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观影团Vol.7｜鲁豫谈抗疫纪录电影《一起走过》：它不是作品，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月19日，鲁豫观影团和观众一起观看了首部全景式真实记录武汉抗疫历程的纪录电影《一起走过》北京超前点映场，大家为片中主人公们的故事感动着，温暖着，也对影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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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影评
影片采用纯纪录片手法，无解说旁白，用中央电视台新闻播报声音作为事件的大背景及叙事时间主线，完全用人物口述和现场声音展开故事叙述及情感表达。
9人摄制团队分两批先后到达武汉，深入抗疫一线拍摄91天，记录了最早赶赴武汉的援鄂医生钟鸣、武汉本地医生蔡毅、普通社区干部田霖、因志愿服务收获爱情的王紫懿和王震、24小时为医护人员送餐的90后小夫妻邱贝文和万路、火神山年龄最大的护士陈红、武汉方舱医院的“小品哥”夏斌等人的故事，用最朴实的叙述、最真实贴近的影像风格还原了武汉“封城”期间的抗疫画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科医生钟鸣是最早赶赴武汉的援鄂医生，他曾经历过两次大型急救救援任务：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新冠疫情暴发之前，钟鸣原本计划和全家人一起去澳大利亚旅行，接到武汉支援通知后，他立刻取消计划，义无反顾地动身前往武汉，和同事一起来到武汉金银潭医院参与重症病区ICU病房的救治工作。
在那里，钟鸣见到了作为医生以来最为惨烈的疫情，当一个个生命在自己面前逝去时，钟鸣感到无助，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病人救治的信念，疫情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武汉本地医生蔡毅所在的中心医院是武汉市新冠肺炎治疗的定点医院之一，其收治的患者数一度仅次于金银潭医院。疫情期间，蔡毅第一次经历昨天还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天就变成他的患者。
蔡毅记得，疫情期间，他科里一位护士不幸被感染，那一天，所有同事见到这位护士都绕开她走，蔡毅看到后心里很难受，他知道按照制度，自己也应该绕开她，但最终他还是上前安慰了她。他说，“尽管我也很害怕，但我是老大，是我鼓励他们冲上前线的，现在她被感染了，我就要绕开她，我真的做不到。”
田霖是武汉多闻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在疫情期间，他从社区的防疫管控到居民的吃喝、看病，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兢兢业业，很少有时间回家照顾自己的家人。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居民对他的一些工作不理解，不满意，把怨气撒在他身上。片中有一幕，田霖被居民责骂，一位大姐出来为他说话，说你们也不容易。田霖实在没忍住，哭了。那一幕也看哭了许多观众。
王紫懿和王震是新时代武汉的青年人，他们在疫情期间作为志愿者，组建了“W大武汉紧急救援队”，每天24小时待命，专门接送缺乏交通工具去医院的待产孕妇，被称为“新生命的摆渡人”。
几十名孕妇在救援队的帮助下顺利生产，有个孕妇说，这些救援队志愿者让她切身感受到了，“陌生也有爱。”王紫懿和王震也在这次合作中走到一起，从“战友”变成夫妻。
影片中另外一对90后夫妻——邱贝文和万路，在武汉经营一家小饭馆。他们原本为春节准备了几万元的货，期盼着好的收入。结果疫情来了，邱贝文在朋友圈中看到有人说医护人员晚上很难订上餐，就决定24小时为医护人员送餐。
夫妻俩，一个负责炒菜，一个负责配送，医务人员只要想吃饭，无论哪个点，提前半小时打电话，他们24小时在线，餐费只收成本价。邱贝文说，“我们不发国难财，这个城市好了，我们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家园。”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主任护师陈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援鄂医疗队的代表，有着39年兵龄（以纪录片中时间线为主）。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她主动请缨奔赴小汤山医院；2008年汶川地震，她深入灾区参与救援工作；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她再次出征，在异国他乡救治病患。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又一次请战奔赴武汉，投入抗疫一线，每天马不停蹄地奔跑在各个病房，亲自拉车运输医疗物资，深入每一个病房和患者沟通，为每一个进入“红区”的医护人员仔细检查防护是否合格……从未有一刻懈怠过。
