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 | 人文关注 | Charles Birnbaum：边界扩展
有关我们共享的景观遗产的文化价值的重要问题，终于开始从学术周刊上几页狭隘的理论性争辩转向城市委员会、社论专页、博客和其他公共领域中的公开讨论。随着全国城市中心复兴的持续发展，景观设计的文化价值需要被重新评估。在这样的情况下，景观设计师和与其关联的学术、教育组织机构将何去何从？
随着我对文化价值的基本问题的发现和探索，一个相比起自然资源价值、或者如伊恩·麦克哈格在《设计与自然》一书中提到的“生态学观点”来说，并不怎么被关注的问题浮出水面，必须开始将我们对充分评估和量化景观设计学的文化价值的能力的认识提上工作日程。如果我们立志实现麦克哈格的“生存、繁衍和兴旺的追求”，我认为在问题的解决和规划中运用一个更全面和系统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1968年，格雷迪·克莱在他的社论《谁说永不回顾？》中写道：“在我们的社会里做到‘前瞻性’是为了同社会的建设与时俱进——有时也会毁于一旦，甚或声名狼藉。带着愤怒或质问的情绪去回顾，会因为几代人对过去的漠视而气馁。然而我们应该清楚，过去既有环境破坏问题及现已得到普遍认可的错误，但也有其成功之处。我们将在承认这个国家需要更正规的、有效的和有秩序的系统来审视和评估物质环境的发展及变化的工作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如此去做，是因为这样便可能改善我们不断破坏环境的不堪行径——运用同样的策略，一代又一代地犯下同样的错误，怀揣着一样的贪婪和愚昧。”[1]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步来看，考虑一下宣言自身的文化背景：1966年诞生了电影《狮子与我》、歌曲《加州梦》和话剧《别喝生水》——后者讲述的不是关于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故事，而是伍迪·艾伦创作的一出广受好评的百老汇滑稽剧。同时，在景观设计行业内，劳伦斯·哈普林出版了《高速公路》一书，并且创作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爱悦广场；在美国东部地区，由保罗·弗里德贝格在纽约设计的里斯公共住房[2]和由Sasaki, Dawson & DeMay设计的波士顿科普利广场也于同年落成并向公众开放。
令人激动的机会随处可遇，一大批不同类型、规模和尺度且雄心勃勃的项目纷纷涌现：从以生态为导向的加利福尼亚的海洋牧场和得克萨斯州的林地，到对城市公共领域发起重新构想的派利公园（纽约）、尼科莱特商城（明尼阿波里斯）、金门/西德尼沃尔顿公园（旧金山）和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南区花园。
然而，1966年的《宣言》中却对一项重要的计划只字未提，那就是于同年颁布的、在全国带来巨大影响的“历史保护法案”。该赋权法例认为“国家的精神和方向建立于并且反映在它过往的历史中”，同时，“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应该作为我们社会生活和发展的一部分得到保留，从而为美国人民指引方向”[3]。这项意义重大的法律，强调了国家历史性和文化性根基的价值，并随着尼加拉保护区和中央公园项目的启动，标志着国家历史地标制度施行的开端。此外，深受由艾伯特·费恩和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在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举办的“人和自然：奥姆斯特德作品展”的鼓舞，奥姆斯特德式的复兴也开始大行其道。
不幸的是，尽管对奥姆斯特德的追崇与日俱增，费恩还是认为这代表不了美国的共享景观遗产。1972年10月的《景观设计杂志》出版了一篇关于福特基金会/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资助的“职业研究”（该研究始于1969年1月）的文章[4]，文中费恩哀叹到：“大多数景观设计师持有对过去探索的想法。但根盖洛普（一个美国的国际研究与咨询机构）的调查显示，对过去的探索几乎被普遍视为职业训练中最不重要的部分。景观设计行业尚未形成此观念；历史是一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既然如是，那么哈尔普林、麦克哈格、埃克博、佐佐木、西蒙兹、丘奇和其他当代景观设计师的作品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否定——对历史的否定就是对不断重新审视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和想要成为什么的文明使命的否定。这种重新评价的失败在多种程度上导致了公共用地设计的衰败。没有对历史足够的珍视，就很难理解每个领域的从业人员都是对人文和科学学科所有贡献的。”
在我们纪念《宣言》起草50周年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麦克哈格著作《设计结合自然》出版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的时代已经来临，应该从单纯地对生态系统理解向对景观设计的历史和文化做出评价和量化进行转变。现在是我们的大学和事务所去拒绝早已过时的分化观念，树立一种更为全面整体的思维模式，进而赋予我们的景观遗产更多价值的时候了。
