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新：以法律的名义，致敬最美逆行者

当下，疫情肆虐。来自祖国各地的白衣天使们，“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以战士般的姿态，紧急驰援武汉，那一封封摁着血手印的请战书，令人泪目。

这些最美逆行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希波克拉底誓词“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是的，医学伦理，始终闪耀着道德的光辉：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即使面对屈辱，医者始终坚称，医疗从来不具有报复的功能。对于这些绝望群体，医院应当尽力避免成为压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我们的国家治理与法律制度，必须配得上此种超卓的伦理！

医者有权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给患者带来光明的人，有权不被黑暗所击倒，那些在疫区以生命护佑中华的白衣天使，有权享受特殊的保障与待遇，倘若不幸牺牲，应授予烈士称号……

法律人，请行动起来，共同推进以下制度变革：

第一

支持并帮助卫健部门，在此次疫情平息之后，组织各医疗机构制定《工作场所暴力预防计划》，确立针对风险的评估机制，并根据情况动态调整。

第二

配合并支持卫健部门，建立医疗机构之间共享医闹信息机制，纳入各地智慧公安系统，以精准识别风险隐患。

第三建立医闹强制清退制度，将严重扰乱医疗秩序者强制驱离医疗机构。第四对医护人员实施加重保护，在《刑法》中增设“伤医罪”，对伤害医护人员者从重设定刑责，加大违法成本。第五修订《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做出授权性规定：“地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扰乱医疗秩序的人员，做出在一定期限内限制使用医保就医的规定”。第六遵循比例原则，依法设定医闹联动惩戒规则。发改委、卫健委、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共同制定“影响正常医疗秩序”行为清单，区分轻度、中度、重度医闹行为，分别施加取消诊疗便利化措施，限制专家特需门诊以及特需医疗服务，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医保就医、限高限乘、乃至治安处罚和刑事制裁等措施。

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世道人心之疏离流变，才是医疗界面临的最大风险。因而，改革完善医疗与教育体制，逐步回归医患互信相亲的淳朴状态，方为治本之道。

伤医之冷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冷

2020年1月20日，大寒。比天气更冷的是，又一起杀医事件在首都发生。距离杨文医师的去世，还不到一个月。这次受害的是朝阳医院的陶勇教授。

陶勇是一位真正的青年才俊、行业翘楚：863首席科学家、首都十大杰出青年、40岁不到即是教授、博士生导师、眼科主任，发表了90多篇SCI……做学问的都知道，这一路走来，何其艰辛！

伤医者何其残忍：陶勇枕部、颈部两处大伤口，手掌、手臂正中神经、尺神经离断……曾经的仁心妙手，再不能为患者做手术了！

五年前，一篇题为《2015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陶勇：让患者内心的光明》的文章，对陶勇进行了采访：

整整一个下午，陶勇一共安排了15台手术，做完最后一台手术，他接受记者采访说，“眼科手术就是个精细活，容不得毫厘差错……如果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那么，眼科医生更多地承担着带给患者光明的使命……”

2014年年底，陶勇接诊了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的4岁患儿，家庭经济条件非常拮据。考虑到患儿的特殊情况，科室免去了他的医疗费用。陶勇还号召同事为患儿捐款、凑压岁钱，陪着患儿一起过新年。

陶勇不仅擅长科研和教学，在第一线奋战的他迄今已完成上万例的手术，其中，为贫困患者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就超过两千例。在采访的最后，陶勇说，相比其他行业，医疗绝对属于一个慢跑的行业，需要长时间的积淀，才可能有所收获。“如果你想赚大钱，千万不要步入医疗行业。尤其在当今时代，医疗行业还有一定的风险性呢！”

一语成谶！

歹徒的这几刀，不仅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砍下了手术台，更是断送了未来数以万计的贫困患者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的机会，更为槽糕的是，它是对春节期间奋战在抗击新型病毒一线的英雄们的背后，恶狠狠地捅上了几刀！

