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 | “翻译”生活的景观设计师
《景观设计学》2017年第2期 “文化人类学与景观设计”（←戳标题了解本期详细内容）月初正式出刊，这一期聆听了来自人类学、社会学、景观等多方面的声音，使得一个问题拥有多个角度的解读，文章一经发布引起了很多讨论！对于景观设计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自日本的社会人类学博士河合洋尚分享了他的观点：
作为“调解人”的景观设计师
——文化人类学视角的解读
河合洋尚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全球现象研究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京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
原文刊发时间
2017年5月
景观人类学的基本视角
文化人类学是针对国内外“异文化”的研究，其主要方法是由人类学者到国内或海外的不同族群中生活，通过长期参与来观察、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模式、思考方式及世界观等方面。文化人类学也研究各个民族/族群与周围环境的多样关系。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开始关注景观，景观人类学领域由此兴起。在该领域内，景观一般被定义为“被人为赋予文化意义的环境”，景观人类学所探讨的是不同族群在各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和意识形态下，赋予环境以文化意义的过程[1]。该研究方向本身并不新颖，盛行于20世纪60~80年代的象征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也曾涉及相关问题。但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景观人类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其分析重点更倾向于景观的多样性及其中不同主体之间构成的冲突。
景观人类学的兴起与20世纪末文化人类学家频繁讨论的全球化及文化表象等概念密切相关。人们在全球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景观，而景观人类学的着眼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多发的景观冲突，例如，在全球空间普遍均质化的状态下，不同地域反而创造了带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景观。这其中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开发商、旅游公司、学者等“外部人”创造的“外部景观”，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统治或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这类外部景观却与当地居民等“内部人”的记忆和生活实践中的“内部景观”相悖，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由外部景观和内部景观之间的对立、争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激发了景观人类学学科对这些现象的关注。
文化人类学家帕梅拉·斯图尔特和安德鲁·斯特拉泽曾以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原住民杜纳人为对象进行了探究[2]。研究结果表明，杜纳人对环境的认知与其生命观息息相关。杜纳人认为，去世的人的尸体将变成土地中的“油”，由祖先的生命能量构成的土地能够为子孙带来繁荣。由于这一认知，1999年当开发商在当地安置巨大的石油挖掘机时，杜纳人立刻紧张起来，生怕这机器将土地中的“油”汲取上来[2]。通过该案例，斯图尔特和斯特拉泽指出，对开发商而言毫无特别之处的场地，却可能被当地人视作颇具文化意义的神圣之所。因此，人类学家不仅需要探讨当地社会的环境认知，更要保护对当地人来说不可或缺的景观。
这样的观点也使我们联想到凯文·林奇的城市研究[3]。林奇用“城市意象”的概念阐释了对居民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深刻影响了城市设计理论的发展。与之不同的是，景观人类学更侧重于探究族群文化的政治学原理及其对居民的影响，同时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来了解当地居民的多样性，并讨论不同居民围绕景观而产生认知和行为变化的动态过程。从2004年至今，笔者秉承景观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在中国广东省的广州和梅州进行了城市景观建设方面的田野调查，并以此对景观人类学的调研方法及其对景观设计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总结。
族群文化与景观设计
广东省位于中国的东南部，98%以上的人口为汉族，他们基本分为三个族群——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广州是广府人的主要居住地，而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两座城市的政府和开发商等分别以当地各自的族群文化为基础，构建城市景观。
其间我所采取的调研方法是：
首先选定几个社区（村落），在此居住，访谈并观察当地人对环境的认知及其行为；
同时考察当地的亲属关系、社交网络、经济结构、节庆活动、饮食习俗、民间信仰、风水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其与当地居民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亦紧密相关；
此外，当地居民往往无法直接表达出他们与环境的关系，这也决定了人类学家需要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来理解景观和其他文化因素。
不同于建筑学等其他领域，人类学家重视的并非物质环境本身（所以不一定要求得出详细的规划图），而是人类赋予环境的文化价值。除此以外，人类学家还需考虑当地居民在性别、年龄、职业、经历等方面的多样性。因此，人类学调研往往需要花费数月时间。另外，人类学家还需探讨当地政府、学者、媒体是如何用“科学”方法，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总结出各族群文化的特色的，以及设计师又如何利用这些特色进行景观和建筑设计。通过以上的调研方法，我发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
图1-1. 广州满洲窗
图1-2. 广州趟栊门