虽然已经57岁（以纪录片中时间线为主），但看不出任何年龄感，影片中的陈红永远是充满活力的，还笑着介绍自己是“火神山年龄最大的女生。”
武汉方舱医院的“小品哥”夏斌也让人印象深刻。他在住院期间带着患者表演各种小品，让方舱医院充满欢乐。但其实，夏斌排小品是为了能让自己罹患癌症的的妻子开心。
他的妻子在2019年底被查出罹患卵巢癌，三个月后，两人又都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家里还有未成年的儿子，夫妻二人始终靠着一种信念与病魔做斗争，每天都在念着：要快活、要健康、要美好的生活、要陪儿子一起长大……
看完这部纪录片，你会发现，即便是在最至暗的时刻，依然可以看见许多人性的美好。借用片中人物王紫懿的话说：在这个特殊时刻，你反而感觉到人间比平时更温暖。
《一起走过》的导演说，希望能通过这部纪录片让大家看到中国人在这场疫情战中是如何一起走过来的。
“它背后不光有泪水，还有非常多的决策和科学技术，我们希望有一个全景式的展现，为所有观众留下影像记忆，等二十年后再回顾我们是怎么打赢这场疫情战的时候，能有一个非常站得住脚的依据。”
他们也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引发大家对后疫情时代的思考——这场疫情对我们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悲痛的回忆，它还让我们看到活跃在中国人血液里的那种勇敢、乐观和坚韧，它会让你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我们有能力可以度过一些难关。
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这座朋克之都，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没有松开它的拳头。
未来，就算再大的风浪，相信它也不会被击倒。
映后环节，鲁豫分享了她看完这部纪录片后的感受，并和几位主创（总导演朱勤效，制片人张荣贵，纪录片拍摄对象钟鸣、陈红、田霖、邱贝文万路夫妇）交流了关于影片背后的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鲁豫聊电影
抗疫纪录电影《一起走过》
记得2003年北京非典肆虐时，有一天中午我坐车经过长安街，一抬眼发现我目光所及的地方，前后左右没有第二辆车，连自行车、行人都很少，那一刻我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我特别心疼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当时我就发誓说，等北京恢复正常以后，不管堵车堵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再抱怨。
但是现在，遇到堵车的时候，该急还是会急。
可见人最擅长的就是遗忘。像去年发生的很多事，我们现在可能都已经慢慢淡忘了。比如，我就忘了我们曾经那么地稀缺口罩。
而忘记痛苦，似乎又早已成为一种生存本能。毕竟人生漫长，如果所有伤痛都记得，人生未免也太沉重了，所以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我们必然会忘掉很多伤痛。
但在遗忘的过程中，有一些需要被我们铭记的东西也会很可惜地一同消失，所以我很感谢那些纪录片工作者，他们帮助我们记住那些应该永远被记住的东西，这也是纪录片存在的意义。
贾樟柯导演曾经讲过，“拍纪录片是勇敢的工作”，因为你需要去直面真实。
许多时候，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真实”是很沉重的，直面它需要很多勇气。而且在拍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要面对无数未知，这些未知可能会让你感到力不从心，很有压力，如果没有勇气去承受这一切，其实是不太适合做纪录片工作的。
所以我很钦佩《一起走过》的制作团队，他们不顾及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去现场拍摄如此珍贵的影像资料，让我们看到大家如何共同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看到疫情期间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那么多温暖感人的瞬间，这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你要知道，摄影机是有侵略性的。许多专业人士都曾说过，摄影机是一种暴力装置，它侵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毫不留情地挖掘和展现最隐蔽的人性，很可能会伤害到被拍摄对象。