费恩还明智地指出，“通过提高对于历史的认识水平，景观设计将对其自身的历史与未来目标形成一种更大众化的理解。”他补充到，“历史可以使得景观设计更好地理解与其他组织机构之间交集的点——或尚未形成交集的点——这应成为对景观设计行业目标及角色的一种补充。”[4]
“宣言”的联合签署人格雷迪·克莱指出：“这项（始于1969年的对于景观设计行业的）研究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将景观设计重新定义为‘将科学的准则应用到土地上的艺术’，通过其中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践行土地监管的理念，以带来公共健康和利益。”[4]现在到了“土地管理”的时代，为了我们对生存、繁衍和兴旺的追求，我们要接受并充分理解、尊重与运用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价值。
关于景观文化基金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tclf.org。
[1] 克莱是《责任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他在1968年1月号的《景观设计杂志》上发表了这篇社论。
[2] 1999年的“土地论坛”上对里斯公共住房进行了重新评估，彼特·沃克称，对于景观设计而言，这个项目可以与巴塞罗那展览馆相媲美。
[3] 国家历史保护法案，公共法案编号89-665，于1966年10月15日由第89届国会颁布生效。
[4] 《一项关于景观设计行业的研究》。
韩依纹
首尔大学景观设计学在读博士
景观生态规划实验室研究员室研究员
Charles Birnbaum是景观文化协会（TCLF）的创始人兼主席，同时任教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并专注于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在本文中，他强调景观遗产的重要性，认为如今景观设计学已经从单纯地对生态系统的关注装向对历史和文化的量化和评估的发展关注的时代，并主张景观设计师应该提高对历史的认识水平同时将其作为职业技能的一部分。
景观设计本就是一门多元性的学科，它在生态学、农学、艺术学、工学、建筑学等“不同”培养模式下“共同”发展，也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设计文化的和人文科学的结合。就连伊恩·麦克哈格在生态规划的探索过程中，也曾认识到其早期理论中忽视了对社会学的相关思考，并在之后一并考虑称之为“人类生态规划”（Human Ecological Planning，参见伊恩·麦克哈格在1981年发表的《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展的人类生态规划》一文）。如今，景观设计师被期望做出能够管理人类的活动和适应我们生存的设计，并迎合场地的变化性和动态性，而这些问题恰好是人文科学和文化产物可以诠释的。历史对现在有什么启示？怎样从过去的研究中去指引未来？疑惑很多，路还很远。
今年是伊恩·麦克哈格等人起草具有深远影响的Declaration of Concern50周年，该宣言对不断发生的环境危机进行了谴责，并指出景观设计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
2016年6月10、11日，景观设计学基金会（LAF）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景观设计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齐聚费城，共同就“景观设计学如何在21世纪发挥其重大作用”这一议题展开讨论。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65位卓有建树及新兴的行业领军人物对景观设计学在过去5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对学科的未来蓝图进行了大胆描绘，并对发挥景观设计学的潜能及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 吴尤
《景观设计学》将于今日起，在微信平台对此次盛会上25位行业内的思想先锋的宣言内容进行全文报道。与此同时，还邀请了多位国内的优秀青年学者和设计师加入编译团队，他们会以“译后记”的形式与大家分享他们对宣言本身的评述，及对整个行业的展望。
近期预告：
Kate Orff：迈向都市生态
Gerdo Aquino：景观的未来
Patricia O’Donnell：景观设计师应倡导以文化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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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