一边是未知的病毒肆虐，一边是无尽的杀戮。白衣天使，既要奋战在防疫战场第一线，又要防范来自受救治群体的伤害，这片土地，到底是怎么了？

世道人心之疏离流变是医生面临的最大风险

惊闻陶医生被砍那一刻，一幅幼时的图景，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四十年前，还是孩童的我，体弱多病，母亲带着我去镇上看赤脚医生。镇上的卫生所，医疗条件很简陋，但大夫很耐心、很和善，为我把脉问诊。结束后，母亲往往会以数个鸡蛋，换取那些方子和药材，医生全无怨言……

时光流转，母亲已经去了天国，医患相亲的关系，似乎再难寻觅。

在朋友圈里，一位医生说：

我不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伤医事件？我57年参加血吸虫防治时，用锑剂治疗，发生阿斯氏综合症，那时农村没有电，更谈不上心电图检查，特别是到58年大跃进时，将原来21天的疗程改为7天，甚至3天一疗程，发生心脏毒性反应的病人更多，因此患者死亡不在少数，但那时从来没有发生医闹与伤医事件！

另一位医生回答：

我觉得是因为人心变了。以前普遍推行低端的公费医疗，患者觉得国家免费治疗，对医生也信任。现在医疗改革后，患者都觉得是在和医生做一门生意，用钱买健康，达不到预期，就心生怨恨，觉得医生欺骗了他……

我深深地迷失于此种信任的失落之中。

或许，这种判断是对的。但体制之弊，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一线的医生付出生命的代价，却是绝对让人无法接受的。

作为一名法律人、特别是一名北大法律人，在两位北大校友先后倒在医疗岗位的血泊之中时，自己如果不做些什么，不仅是怯懦，而且近乎耻辱。

在杨文医师被杀害的十天后，2020年1月6日，笔者邀请了公安、卫健、办公厅、医疗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行业专家以及资深法律人士，对当下的“医闹”治理法治路径进行了研判。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研讨会前两天，我的博士生导师，尊敬的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特地打来电话，嘱咐我多关注医患纠纷的复杂性，切不可率尔操觚，一味苛以重罚……导师的话语，充满着北大的人文情怀，非常中肯，我自当铭记在心。

当天的研讨会，观点碰撞激烈，既有案例与数据的呈现，又有现象背后信息的挖掘；既有伦理价值的判断，又有法律规制路径的选择……

基于前述研讨，经审慎思虑，形成以下文字。

暴力伤医确乎愈发严重

在研讨会上，多位多年从事医务管理的医生确认，近几年来，医闹确实愈演愈烈。这一判断，是基于大数据而得出的客观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下属公众号《RUC 新闻坊》统计，仅 2009～2018 年的十年间，中国大陆媒体共报道过 295 起伤医事件，362 名医护人员受伤，2001 年以来，至少有 50 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2020年第一个月还没有结束，全国就曝出五起暴力伤医事件！

某三甲医院的医务处处长提及，医疗系统中以暴力伤医为主题的文章出现了两个峰值：2005年全国有1000篇左右，而2014年达到3000篇，仅仅2016年，即有十余位医生受到伤害，而且随着信息传播越来越通畅，民众感觉伤医事件逐年攀升、愈演愈烈，恐慌感与无力感在迅速蔓延。

暴力伤医发生的地区主要是广东、北京、江苏、四川，上海伤医案件相对而言比较少，但医患纠纷却不在少数。上海的一家医院里，经报警110出警的有600多例，平均一天2次报警，消耗了大量警力资源。医闹经常发生在急诊、门诊大厅、重症监护室以及容易出现问题的大外科、妇产科等一些科室。2013年前后第三方调解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之时，还经常发生患者家属冲击行政楼的事件。

对于医闹，报警有用，但未必完全管用。某医院医务处处长提及，他八年来收到厚厚一沓威胁信，都说要杀医生炸医院，医生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报警未必完全奏效。

