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一、中国法理学三剑客的由来 | 法宝推荐
【作者】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法学学术前沿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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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法学》正式创刊于2007年，已历十年。编辑部励精图治，已成为中国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权威顶级刊物之一。值此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邀请中国法理学三剑客——张文显教授、郑成良教授、徐显明教授论道中国法理学的过去与未来。请点击文章结尾“阅读原文”查看访谈完整版。
中国法理学：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主编絮语
车丕照：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文显老师、成良老师、显明老师做一次访谈，这次访谈其实是更大的一个活动的一部分，这个活动就是庆祝《清华法学》杂志创刊十周年。在讨论怎么开展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决定一定要发一批有影响、有历史价值的稿子，但是当时还没有太明确的想法。后来雨衡——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她说：“三剑客不是你的同学、老师吗，能不能组一篇稿子？”当时我想这个主意挺好，但是说实在的我没有信心，因为三位都非常非常繁忙。隔了不久，开中国法学会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审会，我就同时见到三位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预兆，我马上跟成良说，成良说：“很好你看着做。”显明也说：“这是非常好的主意，你跟文显老师商量一下。”文显老师当时主持会议，就没有当场回复我，后来回去看了我的短信之后，也是非常肯定，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活动。我想，侠客情怀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但是真正能被认为是侠客的，少之又少。而今天我们对面这三位就是中国法学界名副其实的三剑客，他们的工作很多是属于开创性的，确实有破有立，有侠客的精神和勇气。从最早他们提的权利本位理论，到后来成良、显明二位老师做的人权的研究，还有成良的法学方法论等，是开创法学界及法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的派别。再后来，我们知道，由于这三位的学术影响力，以及他们自身所担任的学术职务、行政职务，其实是引导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法理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在影响中国法治的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请三位老师给我们寄一篇有分量的稿子，其次就是做今天这样一个访谈。我们想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全面地梳理一下三剑客的缘起、他们当时的贡献以及他们对当下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国法治的评估和检视，还有三位对中国未来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建设的预估或预见。我们也会请三位老师谈一下他们人生的感悟、人生规划等。
目 次
一、三剑客的由来
二、中国法理学从何而来？
三、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四、中国法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五、三剑客的学术情怀和对年轻人的期望
一、三剑客的由来
徐雨衡：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好的学习机会。我们这个构想，是想请三位老师谈谈学术上的贡献，对中国法治的贡献。我们希望更多的法科学生能更加了解三位老师，也能通过这个访谈有更深的感触和收益。不仅是如平常那样读老师们的书、看老师们的文章，获得知识性的收益，也能获得思想上的收益。这对于后学是一个榜样。车丕照老师和张文显老师对访谈有一个设计，希望老师们回顾过去、反思当下、展望未来。
现在，我们一起回顾过去，回到三十甚至四十年前，那时三位老师都是翩翩少年，是才俊。当时三位青年，是怎么碰撞到一起的？您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徐显明：文显和我俩，严格来说不是一辈儿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文显留校做助教。当时是我们法理课的老师，那时课名不叫法理，叫“国家与法权理论”。最初的时候，王子琳老师上课，文显来做助教，坐在我们当中一块听课。当老师的课讲完了，需要答疑和辅导的时候，文显作为助教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大家也管他叫张老师。后来我们走在一起，还是因为王子琳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一师之徒。在这个意义上，文显是大师兄，我和成良晚一点。成良比我入门早一年，但我们是同届，原因就是我当时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法律史，导师是乔伟老师，后来乔伟老师调往山东大学，我曾认为学生也跟着老师一块转，但遇到学籍管理上的障碍，没转成。尽管法史的课程当时已经读完了，已经开始撰写法史的论文了。但我决定转向法理，就这样投到王老师的门下，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郑成良：起初我们都管文显叫张老师，后来他当师兄之后我就逐渐改叫文显了。当时的助教和现在的助教不一样，非常负责。他跟堂听课，随时答疑，还给我们做了两次专门辅导，每次辅导都讲了两个小时左右。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对马克思理论研究得非常深入，同学们对他的辅导课评价是质量非常高。后来我和显明读王老师的研究生，文显是王子琳老师的第一届学生。
