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过度的“比”不是社会主义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法律评论 Author 李勇
“比”这个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形象是两人步调一致，比肩而行，没有大小的区分。有“差不多”“并列”等含义。如《诗·小雅·六月》中“比物四骊”，《尔雅·释鸟》中“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虽然也有一点比较的意味，但没有那么强烈。直到秦王朝使用隶书开始，“比”这个字逐渐演化成两个匕首的“匕”组合在一起，左面的“匕”逐渐小于右面的“匕”，有明显超越，高出一头的意思。
能不能“比”？我觉得，这个“比”应该是学习，择善而从之，而不应该非要高出一头。今天，我们经常讲初心。我们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社会主义的初心也有废除剥削，实现自由和大同的含义。必须要强于对方的过度的“比”与初心相悖。
过度的“比”至少有以下坏处：
第一，过度的“比”可能带来反向的效果。
我曾介绍过信访、调解等由于层层加码，最后要求满意率达到百分之百。有的人自行车丢失，警察也认真找了，结果没找到，当事人说，“我对你的工作满意，但丢自行车我不满意，所以不能给满意”。有的信访纯家事也要政府管，不管就上访，己方利益达不到就给信访工作打不满意。因此有的同志戏称，用了百分之十的精力去管那些该管的；而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却管了那些不该管。这里必须要澄清，追求满意率确实对于提升政府工作态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简单粗暴地作“比”，可以作为参考，绝不能极端化。现在很多领域都要求“百分之百”，这影响了正常工作的积极性，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过于急切的“比”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
人是趋利的动物，无论如何都难以全面克服。以高校GDP发文数量为例，虽然国家也三令五申不以课题论文数量为指标来判断学术水平，但如果没有了这个“学术GDP”，在学校看来，似乎就没法证明自己“强于”别人，有没有思想性、学术性贡献，课题是否真的解决了实际问题都很难直接判断，而发了多少文章，拿了多少课题，因为这个好统计，可以“比”。后果是老师们不管是否真的有思想性、学术性贡献，皓首穷经是否真的对社会有用，只玩命找课题、发文章。这种做法有的时候对社会发展还有副作用，因为一个常识性的学术观点显然杂志不会发表，“突破”常识的学术观点才可能见刊，才可能发出“惊世之言”。但是“惊世之言”常常很容易使专家变为“砖家”。
第三，过度的“比”容易让人产生等级感。
历史上有石崇与王恺争豪，沈万三炫富…失利一方往往心情郁闷，而获利一方也难以长久。现代社会，各有其长，没必要非要搞个高低上下。水平也有公论。过度的“比”会蒙蔽双眼，似乎“GDP”高了，就高人一筹，有了俯视旁人的权利和待遇，无谓地增加了等级观念，不利于现代平等意识的形成。
第四，过度的“比”容易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且不“人性”。
要求完成符合规律的工作量可以理解，但一些企业单位末位淘汰制度，无论多努力，总有一个人会成为末位，这等于要人无休止地工作，才能争取到让自己“比”过他人。再如一些高校“非升即走”的规定，若干人被选择但最后只录用发文章最多的那一个，最多是多少？没有头，大家熬白了头，伤坏了身，很多还是无用功，这既不符合科研规律，更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幸福法则，是赤裸裸的剥削。现代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人民幸福，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初心。一切与这个初心相比不一致的地方，都应当是改革的目标。
人类一直都有结合自身实际学习他人好东西的愿望和努力，这是人性自带的光芒，“比”要有度，无须也不应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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