但是我特别感动《一起走过》的这些纪录片摄影师，他们的摄影机是很温柔的，在整个观影过程当中，你能明显感受到拍摄者对于被拍摄对象的尊重和对于生命的敬畏。
我应该算是《一起走过》最早的一批观众，在今年三月份就看了一遍。
当时团队一起看片的人里有个男孩是武汉人，他说，如果不是工作原因，他可能不会主动去看这部纪录片，因为作为一个武汉人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是挺伤痛的一件事。不过他看完后又说，虽然在整个观影过程中也会流眼泪，但这个眼泪不是悲痛的，而是很温暖，很有力量的。
其实在疫情之后，有很多关于“抗疫”的纪录片，每一部影片侧重都不同。在这部纪录片里，你更多看到的是在疫情暴发后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里，许多普通人身上所展现出的那种人性之美。无论是本地医生、支援医生、社区干部、志愿者还是病人，每一个人都在危难时刻力所能及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想，勇气和坚韧可能真的是根植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你会发现，每一次中国特别艰难的时刻，恰恰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特别有凝聚力的时候。你也会相信，没有什么是能够打垮我们的。
虽然相比其他纪录片来说，这部《一起走过》上映晚了一点，但我依然觉得，它在此时此刻让我们看到，是有很大意义的。影片虽然展现了我们经历过的伤痛，但是它不悲惨，不沉重，不阴郁，它很温暖，给人以希望。可能看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地方潸然泪下，但那个眼泪一点都不凄苦，反而很治愈。
它不是一个作品，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话主创
鲁豫：影片虽然结束了，但生活还在继续，我很好奇影片中很多这次没有来到现场的人，比如夏斌岑朦夫妇、王紫懿和王震，他们后来的生活怎么样了？先请朱导演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朱勤效：夏斌夫妇很好，我们4月8号在武汉做宣传的时候，他们就到场了，岑朦身体还很好。紫懿夫妇也很好，上次武汉他们也来了，小夫妻俩过得很幸福。
鲁豫：那太欣慰了，因为生活开始面对普通日子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挑战的。
朱勤效：是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很深情有爱地一直走下去。
鲁豫：张主任，这一次在拍摄过程当中你们是兵分几路？我看影片当中有好几个地方。
张荣贵：这一次我们派出这个制作团队分两个批次，第一次是1月29号，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局的大部队下去的，第二批我们去了6个人。两个批次去了9个人，一共在那待了91天。
鲁豫：91天，很了不起。在拍摄过程当中，整个团队的安全是如何保障的？
朱勤效：我们这支摄制团队到了前线之后，完全是按照医院的防护措施来进行防护的，并且每天晚上都要微信汇报，今天拍了什么，每个人的状态怎么样，在武汉的情况怎么样，要进行怎样的防护，我们每天都在沟通。
鲁豫：以往如果做一个纪录片，事先多少会大概有个脚本，选择一下前期拍摄的对象，但我知道这次是完全不同的，你们是怎么找到他们（拍摄对象）的？
朱勤效：这次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至少我们会有一个策划，知道要去采访拍摄哪些人，但这次真的是没有。因为武汉当时的情况，每天都在变化，有些人今天能拍，可能明天就拍不了了。我们在后方也会跟前方沟通，当时前方一共发给我们二三十位（拍摄对象），我们就在这些里面精选出来一些拍摄对象，但那些没有完成全片拍摄的包括没有进入到我们镜头的人，也都是英雄。
鲁豫：这部片子一共拍摄了多少素材？除了最后我们看到的那两个小时。
朱勤效：我们一共拍摄了360多个小时。
鲁豫：我觉得拍纪录片就是只要给够时间，总会有一些鲜活的人鲜活的故事拍出来。你们都是纪录片行业的老兵了，在拍摄过程中是否依然会有不断被打动的时刻？
朱勤效：因为这个片子前期我没有到前方去，我是在后方，但剪片子的时候，看到这些素材，看到每一个人的同期采访，他们每个人说的很多话，我都特别感动，记得有个人说：做志愿者会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发着光，带着你一起往前走。包括有个孕妇说：陌生也有爱。就是看每一个人讲话，我们都很感动，我还说等后面这个片子再放一段时间，我们会再做一些影片，剪一些主人公的金句，放到新媒体上。
鲁豫：紫懿讲话我也特别感动，她说我们彼此生命都能交给对方，还不能在一起过日子吗。
朱勤效：对，他们每个人说的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不像以前那种，我们先提前说好要采访你，对方会准备自己要说什么。这部片子里的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临场的，是发自内心的，所以特别值得尊敬。