在广州的老城区，青砖、满洲窗、趟栊门（图1）等建筑元素被定义为具有广府文化特色，常被应用于当地的建筑、装饰等设计中；在梅州，圆形土楼因具有客家文化特色而备受青睐，该形式元素常被用于博物馆等公共设施的设计中。但这些外部景观的设计者不一定是深入了解当地生活的本地人，因而这些设计可能会与当地居民所熟知的内部景观相背离。
不可否认，当地包含了不同背景的居住集体。比如，在广州的老城区便有老广州人和外来者的区别。前者来自当地不同的村落和社区，后者则包含了分别于改革开放前后移居至此的工人、商人和上班族等。由于背景不同，他们对景观的认知和实践也各有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一些外来者积极接受外部景观的意象，自费用青砖、满洲窗、趟拢门等建筑元素改造自己的住所或店铺[4]；但另一方面，部分老广州人将这些外部景观的建设视为“穿衣戴帽”工程。他们常说，青砖、满洲窗、趟栊门属于过去当地的高级文化，并不能代表普通广州人的日常生活。
笔者在广州做田野调查时，经常听当地人说这些景观是“假”的。举例而言，传统趟栊门的横木数量一定是奇数，因为奇数才有避邪作用，但近年来设计的不少趟栊门横木数量却是偶数。此外，21世纪以来，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不少城中村建起了牌楼。其中不少牌楼的建立引发了村民的极度不满，主要原因在于牌楼的位置不在村落的边界，且牌楼的颜色是与青砖一样的灰色，这在村民看来是不吉利的。村民期望建立与临近村落同样的黄色牌楼（图2），以强化彼此间的友好关系[5]。由以上实例看来，当地居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与当地的社交网络、民间信仰、风水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设计师若不了解当地的“异文化”，设计结果便可能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
图2. 含有楼顶的黄色牌楼
来自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家兼设计师片桐保昭认为，设计师是“信息处理的核心”，即通过参考多种多样的既有形态，以及科学背景与本地文化，创造新的设计形态的能动体[6]。如果设计师能够按照这个理念探究了解村民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背景，设计出的牌楼与村民愿景之间的冲突便可以有所缓和。
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位于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从“科学”背景来讲，中国客家博物馆的外观类似于圆形土楼。而梅州的传统民居以围龙屋为主，在历史上并未出现过圆形土楼。尽管从表面看来这座博物馆的设计背离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但实际上，中国客家博物馆的空间结构与围龙屋是相似的，且博物馆“上厅”部分的设计即借鉴了围龙屋入口的图案（图3）[7]。
图3-1. 中国客家博物馆的外观
图3-2. 中国客家博物馆内的“上厅”入口
类似的设计上的“小趣味”在某些时候可以缓和文化景观中出现的问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除了符合科学背景之外，在设计中适当纳入当地的文化因素也是重要的策略。而设计师则可以成为科学和文化之间的“调解人”。此时，要着重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居民往往难以明确意识到自身与景观的关系。仅通过圆桌会议或说明会一类的方式，是很难了解当地居民对景观的关注点的。笔者通常是在开始田野调查半年之后才能了解居民对景观的认知和实践。因此，设计师不仅需要概括并应用“典型”的文化特色，更应充分学习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探究景观的方法与实践，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Kawai, H. (Ed.). (2016). Landscape Anthropology: Body, Politics and Materiality. Tokyo: Ji-cho-sha.
[2] Stewart, P. J., & Strathern, A. (Eds.). (2005). Cosmology, Resources and Landscape: Agencies of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in Duna, Papua New Guinea. Ethnology, 44(1), 35-47.
[3] Lynch, K.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IT Press.
[4] Kawai, H. (2010). The Urban Remediation Plan and Residents' Optimal Engagement. In Konagaya, Y.＆Kawaguchi, Y.＆Naganuma, S. (Eds.), China unde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 Religion, Consumption and Ethic Groups (pp. 155-184). Tokyo: Bensei Publishing.
[5] Kawai, H. (2013). Problems in Landscape Anthropology: The Represent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in Guangzhou, China. Tokyo: Fukyosha Publishing.
[6] Katagiri, Y. (2013). Towards Unnamed Scenery — 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apporo: Hokkaido University Press.
[7] Kawai, H. (2016). The Landscape Multiple: A Study of the Hakka Hometown in Mainland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81(1), 26-43.
原文出处：河合洋尚. (2017). 作为“调解人”的景观设计师——文化人类学视角的解读. 景观设计学, 5(2), 56-61. doi:10.15302/J-LAF-20170205
Source: Kawai, H. (2017). Landscape Architect as “Mediator” — A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5(2), 56-61. doi:10.15302/J-LAF-2017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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