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巫术、宗教与哲学桎梏的医学科学
小张经过数日的劳累之后出现了高热咳嗽气促等不适症状，急忙赶到医院求治。医生通过听诊发现肺部有湿罗音，然后开了胸片的单子和血细胞分析的化验，结果胸片提示肺炎，血细胞分析的结果是白细胞计数升高，于是收住院。医生予抗生素静脉点滴，同时做了咽细菌培养，后来菌培养的结果为肺炎链球菌感染，由于治疗及时用药得当，小张很快康复了，生龙活虎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生活当中去。类似这样的情形不知道每天在全世界多少家医院里都在上演，很典型的一个疾病的诊疗过程，在现代人的生活习惯里司空见惯得不值一提，一个被肺炎链球菌侵袭后罹患肺炎的患者，在医院里经过抗生素治疗康复出院，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医学，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么？
上面的那个例子让我们知道，疾病的本质乃是一个生物过程，是人体的组织器官对病原体的入侵产生回应。这一观念的背后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并非我们一厢情愿的臆想，但这种基于理性的科学的疾病观，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时间却并不算太久。且莫说人类的文明本身还比较年轻，此前有50万年的时间里，人的生活一直与野兽无异，就是文明的曙光在人类的世界里出现之后，医学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笼罩在蒙昧的桎梏之下，与科学无缘。我们发现，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原始医学其实都差不多，可在众多的原始医学流派当中居然有一支最终走向了科学，这实在是人类之大幸，我们不妨就从这一支脉说起，当然，跟其他许多古老的故事一样，古老的医学，也需从一个美丽的神话说起。
相传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因为情人科洛妮丝(Coronis)的背叛，因爱生恨，遂令自己的妹妹月亮级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搭弓放箭射死了她。在科洛妮丝的尸首即将火化时，阿波罗发现其腹部在蠕动，他知道那是自己的骨肉，在最后一刻，他剖开了科洛妮丝的身体，挽救了婴儿，这个孩子就是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阿波罗将这个孩子托付给了贤明的人马凯龙 (Chiron)抚养，凯龙对其关爱有加视若己出，不但将其抚养成人，更是将医疗及狩猎技巧倾囊相授。成年以后的阿斯克勒庇俄斯怀着拯救全人类病痛的伟大志向，经常在荒山野林考察各种动植物的药性，希望获得有治疗价值的药物（像不像中国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他的医疗技术愈来愈精明，以高超的医术拯救了许多被病痛折磨的可怜人，尤其是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之后，由于阿斯克勒庇俄斯曾担任军医为战士疗伤，挽救了很多生命，受到了民间广泛的崇拜。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从智慧女神雅典娜那里得到了一小瓶神奇的血液：从左边取药就能成为致命的剧毒，从右边取则可为起死回生神药。 由于阿斯克勒庇俄斯使愈来愈多的人逃过了早亡的命运，这使前往冥界的人数大为减少，冥王哈帝斯(Hades)感到自己的威权受到了挑战，于是便向他的兄长诸神之王宙斯(Zeus)进谗，说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行径违反了生命法则，任其胡来势必将威胁诸神不朽的地位，受到了蛊惑的宙斯在愤怒中用闪电一击轰杀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事后，宙斯懊悔不已，于是将埃斯克莱庇厄斯升上天空，化为蛇夫座，使他成了人类健康的庇护者，后世的人们将其尊为医神。
我们当然不会相信神话年代中的医生真的可以阻止人们的早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正如我们不相信《黄帝内经》中所谓“上古之人，百岁乃去”。但透过这些传说，我们起码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人们已经产生了罹患疾病的同伴需要被救治这样一种思想，而且他们试图解释疾病为疾病找到一个原因。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思想是人类世界从来就有的，就是近现代仍存在的一些原始部落，对疾病及患病的人的认识也有达不到前面神话传说那个水平的。有学者曾对生活在苏门答腊原始森林里的库布人进行过一番近距离的研究，结果发现，库布人对疾病的成因并无兴趣，或者说他们对疾病根本就是无所作为，如果是简单的不影响劳动能力的疾病，他们听之任之继续劳动，如果谁病重的丧失了劳动能力，那就惨了，直接会被部落抛弃。这便意味着他在死之前已经被孤立，成为一具失去社会功能的行尸走肉。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不人道的情形，唯一合理的解释也许是远古的人类曾经非常艰苦，他们不得不拼命努力协作奋斗才能求得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有余力去照顾一个非但没有劳动能力反而还要拖累大家的人。