五年前，在该医院，医护人员按倒了一个背负六瓶燃烧瓶的人，当时特警也出动了，但最后警方认定这个人企图喝掉燃烧瓶里的液体自杀，当天下午即予释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理结果？原因是这位暴徒80多岁患有脑梗的老父亲，颤颤巍巍跑到派出所去要人，这位老人碰哪个警察，哪个警察先倒地，结果躺了一屋子警察。

这位医生在作此描述时，我脑补了很多类似的场景。是啊，刁蛮者多了，执法者反而弱势了，执法者弱势了，刁蛮者更多了……防控重于打击，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黄帝内经》有言，圣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说的也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

尽管备受医闹困扰，研讨会上，与会的医务人员仍然强调救死扶伤的医学伦理的重要意义。在兹念兹，令人感怀！

医学伦理构建于基础人性方能同生共长

医者无不熟悉“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希波克拉底誓词。面对日益焦躁的病人与家属，与会的医生强调：

其一，医院可以依靠法律，但是不得突破医学伦理的底线。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疗从来不具有报复的功能。不能因为病人打了医生一拳，医生就不给他看病；也不能因为家属辱骂恐吓医生，就不给病人看病。

其二，医院没有办法让病人和家属在医院里快乐起来，但应当尽力避免他们在医院里极度愤怒或者极度绝望。对于时代造成的绝望群体，医院应当尽力避免成为压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实在是超卓的伦理，固然值得嘉许！然而，当病人或家属威胁医生、甚至事实上已经伤害了医生时，还要求医生格守医学伦理，为伤人者提供救治服务，显然违背了人性。医学伦理固然闪耀着道德的光辉，但它仍须构建于常理常情之上。

此种常理常情，非常简单，就是医生有权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

因而，美国在2018年通过《针对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工作场所暴力预防法》，法国也在2011年针对伤医暴力事件，由法国内务部、劳动就业与健康部以及司法部（包括掌玺大臣）联合出台了行政规章，细化了诸多保护性措施，下文将述及。

在中国，面对汹涌而至的暴力伤医事件，法律必须登场了。

法律人首先必须回应一个问题：我们有民法、刑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法律规定千条万条，怎么就管不好医闹？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这些法律设定的是普遍性规则，未针对医疗场所的安全防范、医护人员的加重保护设定差异性规则。其二，这些法律着眼于末端惩治，即出事了怎么办，却很少关注源头治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根据医疗行业的特性，设置分类分级的信用联动惩戒规则，加大违法成本，从而在进入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制裁之前，从源头上阻却、抑制医闹的产生。

参考境外立法例，我们务须从预防与惩戒两个维度入手，保护医者人身安全和维护医疗秩序。

强化医疗场所的安全保护务须做实做细

该标准规范设定了非常细致的程序，包括识别和评估工作环境的安全状况以及特定患者的风险等级，例如患者是否存在携带武器、药物滥用或不合作的历史证据。再如，该法在附件部分规定了四种工作场所暴力类型，以及及时纠正工作场所暴力危害的程序，包括确保员工不会在暴力行为风险高的家庭中独自工作。在患者家中工作时，必须提供功能和保养良好的安全或通信设备，提供专门、可用的安全人员来应对暴力事件或威胁……

再如，为了避免有暴力倾向人员滞留医院，日本中央法规“医疗六法”（2013年版第559页）规定了“对住院患者的强制出院措施”。如果住院患者损害了医院秩序，医院管理者可以无视其意愿，强行要求其出院，具体操作如下：第一，医院要求住院患者在服从医院管理的协议上签字；第二，在公共、办公区域等必要场所安装摄像头，对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及时搜集证据；第三，对不服从管理的患者进行劝解；第四，报警，保留证据。在多次发生的情况下，对其采取“强制出院程序”。如果无视医院离开的要求，赖着不走，将违反“建筑物不退出罪”（日本刑法第130条）。也就是说，没有正当理由，经提醒仍然不离开他人属地的，将构成此罪。根据这条法律，违反者可被判处3年以内有期徒刑，或合人民币6000元以内的罚金。

