发现有造假的一律向社会公开……姜明安记得，当天的座谈会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姜明安说：“王岐山书记一直在倾听，几乎没怎么说话，他的表情很严肃，怎么说呢，他让人感到一种坚定、刚毅。”

正如国人所知，十八大之后，反腐整治力度空前。

姜明安说：“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反腐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腐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在立法上以及相关条例实施上，也正在稳步前进，如对官员财产登记的15%抽查，已在上海、广东等地试点实施，对拟提拔的干部进行财产公示，也正在试点。我从事行政法立法、教学30多年了，我亲身见证着国家的进步。”

直到现在为止，姜明安的简历上，写的还是在他1982年从北大法学系毕业时的“本科学历”，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最为顶尖的行政法学者。像一个老式的学者那样，回顾起自己三十多年的行政法教学与立法参与生涯，他甚至说，我能参与这么多实际立法工作，参与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法治创建、发展的整个历程，我感到自己非常的幸运，如果不是身处这么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我和我的同事们绝对没有这么多参与实际立法的机会，绝对没有这么好的参与创建、推进国家法治进程的机会。

“你应该写一写我的老师龚祥瑞”

姜明安的同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姜明安是一个很率真的人，对人非常真诚，他热心于社会进步，他是一个对金钱物质特别淡薄的人。

无论是老家乡里或村里的捐助请求或是亲友在经济方面的求援，姜明安总是尽自己所能给予回应。

采访中，他有些打趣地说：“幸好，我每年还能挣个几十万。”

他是教育部、文化部、湖南省省委省政府、国家扫黄打非办，以及一些市级政府、律师事务所等部门的顾问。此外，他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到各地讲课，“你看，这次给湖南岳阳的党政系统讲课，他们七八个月前就开始约我的了”。

“我出身在湖南农村，那个时候很穷。现在我能挣钱了，但我没有用多少。”姜明安说，“我写书、讲课，不停地出差，假期也不闲着。”

“当然，我还有工资一万多”……这时，他快步走进书房，从里面拿出一本红皮的大学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他说：“全国高校都用这本教材，已经重印了30多次，每次版费有20万左右，我能拿到其中的三分之一，当然还要交税。”

说完后，他转过身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晚上八点，“哎呀，说好只谈40分钟的，这下却谈了两个小时，忘了时间了，今晚我还要完成这三个东西呢。”

记者想与他多聊一会，建议一起外出就餐，边吃边聊。

他慌忙说：“不，不，不，到外面吃饭至少要两个小时，太浪费时间了。”

说完，跑到冰箱旁，从里面拿出一盒白米饭，晃了晃，放回去，再拿出一盒青椒小炒肉，最后说：“我用微波炉热一下就好了，我通常是煮一次，吃两天。”

在送时代周报记者出门，等电梯时，本来姜明安已决心不说话了，忽然他又说：“其实，你不应该来采访我，你应该写一写我的老师龚祥瑞，他在自传中把自己比作盲人奥里翁，他已经去世9年了。我今天取得的一点成就，是因为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龚祥瑞、肖蔚云、李志敏、陶希晋，我很想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