张文显：我是王子琳老师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吉大首批研究生。
郑成良：我和显明是第二届研究生，和文显变成同门师兄弟了，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作为学生，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们一直在一起。后来我和文显都留在吉大当老师，显明毕业之后就去山东大学了，山东大学法学院是乔伟教授带着显明他们一起创立的。当老师之后，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可以说我的学术成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显。王子琳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功力很深，但是开拓我视野的是文显。因为当时在我们中国法学界，他是最早介入西方法哲学研究的，并系统地发表论文、写著作。后来在文显师兄的引导下，我也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法学理论，这样整个视野就打开了，奠定了比较好的学术基础，才有以后的学术成长。
张文显：另外我也补充一点。显明和成良在他们还是本科生的时候，就属于思想比较解放，学术比较活跃的学生。经常发表一些很深刻、很前卫的观点，这方面显明和成良你们有很多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郑成良：我和显明是1978年入学。
徐显明：我们俩是同班、同寝室，研究生期间仍是同寝室，七年同窗。
郑成良：我们的成长，包括文显老师的成长，我觉得和那个年代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最活跃、最解放，也很勤勉。我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劝导我们学习不要太累，但那个时候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我们的生活基本就是围绕教室、图书馆、食堂、寝室这几个地方，当时真是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在那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吉林大学的文科很好，讲座也很多，我记得当时我经常去听讲座。那个年代年轻人有报国之情，发奋读书、发奋研究，我们正好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显明在研究生阶段还是研究生会主席，是学生领袖。我们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大量学习各方面知识，不仅有法学知识，还有其他方面的知识。记得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的，不仅是法学问题，对于一些感兴趣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也经常一起切磋讨论，而且当时的年轻人思想活跃度普遍比现在高。不仅是我们，那一代人思想与学术研究基本上没什么禁区，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振兴中华。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比现在要向上得多。
徐显明：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这个寝室把饭打回来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正儿八经地吃饭，都是一边吃饭一边争论问题，晚上包括熄灯之后我们也会继续争论问题。本来，熄灯是统一规定的时间，熄了灯之后按理是入睡，但我们晚上的争论太激烈，甚至影响到了隔壁同学。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自我约束，只能在晚上熄灯之后争论一个小时。到了十一点之后，无论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都不准再发表了。天天如此，可以说是无时不读书，无时不思考，无时不争论。当时所讨论的问题大部分都来自阅读经典文献的思考，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想大家都读这本经典，也奠定了我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经典著作里边，这个篇章可能对我们影响是最大的。当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名家的名篇我们都读过，也做过许多摘抄卡片，其中很多观点我们也都进行过思考。回到寝室后我们围绕这些经典著作中的观点和论证展开讨论，当时我们倡导读过某书的同学有优先发言权，其他同学可以提出问题，可以争论。
张文显：我觉得我们三人凑在一起，是因为大家都对理论有一种浓厚的兴趣和研究理论的热情，因为那个时代是需要理论的时代，有很多观念和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阐明和澄清。整个社会处在大改革大转型的阶段，有很多困惑的问题需要理论来解答。显明刚才讲了，我们的导师王子琳先生，我们分别是他带的第一届和第二届研究生，王子琳老师治学是非常严谨的，为我们指定了很多经典，要求我们读。所以我们在研究生期间，真的是没有与经典擦肩而过。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经典，我们现在用起来还是那么得心应手。还可以补充几个很有趣的故事，你们78级1班当时有一个“民主小组”，是吧，成良？
郑成良：就叫学习小组。
徐显明：我们几个人都属于比较活跃的，后来，争论不限于小范围了，有人要来和我们辩论了。
郑成良：当时我们78级1班和78级2班的教室离图书馆很近。
郑成良：我们教室外边就是黑板报，我们经常把我们的一些观点，组织成文章贴在黑板报上。当时黑板报是重要传播媒介，经常围着很多人在那看。
徐显明：我们的教室旁边就是校办，黑板报贴出后，校部机关、宣传部、校办、人事处的老师们都来看，甚至很多外系的老师也会来看，后来就有人要和我们辩论。
郑成良：当时法律系的书记找过我谈话，询问我们写文章有什么背景。我们的回答很坦诚：没什么背景，就是读书。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提倡开务虚会，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务虚会是什么概念，但我们的思想和务虚会的主流思想是一样的，都是提倡解放思想，民主法治。后来也没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处理，但听说省委宣传部注意到了，要求过问并且制止。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证明我们的思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是一致的，因而没形成大的风波。