基于巫术的医学无疑是落后的，我们在下这个判断的时候，与其对比的标准是今天的现代医学，如果换个参照系，结论则应相反。巫医无论如何好过无医，对受到伤病折磨的同伴不闻不问直接抛弃的做法，我们无法接受，幸好，这个理念被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抛弃了。当文明稍有进步，人们有余力照顾病患时，为疾病找到一个原因便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人们不再把病人当作累赘而是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受害者——他可能是中了敌人的魔法或者是被魔鬼幽灵附了身。巫医于是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电影《魔戒》中的世界便是一个充满魔法与巫术的世界，原始人眼中的世界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周遭是充满了神秘力量或对人类有敌意的大自然，为了平安无恙地活着，除了非常努力地劳动以获取必要的食物而外（经常看到有人强调规律饮食的重要性，早餐如何重要云云，其实人类不挨饿的历史并没有多久，我们的祖先当年最大的烦恼不是早餐该吃什么，而是早餐在哪呢？别想了，再不出去打猎，别说早餐，午餐晚餐都得泡汤了），最好对外界时刻保持警惕，小心翼翼地不要冒犯了神灵的禁忌，如果有幸还能交上一个巫师甘道夫那样的朋友，就再好不过了（不过不要跟他去冒险，那样可能死得更快）。在《魔戒》第2部中，甘道夫为了拯救失去自主意识的国王希优顿，只用手杖凌空一戳，就把邪恶巫师萨鲁曼逼出了体外，令国王恢复了神智。
实际上巫医的治疗过程要比电影中复杂的多，会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咒语，还可能有发汗、放血这些所谓的“治疗措施”。比如像国王希优顿那种神智不清的，治疗过程极有可能是这样的——众人将国王牢牢地绑缚在宝座之上，紧紧地箍住其身体，固定住他的脑袋，然后甘道夫将其部分头发剃掉，以利器（精灵宝剑之类的吧）去除其一片头骨，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塞哲尔之子希优顿，你愿意听我说话了么？你需要协助么？并非一切都是黑暗的，骠骑王，不要丧志，我能提供的是天下无双的力量，绝望着将无法从我口中获得忠告。但我还可以给予你建议给予你指导，你听见了么？”
这段咒语不是我编的，鬼知道原始人是怎么说话的，这是《魔戒》的作者托尔金在《双城奇谋》金殿之王一章中瑰丽的想象。但取颅骨却非我的想象，乃是远古时期真实存在的，这个手术后来被称为颅骨环钻术，曾盛行于许多部落，奇怪的是这类手术直到十九世纪之前并不广为人知。1865年一位业余人类学家从秘鲁发现了一个原始人的颅骨，上面有一个清晰的洞，洞口周围有新骨生长的痕迹，科学家们据此估计接受这个手术的人术后存活了下来。除秘鲁而外，欧洲，北非，俄罗斯，玻利维亚，加那利群岛等地都发现了有头颅换钻术特征的古代颅骨，古病理学家认为，这类手术可能针对的是头痛、感染、惊厥、疯癫……很难区分这一类操作究竟有多少治疗目的有多少是巫术仪式，总之，一定是有人在术后病情获得了缓解，远古的人们认为，有些疾病是由魔鬼造成的，通过钻颅术可以给“魔鬼”打通一条出路，逼出魔鬼之后，病人自然就会好了。只不过我一想到这种操作就觉得头皮发麻，这得有多疼啊！有证据显示，有时候这个手术刚刚开始不久就中途停止了，估计就是病人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当然，还有更极端的，刚一听说这个手术就怒了，顺手就把大夫弄死了，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了三国演义，不过小说家言固不足信，甚至有学者（比如陈寅恪）考证说华佗其人也极可能是根据印度的神话传说编出来的，这是题外话，且不多说了。还有一类颅骨环钻术就显然不是医疗行为了，因为这类操作发生在人死后，古埃及人认为，人的头脑里存在着“不死的灵魂”，开颅就是要 让“不死的灵魂”及时离开将死的躯体。
当时巫医的社会地位肯定比今天的医生高得多，现在的医生就会看病，而巫医则不止会治病救人，还能呼风唤雨纵横捭阖，就像电影《魔戒》里的甘道夫，勇武过人智慧非凡，他的形象总是让我不禁想到中国传统小说中数个人物的合体，比如他放在《三国演义》中，那他就是诸葛亮，赵云与华佗。
