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面 | 启功：属于爱情的浩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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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和文物鉴定家，是进入21世纪后硕果仅存的“国宝级”大师，雍正的九世孙。

他一周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母亲和姑姑艰难的拉扯他长大。20岁时母亲为他提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个叫章宝琛的姑娘，比他大两岁。此时的启功并没有成家的念头，但望着母亲被生活打磨得粗糙的双手，他点了头。

当年三月，母亲将章宝琛亲来帮忙准备祭祖的用品。那一天下着绵绵细雨，等在胡同口的启功看到一个娇小的女子撑着一把花伞聘婷的走来，他的心一下子柔软起来。几个月后，她成为他的新娘，他唤她一声“姐姐”。

启功仅存家庭合影

婚后，她操持家务，侍候婆婆，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原本不平的心，慢慢地静了下来。刚结婚，启功家住在鼓楼时，家里时有联谊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大家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她站在炕边端茶倒水，整晚不插一言。

每天早晨一睁眼，启功就看到章宝琛在没完没了地干活。启功的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会发些脾气，不管遇上多么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到家也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

北京沦陷后，启功的日子日益拮据。有一天，他看见她在细心地缝补一只满是破洞的袜子，禁不住满心酸楚。他想卖画赚钱，却拉不下脸来上街叫卖。她说：“你只管画吧，我去。”那天傍晚天降大雪，他便去集市上接她。他远远地看见她坐在马扎上，全身是雪。她挥着双手兴奋地说：“只剩下两幅没卖了。”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启功画竹

1957年，启功又被莫名其妙地划成“右派分子”。回到家中，章宝琛不解：“他们怎么会让你当这个‘右派’呢？”启功苦笑着宽慰她：“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吗？咱家是封建家庭，我受的是封建教育，划我‘右派’不算冤。”启功在妻子面前的幽默，还是难掩他内心的苦楚。章宝琛见启功痛苦的样子，便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就算现在没人给自己出版，也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从此，为了能让启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

晚年练字的启功

1975年，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章宝琛感觉自己来日不多了。一日，在与启功耳语片刻后，启功大惊不已，立刻匆匆往家赶，一到后院就拿起铁锨，按照章宝琛所说的墙角处挖掘下去。在很深的土层终于挖到一个大缸，搬出来一看，一共有4个麻袋，麻袋内又在一层层的厚纸包裹下，一幅幅启功早年的书画作品、一本本文稿藏书，竟然全都保存完好，从1930年到1960年的启功作品，竟然无一遗漏。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启功的心剧烈颤抖，真有一种劫后重逢的感觉。他完全没有料到，章宝琛这个文墨不通的弱女子竟敢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珍藏他的作品，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一生得宝琛这一知己，足矣。

启功书法作品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章宝琛对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找个人照顾你。”启功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她笑了：“我们可以打赌，我自信必赢！”疾病将她的生命一丝一丝地偷走了。在最后的时刻，她伤感地说：“我们结婚已经43年了，一直寄人篱下。若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有多好。”他的一位好友听说后，立即把房子让给他，第二天，他便开始打扫。傍晚，他打点好了一切赶到了她的病床前，她却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妻子病逝后，启功长久地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痛心篇二十首》，以极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与老伴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

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

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

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两个月后，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他怕她找不到回家的路，便来到了她的坟前告诉她：“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了，你跟我回家吧。”那一晚，他炒了几个她最喜欢的菜，一筷子、一筷子地夹到她的碗里，直到菜满得从碗里掉出来。那一刻，他趴在桌上失声痛哭……为他做媒的人接踵而来，他一一谢绝。媒人笑言：“你的卧室里还摆着双人床，证明你还有续娶之意。”他听后，立刻将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望着她凝固在相框里的笑容，他也笑了：“当初打的赌，是我赢了。”

3年后，他平反了。面对回归的头衔和待遇，他视若浮云，甚至卖掉了自己珍藏的字画，将所得的200万元人民币悉数捐給了北京师范大学，自己却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他说：“我的老伴儿已经不在了。我们曾经有难同当，现在有福却不能同享，我的条件越好，心里越难过。”言语之中，满是苍凉。在章宝琛去世后的20多年里，启功一直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无法自拔。

启功曾亲手写过这样一篇追忆他爱人的文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族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 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启功先生

自1975年爱妻早逝后，启功誓不再娶。此后余生30载，他独守陋室，魂牵梦绕的仍是爱妻，直至享年93岁追随她驾鹤西去。这段忠贞的爱情，终成一曲凄美的绝唱……

启功——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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