徐雨衡：据我了解，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我们的文史哲研究中，史的地位高于理论研究的地位。一些大学教授原本是研究法学、经济学原理等这些基础理论的，但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二十年，都转向了史的研究。我对徐显明老师您的研究转向十分感兴趣，您当时从史的研究，转向了理的研究，这是需要勇气的。据我所知，那时不管是做法史，还是近代史、古代史，与史沾边的学生比较容易留校和择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仍然选择将您的研究重点从法史转向法理，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还是当时就没怎么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您们求学的年代，刚才徐显明老师也说您们曾被注意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您们会不会觉得有什么风险？您们有没有顾虑？
徐显明：在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你说的这点是对的，当时经济学、法学并不是显学，最优秀的学生是要报文史的，只有少部分人选择了社会科学。许多学法律、学经济的同学，都是以文史为第一志愿，这个志愿未如愿而被贬于法学、经济学的。那时，文史是显学。一方面原因是中国有悠久的文史传统，文史中包含着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原因是受领袖的影响，毛泽东用史之熟是青年人所向往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和学术有关的问题基本上都与文史有关。我第一志愿就是报的法律，当时我们叫政法专业，是保密专业。当时我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觉得去了以后就要讨论中国的出路，讨论这个时代的未来，这正好契合改革开放大背景。每当社会处于转型期、理论处于困顿状态时，思想就会有一次大解放。诚如鲁迅所言，凡有改革，必定在先觉悟了的知识人中进行。我们可以毫不自惭地说，我们这一代是思考的一代，是带着万般问题入学，想在课堂和书本中寻找到答案的一代。你刚才问我为何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思想有一个转变。这是受了乔伟教授的启发，他的史学功底极其深厚，但他研史是为了阐理，他从法史中得出的那些法理结论总是发人深省，所以我立志要向乔老师学习。在吉林大学求学期间我在读书上是下功夫比较多的，我读书的第一站是吉林大学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对我的影响至大，那个时间已做到了让学生自由地进出，相关的书一次可以借阅7、8本，拿出来几天之内读完。我在读书开始的阶段就是这么不断地循环，后来觉得我们那个图书馆里没有可读的了，然后就到长春市图书馆去读，然后再转到省图书馆去读。选法史作为研究方向最为直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乔伟老师是我们这一届同学的启蒙老师，他与一般法史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通过理论阐述能够把今天和古代结合起来。今天的所有现象在历史中都能找到影子，要破解中国的难题必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也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报考了法史，可以说报考法史的研究生也是为了解决当今的问题。
郑成良：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要说思想启蒙，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乔伟教授，因为乔伟教授主要是通过讲法史来批判延续到今天的封建专制传统，所以经常是话里有话，我们就听得特别起劲。
徐显明：他的话很多可以被称为经典，几乎每一句话都能揪住大家的心。尤其是讲课结束时那个小结。所以受他的影响我坚定了研究法史的信心。而当时我们的同学大多都希望赶快参加工作，只有少部分人愿意继续读书。
张文显：他们那一届也出了很多领导干部，像现在司法部部长张军同志就是他们那一班的。另外当时吉林大学的法律史在国内是最强的，中国法律史成立大会就是1979年在吉林大学举办的。
郑成良：小徐，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的心理状态，我可以具体回答一下。其实我们那一代人当年没有什么顾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当然也有那时的背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稍微有点思想的人都开始怀疑、反思了，我们就是那时来到吉林大学，所以基本都没什么顾虑，甚至不排除有些人想当英雄。那时整个时代，不仅是我们，整个民族都开始怀疑极左的路线，但是出路何在，谁也不清楚。因而大家就开始思考，就像显明说我们寝室的同学一回来就开始对问题进行辩论、讨论，当时整个民族就是那种状态，大家都在思索到底中华民族该往哪里走。
像我当时，考研的时候报考的专业是法理，但我喜欢法史、民法、法理，为什么考法理呢？就是感觉我们的法理太落后了。不光是我，七七、七八级有很多同学的知识获得主要不是课堂，而是讲座、图书馆、同学之间辩论讨论。
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比较挑剔的学生，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远远没有在课堂之外得到的东西多。课堂之外得到的东西主要有几个渠道，一是读书，如果查一下我在图书馆的借书记录，我可能是最用功的学生。大学四年，我读了四年的书，而且我读的书很杂，甚至包括理科方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我在读大学之前就读过，上大学之后又读了一些，他们的主要著作我都读过。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做了精读，还做了读书笔记，很可惜现在读书笔记找不到了。再是听讲座，我觉得读大学期间讲座是对启发思维很重要的一件事。吉林大学的讲座很多，我听得很杂，虽然并不能系统地掌握，但会有一些印象，一些“点”上的启发。经过日积月累，就感觉视野开阔，尤其是一些名教授谈他们如何治学、如何观察问题、如何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受到的启发远远超过课堂。