当此之时，距离人们知道疾病预防和质量的真正答案还有数千年，不过无论是什么文明，人们都会尽其所能去寻找维持健康的途径。人类文明极其缓慢地向前发展，巫术逐渐被宗教取代，相比于神医，巫医黯然失色，原来包括疾病在内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那么，解释疾病的任务也只能靠神医了，只有他们才能发现并解释神的意图。但巫术与宗教关系密切，难以截然划分，如果非要指出这两者的区别，那么也许宗教医学更狡猾一点儿，可解释的余地更大一些。比如巫术咒语和宗教祈祷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咒语如果没起作用，那说明念咒的巫师法力不行，祈祷如果没起作用……嘿嘿，谁说神灵一定要答应你的请求的？总而言之，所有原始医学甚至包括部分现今仍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部分传统医学，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向往，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下仍有广泛的市场，以至于有些人在选择不同的医学体系时可能犹豫不决，陈晓旭的悲剧，乔布斯的悲剧莫不与此相关。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类医学的荒谬，但由于部分自愈性疾病的存在，只要治疗的数量足够多，那么总会有效果好的成功治疗的案例被记载下来广为流传，而“败走麦城”的案例则很快被人们（包括医患双方）忘得一干二净，这种记忆上的选择偏倚加上宗教信仰的狂热张力，创造了一种非常有利于病人的精神心理安慰，数千年来，大部分人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种医学，相信疾病神赐学说。能够发现宗教医学祈祷疗法的局限性并不容易，更别说完全摆脱巫术宗教的影响，将医学推向一个可能走上科学之路的理性轨道之上去了，可人类居然做到了。
公元前460年，希波克拉底诞生于希腊，正是这位西方医学的创始人，也是传说中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后裔，敲响了疾病神赐学说的丧钟。但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并非凭空而来，乃深受当时的哲学思想影响。换句话说，古希腊哲学的兴起，为理性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哲学家都是知识渊博的人，他们对传统的神造万物的观念不再盲信，力图从哲学角度来探寻生命和世界的本源。他们认为疾病与神话和巫术无关，它是一个自然过程，研究疾病现象必须同研究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黄帝内经》明确地将五行视作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所谓“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我们中国人钟情于五，而西方人则钟情于四。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是由四种元素构建而成的，分别是：土、水、气、火。通过爱与冲突的基本力量，这四种元素结合与分离，吸引与相斥，这简直像极了金、木、水、火、土的相生与相克，关于五行学说的具体内容这里暂不做展开，我们只需明白，古代人类认识世界的初级方式，是非常相似的。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四元素”学说的的启发，希波克拉底创立了四体液学说。该学说认为人的体液有热、冷、干、湿四个本原性质，疾病皆因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混合失衡而产生，健康的根本在于体液平衡。
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论神赐疾病》中，系统地批判了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疾病的江湖骗子，并强烈呼吁用自然的原因进行解释，他提到了有些所谓的神赐疾病其实来自遗传。相比于此前的医学理论体系，希波克拉底无疑进步了许多，该理论体系的理性特征包括强调细致观察患者及其症状和相信疾病源自自然病因而非神的惩罚，他在作品中写道：“医生必须知道，有余之病，以泻法可治；因泻致病，以补法可治；运动过度，休息可治；安逸致病，运动可治。总之，医生必须掌握一个原则——治疗疾病时必须与疾病的性质、患者的体质、季节等特点相适应，急则缓之，缓则急之。”类似这样的论述很多，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这算比较先进的理念了，如果读者诸君对中国传统医学有所涉猎的话，会发现相似的论述在中医的典籍里也非常常见。区别在于，希波克拉底的“后代”在当下绝不会拿他的理论去指导今天的医疗实践，更不会用博大精深这种恶心词汇给古人戴高帽，他的价值属于历史。即使希波克拉底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但跟现代医学理论比较起来仍未免太过粗糙了，至于那些明显荒谬的说法就更多了，兹举一例：怀龙凤胎的孕妇，如果右侧乳房变小，则男性婴儿流产；如果左侧乳房变小，则女性婴儿流产。活在今天的你我，即使不是医学专业的，只要智力还算正常，就不可能相信这种鬼话吧，同样的，这样的局限性在当时也是根本不可能完全避免。