另外，法国的相关规章规定，地方层面的警察和宪兵队，必须指定专门的人员，回复医务工作者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针对医院的警察要专门化。

在中国，医院有责任为医生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行业主管部门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上海市医患纠纷突发事件医警联动工作机制的通知》（内部文件）确立了医警双方的内部工作流程，但重在事中事后，事先防范的内容很少，且不尽理想。

鉴此，亟需借鉴域外做法，建议完成以下工作：第一，卫健部门牵头组织各医疗机构制定《工作场所暴力预防计划》，特别是建立针对风险的评估机制，并根据情况动态调整；第二，建立医疗机构之间共享医闹信息机制，纳入各地智慧公安系统，以精准识别风险隐患。这样，从医闹进入医疗机构，完成挂号那一刻，医院即可识别并予关注。关于医闹认定的法治路径，下文将作重点阐述。无论如何，上海目前居然没有一起医闹信息，实在是令人费解。第三，建立扰乱医疗秩序者（医闹）的强制清退制度。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即告知在先，患者进入医疗机构即默认遵守医疗秩序，同时修订《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赋予医疗机构此种权利。

另外，在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设立安检或许是选项之一，但设安检不能影响患者的就医。考虑到超大的人流量，安检甚至无法成为现实的选择。例如，某三甲医院有12个通道，3个停车场入口，每天进入医院的有5万人次，1000多台次车辆，还有很多大病病人拄着拐杖、推着轮椅，没办法安检。某专家说，如果投入安检，将产生数亿元的相关费用，这些钱还不如用于百姓看病。的确，在医院普遍实施安检，确实并不妥当。

设定“伤医罪”对暴力伤医者科以重罚

医生、警察、消防员等特殊人员承担着公共职能，对其的侵害不仅损及个体，而且还会伤害公共利益。因而，正如英美国家专门设定“袭警罪”那样，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有专门针对袭击医护人员的刑事法规。当医护人员遭受袭击时，类似于警察或者消防员受到袭击，犯罪等级和刑事处罚将会提高。

例如，佛罗里达州规定：针对“企图伤害”行为（assault），如果受害者是医护人员，则由二级轻罪上升到一级轻罪；针对“殴击”行为（battery），如果受害者是医护人员，则由一级轻罪上升到三级重罪；针对“加重企图伤害”行为（aggravated assault），如果受害者是医护人员，则由三级重罪上升到二级重罪；针对“加重殴击”行为（aggravated battery），如果受害者是医护人员，则由二级重罪上升到一级重罪。

再如，我国台湾地区在王贵芬掌掴护士李玮珍两个耳光后，2013 年 12 月 2 日，我国台湾地区“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火速初审通过“医疗法”修正草案，规定“对医务人员实施医疗过程时施以暴力和胁迫者，可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万元以下罚金；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方式，滋扰医疗机构秩序或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危害医疗安全或其设施，警察机关应协助排除、制止，并可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行政罚款”，此修订被称作“王贵芬条款”。该条款通过并得到严格执行后，我国台湾地区医暴事件急剧减少。

反观之下，我国的法律规定较为粗疏。素有“医疗领域基本法”之称的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只有宣示性规则，而并没有针对性强的条款。该法第57条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此种表述，只是重申了相关法律的规定，一体适用于任何法律主体，并没有多大意义。

另外，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第290条规定了扰乱社会秩序的法律后果，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但未凸显对医务人员的加重保护。

鉴此，为实现对医护人员的加重保护，借鉴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建议在《刑法》或者《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增设“伤医罪”，从重设定刑责。

作者：罗培新（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法学教授）

来源：上海市法学会

责任编辑：张文硕

审核人员：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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