我为什么读法律系呢？也是感觉我们国家的法律太落后了。我这个经历跟当时很多人都很类似。所以进了大学后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没什么顾虑。不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顾虑很多，那时很单纯。
徐雨衡：郑老师，从1978年一直到1980年代末，这十几年走入大学的这代人是最幸福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那时的大学是最纯洁、最充满激情的，但而今世俗、功利却多了许多。
郑成良：那个年代的人大都很单纯，单纯的人一般才能做成大事。一个人如果太复杂，太世俗，做不成大事。单纯的人一旦认准一个目标就不会被别的事情所诱惑。而现在的人大都很复杂，目标也不坚定，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一股诱惑来了，就可能放弃了。但单纯的人无论左中右，只要单纯就容易在他确定的路上走得更远。当然可能干更大的好事，也可能干更大的坏事。我觉得我们那代人比现在的人单纯多了，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时复杂得多，大都非常世故。
徐显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七七、七八这两届学生，是带着思考上大学的。而这些思考都不是对自己的思考，是对民族前途的思考，所以大家把功夫都用在了读书上，就是希望把这些思考和理论结合起来。过去没有机会读书，现在终于有了专门读书的机会。但很快就发现书本里的答案和现实有很大差距，甚至南辕北辙。文显给我们做辅导，是很有理论水平的。文显一上台，我们就觉得耳目一新。成良刚才讲的单纯，最单纯的是哪些人呢？我觉得最单纯的是我们中文系那些只在真善美上作追求的同学，像王小妮，徐敬亚这些人，单纯得让他们成为了那一届诗人的代表。我们这些同学入学，尽管学法学，但都要哼一点小诗——有的学古典，有的学现代。
张文显：那时吉林大学读书的氛围很浓厚。“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没有法律但很多老师会思考。我在大学的时候，法律思想史是高树异老师上的，高老师是车丕照老师的导师，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我们当时没有国际法这门课，只有国际政治，但是他当时给我们讲了一点法律思想史。
徐显明：1979年法史大会，高树异老师也参加了，我记得他讲过唐律中的国际法思想。
张文显：对，当时高老师让我读商鞅，他的那门课中关于商鞅的法律思想是我讲的。那时候多幼稚，都敢去讲。那时大家都感受到了一种学术氛围，现在的大学有很多讲座，其中有些东西就是很肤浅的。
徐显明：我印象深的是我们入大学的第一场讲座，是在鸣放宫，高清海老师讲的。党委书记主持，一个高大威武的老师登台了。高清海老师那时还是副教授，讲了解放思想，我第一次听到了批“两个凡是”。
徐雨衡：我们想知道，“三剑客”这个美誉的由来？
徐显明：我第一次听到“三剑客”是来自日本，日本有一个研究中国法治很有名的专家，叫铃木敬夫，他翻译了中国很多作品，他翻译的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著作，包括张友渔、李步云、郭道晖、乔伟、沈宗灵的作品，接着他就寻找第二代。我们三个人就是被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二代法学家的代表注意到了。他翻译我们三人的作品比较多。所以他在日本把我们三个人叫做“三剑客”。再后来他到中国来讲学，就用了这个称呼，因此这个称呼就在法学界传开了。他一开始并不知道我们三人是王子琳老师的学生，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我们三人都出身吉林大学。铃木敬夫经常来中国，他为中国三十余所大学作过讲座，和我们三个人都认识。
张文显：我简单说一下，我是1988年，37岁做了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的副总干事，当时叫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的副总干事。后来我们三人分别在学术上有所成长，研究的思想深度、领域范围、问题的前沿性更为明显。这个时候学术界关注度就更高了。特别是1988年我和成良提出权利本位学说，1990年后显明提出人权理论研究，这些都是当时研究最前沿的、最敏感的问题，大家的关注度就更高了。这时，成良是吉林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显明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创院院长），我是吉林大学的副校长。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做了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同门三师兄弟都在法理学研究会，因此就从吉大的三剑客变成了中国法理学三剑客。后来我做了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显明做了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成良是副会长，又是教指委的副主任。所以高校的核心课程的设置，核心课程的变化，法学教育改革的重大事项，包括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等都由我们三个人主导。再后来教育部成立了社会科学委员会，我们又做了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委员，我又做了法学学部的召集人，做了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法学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也就是组长。2004年以后，中央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现在习主席也强调了这个，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也不断地给教育部、中宣部提出建议。但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法学的影响最重要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学术地位、学术职务，而是我们自己的学术思想。
