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丨景观设计的意象与表现——对话劳瑞·欧林
景观设计的意象与表现
—对话劳瑞·欧林
蔡哲铭
OLIN景观设计事务所景观设计师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景观设计学硕士
原文刊发时间：2016年12月
劳瑞·欧林简介
世界著名景观设计师；OLIN景观设计事务所创始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景观罗马奖获得者；曾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景观系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景观学和区域规划学教授。欧林的设计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代表项目包括纽约布莱恩特公园、伦敦金丝雀码头、华盛顿纪念碑、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等。鉴于其在景观教学与设计领域的杰出贡献及成就，2013年，欧林获得由国家艺术基金会授予、奥巴马总统颁发的国家艺术奖章。
“通过观察来获得对城市景观的意象和感知”这一观念， 可以说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在同一时期，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其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此外，还有威廉·怀特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所取得的诸多成果—至今我仍记得我在普渡大学就读时，第一堂景观入门课就是观看威廉·怀特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小型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共通之处是启发设计师从使用者的角度去感受空间，并理解其行为模式。
没错， 我们这一代受林奇影响很大。我对社会学非常感兴趣，因其对设计颇有帮助。最好的社会学理论来自于观察，正如林奇、怀特、雅各布斯等人所采用的方式。30年后，大家都欣赏扬·盖尔—另一个敏锐的设计师— 的研究，他所做的也仅仅是观察事物并得出结论。
这些观察并非以统计为目的，也并不是很深入的科学研究。尽管怀特确实做了一些统计工作，他统计了（城市广场里）步行经过的人数。我和我的学生在北京也做过与怀特类似的研究。在我和罗恩·亨德森所指导的一个设计研讨课程中，学生们通过延时摄影并在地图上记录使用者行为模式，得出了（与怀特）类似的结果……尽管我们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空间环境存在差异，但人的某些行为却是相似的：人们如何从空间中穿过？ 又会在怎样的环境坐下？他们会基于空间物理的舒适度，选择或阴凉或阳光处闲坐，并在意自己是否会影响他人或受他人干扰。
《小型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封面
我们正处于信息技术时代，城市在今天有了一种新的呈现方式，所有的意象都可以由庞大的数据来构建。您能谈谈城市公共空间感知在这样的背景下的变化吗？
100年前，人们对城市的感知与摄影毫无关系，而主要通过绘画、速写、透视图及地图来获得图像。但是人们对空间结构的理解来自于亲身体验，来自于他们行走在城市中的经历，来自于他们切身的所见、所感。
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飞机的发明与应用，设计师开始对鸟瞰产生兴趣。俯视的图像成为了设计师思考问题的新方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机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我们逐渐通过大量静止的图像来感知世界。影像也慢慢出现，但是人们对城市的感知依旧来自于自身在城市中的活动体验。摄影呈现了单一的视角—就像是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图画法的重演—这样的视角所呈现的内容是经策划的。
我们对建筑的感知大多来自某些人的摄影。人们通过图片了解弗兰克·盖里的建筑，将其视作一个个被孤立的物品，而不是从建筑所在的环境里了解认识建筑。因此人们并不了解他是如何从周围环境中提取细节的。直到今天，一些刊登在建筑杂志上以自我宣传为目的的照片依旧把建筑表现成一些美丽的物品；这是物化的意象，而非建筑之间所形成的空间，亦非其空间构造。对于很多建筑师来说，城市成了一个建筑物的组群。确实，城市是由建筑物组成，但是建筑物的组合有着空间布局的逻辑，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布局已不复存在。这并不完全是受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思想所影响。光辉城市中公园塔楼的概念是一个反城市的想法，它并未理解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空间系统。从庞贝古城到中国和日本的城市规划，空间系统均开始于一个矩阵—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和城市空间须依据宇宙论或者地缘政治来排布。这个传统在欧洲也存在，虽然理念不尽相同，但却具有相似的空间营造手法。
回到刚才说到的城市意象，摄影的普及对城市秩序的概念产生了影响。拍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反空间的，是面向对象的。可以说我们现在被塞在后电影、后电子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由影像（动态的图片） 和数据组成，所有一切都是一种人工创造的仿真概念。一方面，设计师因此在某些方面获得了自由和弹性，这让这种仿真的概念似乎有了更多可塑性。但另一方面，它最终也会造成设计师和现实的距离感—对于城市空间结构错误的视觉感知。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可能皆非吧。
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规划图
© Harvard Library
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鸟瞰图
© Harvard Library
这也正是我想与您讨论的话题之一。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师都普遍认同设计必须亲临场地，也就是说设计师必须到场地上才能学习、理解环境，必须要与场地产生物理性的接触，才能创作出符合场地要素的设计。如今信息触手可得，让人们认为已不再需要亲临场地。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在我所指导的设计课里，学生们会进行为期6个星期的场地研习，他们不断研究、绘图、分析，包括历史、人文、气候、土壤、地理等方面。然而当我们亲临现场时，他们总会惊讶于真正的场地与他们意识里的场地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不管他们能获得多少场地信息，他们无法真切地感受场地。等到亲临场地时，他们才能把获取的信息与自身感受联系起来。并非说之前研习到的信息变得无用或不可信了，而是通过“亲临”这一经历，将这些信息在一瞬间和现实、身体及自身的感知与理解结合了起来。
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我事务所的同事身上。我会去场地拍些照片带回来与同事们分享，然后我们开始各自画图、做方案。我们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我们完成一个方案后去基地上考察时，大多数情况下，我的设计是基本适于场地的，而他们则经常会说“天哪，怎么这么小”或者“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或那个”。因此，“存在于世”有着重要意义，我们需要保持敏感和关注。正如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一般，他们都试图告诉我们怎样活着、怎样察觉、怎样清醒，以及怎样存在于当下的世界里。
戈登·卡伦一系列城镇景观手绘图
© Gordon Cullen
与景观意象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是本土化，能否谈谈您对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看法？
20年前，我在邓巴顿橡树园做过一个关于批判地域主义的报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过时了。而我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次讲座——《全球化的，地域的和本地的》，则是对这一议题的再次思考。我提出了当代乡土风格（Contemporary Vernacular）这一概念。举例来说，高层玻璃幕墙建筑即是一种当代乡土风格。建筑师总觉得他们在做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再普通不过，普通得像西班牙语一样（西班牙语在美国是很常见的语言）。所以，当代的乡土风格是指那些全球化的、模糊了地域限制的事物。
是否可以说当代乡土风格缺乏场所的精神？
场所意识的建立要么通过与地域及本地已有的元素建立联系，要么完完全全源于创新。我在曼哈顿设计的炮台山公园，那处场地是填海而成的，之前从未在那里存在过，是完全人造的。但是我们却认为炮台山公园定义了这个场所—就像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当代乡土风格的麻烦在于“你能在本地以外的任何地方做出地方菜，因为食材是可以运输的。”但对于景观设计而言，材料与形式可以被借鉴，但气候和环境却无法被运输。
原文出处：蔡哲铭. (2016). 景观设计的意象与表现—对话劳瑞·欧林. 景观设计学, 4(6), 28-35.
Source: Cai, Z. M. (2016). Image and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Conversation with Laurie Ol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4(6),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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