在希波克拉底之后600年左右的时代，又一位医学的集大成者出现了，他便是克劳蒂亚斯·盖伦。他接受的哲学教育使他高瞻远瞩逻辑清晰，为推动基于观察的医学理论打下了基础。从学术渊源上来说，盖伦无疑是希波克拉底的继承者，但在其基础上盖伦又有非常重要的理论革新，比如根据四体液理论，病人要恢复健康，需要恢复平衡，希波克拉底认为这种平衡需要再全身实现，而盖伦则提出这种平衡可以具体到每个器官逐次实现，这就提示医生可以开发针对具体器官的治疗方法或药物，尽管事实上在当时他们在治疗方面并不能达到这个水平，该理论对后世医学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哲学方面盖伦融合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提出了人体包含三个主要的运作系统，分别是大脑和神经系统，心脏和动脉系统，肝脏和静脉系统。不过盖伦当时对血液循环的认识是错误的，但由于他非凡的才华和广泛的影响力，他成了一位傲视群伦的权威，医学界几乎全盘接受其医学思想长达1500余年。
我们现在知道四体液理论与今天的科学相去甚远，它只是在某些观察之上的逻辑假设，确切点说，它属于哲学范畴，古代人渴望解释疾病，却没有科学手段可用，那么这一需求则只能靠哲学思考来满足。在几乎所有的时代，人类都很着急，无论是否能够做到，他们都尝试解释一些东西，并为此创造了一些概念，毫无疑问的是，用自然哲学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毕竟比诉诸于巫术和宗教可靠一些。就医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哲学充当的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渡桥角色，一端连接着蒙昧的巫术和宗教，另一端指向的是科学。
但非常不幸的是，此阶段宗教对医学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它虎视眈眈伺机而动。盖伦的理论虽是基于观察之后的理性思考，试图对疾病的成因进行自然解释，可最后还是为宗教所利用成了新的医学权威，将其理论与宗教权威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中世纪宗教的巨大影响和对四体液理论的迷信以及当时“不要质疑”的社会信条，紧紧束缚了科学的发展。医学毕竟是一门理性的学科，当其与神秘主义媾和到一起的时候，它怎么可能繁荣？毫不意外地，医学在这一阶段的进步变得非常缓慢了，以至于有些学者干脆认为这一阶段的医学几乎是静止的。
如果医学的任务仅仅是对疾病进行解释，那么说哲学完全可以胜任，但医生的任务却不只是要解释疾病，更主要也更迫切的是，他要让自己的患者恢复健康，要实现这一目的，无论巫术宗教还是哲学，都不可靠。幸而理性医学传统并未因中世纪的压迫禁锢而薪火尽失，在艰难的有限的缓慢的进步中，科学之光最终还是惠及了医学世界，理性医学体系因而获得挽救迎来了新生。
发生于1300到1650年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彻底改变了欧洲文化，并以影响深远和永恒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医学恰是在这个时代步入了科学轨道，与巫术宗教和哲学渐行渐远了。两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昭示着医学科学时代的来临，其一是安德烈·维萨里《人体的结构》于1543年出版，其二是威廉·哈维1628年《心血运动轮》的出版。哈维的墓志铭写道：他是数千年来第一个发现血液运动规律的科学家，他给世界带来了健康，用科学为自己正名，他是把动物的起源和产生从伪科学中解放出来的唯一一人，人类得以获取知识应该归功于他，医学得以生存和发展也应归功于他。
事实上哈维的价值是在他死后逐步呈现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光芒万丈，他的成就并非在当时革新了某种治疗方法或者改进了治疗效果，其实当时的患者求治于他跟求治于其反对者，在治疗方法和治疗结果方面可能没什么不同，也许都是放血疗法。哈维的真正价值在于他为医学的发展打开了科学的大门，以实验为根据，以自然界为老师，他构建了科学医学体系的核心思想，为摧毁旧医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628年以后，医学的面貌变得不一样了。人类终于可以不再用宗教的梦想和哲学的迷思来填补医学知识的空白了，因为我们有了科学的事实。虽然从实用的眼光看来，此时的治疗水平与千余年前相比似乎进步不大，但这正如同平静的大地之下地火将要奔突，科学已经在天际显现了第一缕微光，在其后不远的时光里，瘟疫将要被狙击，细菌学说将要出现，外科手术将要成熟……关于现代医学的一切的一切，在经历了数千年艰难曲折的孕育之后，终于在1628年娩出，当然，稚嫩的它还要再经历几百年的成长，还要经历无数暗礁与险滩，才可以真正成为降服疾病的利器。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弹指一挥间，人的一生是何其短暂，历史的脉搏，远比我们的心动周期还要长，不幸的是，所有的古人都没等到医学科学的成熟，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因为生的太早而错过，我们生逢其时，刚刚好。
科学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