剑客精神包括理论的勇气、批判的意识、创新的精神、正义的信念，与开拓进取的坚持和努力，此乃剑客之魂。理论的勇气意味着，为了真理狭路相逢敢于亮剑，泰山崩而色不变，麋鹿起而眼不瞬；批判的意识意味着，独立思考、自由灵魂、质疑精神、问题意识，剑峰所指，所向披靡；创新的精神意味着，走出墨守陈规的窠臼，突破条条框框束缚；正义的信念意味着，一切为了正义、为了权利，权利神圣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为权利而呐喊是我们永恒的责任；开拓进取意味着，披荆斩棘、风雨兼程、义无反顾、坚持不懈，人在剑在、剑在人在。
徐雨衡：我们也想知道三位老师为什么会选择权利之剑，在那样一个时期，你们开创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新局面？又打破了一个怎么样的法理学旧格局？
郑成良：当初我们整个法学理论，不仅是法理学的，而是整个法学理论，都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前提建立起来的。我和文显老师留校后都在法理教研室。我们不是最早至少也是最早之一意识到，当时的法理学理论在整体上落后于时代，整个结构理论是必须推倒重建的，也就是说需要彻底解构过去的理论，建构新的理论。我们当时经常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目的是如果不能以阶级斗争为基础来建构整个法理学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呢？那就涉及一个法学的基本范畴问题，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有基本范畴才能有学科体系。记得文显想重编一本法理学教材，就是《法的一般理论》，这一教材虽然是在文显1988年发起并主持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之后几个月出版的，但是整个思考和编撰工作一两年前就开始做了。当时我们讨论基本范畴应该是什么，后来大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是权利和义务，法学的核心范畴是权利和义务，一切法的现象都围绕权利义务而展开，因此这个思想形成了。后来开了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很多理论是研讨会之中首次面对全国法学界公开表达的，但这个基本思路和观点是此前形成的。要想推翻过去的理论体系，推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就要重新构建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范畴。当时的认识是把法学理解为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科学。然后就从权利义务开始思考，比如责任。我记得当时开会之前并没有权利本位的说法。当时我们觉得既然权利和义务是核心范畴，那两者之间就有一个主次问题，现代法律应该以权利为起点，应该为了保护权利而设定义务，义务不能随便施加。按照现代文明的公理，权利是法律的逻辑起点，所有的义务都是为了保护权利而设立的，不得杀人的义务来自于生命权，不得盗窃的义务来自于财产权，不得侮辱他人的义务来自于人格权，等等。现代法律应该是权利之法，以权利保护为目的。在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都认为法学基本范畴需要重新思考，权利义务是核心范畴，讨论很深入。会后，《政治与法律》上发了一篇论文，批判会上的主流观点，并且把它命名为权利本位理论。文章反对权利本位，提出了法律的义务重心理论，认为义务才是最要的法学范畴。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回应的文章，题目是《权利本位说》，后来大概十几个作者写了几十篇相关文章。
张文显：这个理论的产生是法学在那个时期的必然现象，即使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不发表，也一定会有别人发表。解放思想的最重要的成果一定会出现，这是必然。
徐显明：这场讨论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理论思想解放的一次高峰，这场讨论本身并不在于哪一派是对的、哪一派是错误的，而在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法学，法学真正开始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了自己的规律。
郑成良：法学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解决了对权利的漠视问题。当时有人写一篇文章提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法学家用法律的逻辑和话语来讨论法律的问题。
徐显明：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一开始评价法理学是幼稚论，这个范畴树立起来，表明法理学走出了幼稚的状态，找到了摆脱幼稚的路径。这才是成熟的法学。
郑成良：确切地说，是找到了摆脱幼稚的路径，这才是一个成熟的法学。不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范畴来讨论问题，就是幼稚的法学。
张文显：以前法学借用了一些国家理论、政治话语来解读我们法学的现象，这次我们用法学的话语构建法学体系，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研究十分重要。
张文显教授，吉林大学、浙江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法学评审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法学组召集人。
郑成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徐显明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检察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中国分会主席、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美法律教育联合委员会中方主席、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访谈人、《清华法学》编辑部主任徐雨衡副编审
感谢张立伟教授、钱大军教授、王垚同学、郭栋同学对访谈资料的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