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烁：应当毫不犹豫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 | 法宝关注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大家-腾讯新闻 Author 郭烁
前天晚上，我的一个本科生给我发微信说，“郭老师，您看《少年的你》了么？我们好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大意）
我赶紧去瞧了瞧，还是看的60帧的。周冬雨可以提前领明年的这影后那影后了，她应得的；镜头怼在人家脸上拍，雀斑都能论个儿数出来。
《少年的你》中的周冬雨
印象比较深刻的反倒是饰演魏莱的演员周也：接受警察询问时，她把那股子天使般恶魔的小畜生劲儿演了个十足十。
《少年的你》中饰演魏莱的周也
作为一个法学院教员及资深影迷，职业习惯使然，电影里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一直很挑剔，但这部片子显然经过了专业人士的把关，比较好地解决了戏剧冲突的要求和现实法律规定之间的张力，至少让人看了不监介。建议《白昼流星》的导演学习一下。
其实我的一票师友全都在热心虔诚地进行他们的“少年刑事司法”工作，几乎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在坚决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我理解他们的用心良苦以及使命精神，却完全不能赞同他们的诸多观点和做法。
蹭一下这部电影的热度还有近期发生的诸多骇人听闻，我简单阐述一下他们的自相矛盾与不合时宜。
一
常见错误观点一：比较法而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都在14岁以上。
该观点还特意补充阐明：“大部分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国家，都位于赤道热带地区，那里人们相对更加早熟。”
简单说，该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并且是事实错误。
我们来看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对于各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统计，为了数据的权威性，我还特意多找了几组数据对比。
世界各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统计分布
PRI重点国家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2017年公布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分布
可以很轻易的看到，诚然，以国家数量计，目前规定14岁是起点的国家最多，但只要再稍作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出12岁才是真正的比较法意义上的分水岭——从不规定刑事责任起点的7个国家和地区到11岁的，与13岁到16岁的基本持平。
结论是，即便非要从比较法上找灵感，12岁是各国主流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才是真正的客观描述。
在这里多说一句，因为看到了太多谬种流传，我希望能不能就此问题发表观点的同志能稍微做一点儿检索工作，而不是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地描述“14岁是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之类完全违背基本事实的判断。
作为一名资源检索控，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个：CRIN（Child Rights International Network）,这家机构的网站可以检索各国实时、动态刑事责任年龄状况。
二
常见错误观点二：成文法不负责回应极端个案；尤其是被媒体热炒的极端个案。
因为单纯提供比较法论据很难直接论证“他们这么做，所以我们也要这么做”（虽然反对降低论者之前就是这么做的，当然他们是有意与无意之间建立在错误事实基础上的），所以“法律不能解决全部极端案例”的观点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这种似是而非，苦口婆心理中客式的观点显然具有迷惑性，必须予以回应。
我们实在困惑于何谓“极端个案”。
仅仅本月，2019年10月24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一名15岁少年，因对老师日常管理不满，在教室用板砖连续击打老师头部，致使老师受伤倒地，住进了ICU，有传言说该教师脑部重伤迄今昏迷不醒；10月20日，大连市内一名10岁女孩小琪（化名）遭遇意外，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再稍微检索一下，《捅死同学的14岁少年：反正我才14岁，杀人不必偿命》、《湖南邵阳3名中小学生木棒殴打52岁女教师致死》、《12岁弑母：我又没杀别人，杀的是我妈》……
大连10岁女孩被害，嫌疑人强调自己未满14岁（凤凰网的微博截图）
请注意，我这里的省略号是实质意义上的省略号；再往下写文字都够R级分类了。
我们的《刑法》一共规定了469个罪名，其实还在不断增加。所有人都知道，常用罪名只有危险驾驶罪、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故意伤害罪等目测不超过30种甚至更少。
我们国家这几年每年刑事公诉案件120万左右，被告人140万，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很清晰地得出排名最后100个的“不常用罪名”——可能是属于全国3000多个法院一年到头加起来也判不了几十个、几个的罪名。
如果说“极端个案”，是不是先把这些罪名统统取消了为好？还落个刑法宽缓化的好名声。
简单总结一下：一方面，类似事件并不极端；另一方面，即便“极端”，中国刑法回应“极端”的例子比比皆是。请用数据和逻辑说服我。
三
常见错误观点三：中国青少年犯罪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没有事实基础。
说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少年刑事司法”论者显得特别理直气壮。他们不仅列出了近些年来中国青少年犯罪数量一致在降低，并且列出了该数字与成年人犯罪数量比例一直在下降的官方数字。
为了便于进一步的探讨，在这里我直接引用一下他们偏好引用的相关数据：
“……报告第五项《儿童与法律保护》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降低。2016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35743人，比2010年减少32455人，减幅达47.6%。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比重为2.93%，比2010年下降3.85个百分点。青少年作案人员占全部作案人员的比重为21.3%，比2010年下降14.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7年10月27日发布的2016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
“从2009年开始，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就开始掉头向下，呈逐年下降趋势。2009年未成年犯罪人为7.7万多人，到2015年，已降到了4万多人，相当于2000年的水平。同样，各省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均有所下降，例如，河南2009年判处未成年罪犯5200多人，2014年降至2700多人，占罪犯总数比例也从7.80%降到3.95%；甘肃2010年到2014年判处的未成年罪犯从1062人降至672人。”（华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连续6年下降》，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8日）
对于这样的数据，我们一方面当然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可能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确有了些许改观；但另一方面，如果仅因看到这样的数据就飘飘然，做微醺状，既不严肃更不科学。
任何社科实证分析类数据，我们都要警惕其发生肌理及现实环境。具体到这些数字，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数字是如何下跌的？
简单讲：公安司法机关人为“轻缓化”的司法政策导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2006年、2012年两次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来，检察机关特别强调“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导向，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捕不诉率大幅度提高，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法院最终的统计数据。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都或分别或联合颁布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在他们流行的话术叫“青少年罪错”，这个希望读者们甄别一下）的规定或者司法解释；检察院和法院系统还各自成立了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厅，审判庭一类。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强调诸如“中国青少年犯罪数量持续下降”的同时，能不能好歹向大家介绍一下“少年刑事司法”的实践状况，哪怕是暗示给大家一下，数字的下降有人为干预、政策导向的因素？
篇幅所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其实解决此类问题的补强方式还可以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裁量交付普通法庭”等诸多方式，但都不影响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正当性。
媒体报道，上初二的蔡某高170公分左右，体重140-150斤，作案手法的老道、作案过程的沉着、作案后反侦查能力的强大，很难让人与“未成年人”四个字产生任何联系。
诸如“未成年犯罪是由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治理多重因素造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社会问题，还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协同治理”之类正确的废话可以休矣——多问一句，哪种犯罪纯是个人原因造成的？哪种犯罪没有社会的因素、教育的因素？如果这个理论得到证成，所有犯罪嫌疑人比比童年有多惨是不是就能成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了？
我从来没有认为降低刑责年龄就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一药见效了，但它应该是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新形势的必要选项。
电影中的魏莱已经死了，但那样的人就不配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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