鲁豫：还有一点特别感动，就是一般当有摄影机存在时，被拍摄者内心其实会本能地有一点点障碍，但您和您的团队做得非常好，能感觉出来你们的摄影机是很温柔的。你们是如何做到让这些被拍摄对象不会感受到摄影机的存在，让他们觉得摄影机是善意的、平等的、没有侵略性的？
朱勤效：我觉得一个是因为我们的摄影班底一直都是比较强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因为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片子里的这些主人公根本顾不上去表演，他们就是在工作，摄影机只要抓住他们真实的状态就好了，不用刻意去采访。
鲁豫：那样的环境下，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敬畏之心存在。
朱勤效：是的，我们在策划这个片子的时候，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会拍到什么。包括第一次拿到素材，当时因为武汉封城素材一直回不来，4月份（2020年）我们才拿到第一批素材，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懵的，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最后会拍成什么样，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就尽可能从这些素材里面去挑去剪。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真的每个人都是特别了不起的，应该向他们致敬。
鲁豫：陈红大姐，我知道您今年是58岁，但完全看不到你身上有所谓的年龄感，在影片当中看到您一直是特别生机勃勃的样子，总是面带微笑。我特别好奇，在摄像机关掉后，您会有很沮丧很焦虑的时刻吗？
陈红：也有，但不是说在看不到的地方，我始终跟大家在一起，没有脱离这个群体，所以心里更多的是担心战友们的安全，再有一个就是比较着急地想要赶快救病人，尤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到武汉，火神山还没建好，在我们积极投入马上要收病人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在食堂里就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给我冻醒了。
鲁豫：SARS的时候您就在一线，埃博拉也在一线，这次也是。每一次疫情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可能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困难，感受也会有所不同，这一次都有哪些感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陈红：我经历了几次重大事件，去国外抗击埃博拉的时候，当时感觉是他们国家也想救，但是没有能力，所以向中国提出援助。相比之下，我们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抗震救灾，还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是举全国之力，这是我觉得和在国外抗埃时最不一样的地方。同时通过这几次的大型任务，我深深地感觉到，作为中国军人，在人民有危难的时候，人民军队永远冲锋在前，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我很骄傲和自豪。而且每次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都会感觉后面有祖国强大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义无反顾地冲在前线，作为中国人我感觉是很幸福的。不管到什么时候，如果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我仍然会义无反顾，冲锋在前。
鲁豫：谢谢，要向您学习。钟鸣医生，回到上海之后，还有没有梦见过在武汉工作的那段日子？
钟鸣：会有，武汉的经历到现在还给我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有时候我还会在那种特别紧张的节奏中惊醒过来。
鲁豫：过去一年您在武汉的经历，算是您从医生涯当中遇到的对于专业和心理上最大的一次挑战吗？
钟鸣：从专业和心理上都是挑战最大的一次，心理上第一次挑战其实是汶川地震，当时我们坐的直升飞机到了汶川的核心区域，那个时候确实非常危险，但其实专业上的挑战不大，这一次从专业上和心理上都挑战很大，每一天都面对各种酸甜苦辣悲伤的感动的事，五味杂陈，情感遭受了非常大的冲击。
鲁豫：那您是在工作中怎么调试自己的心理，一直坚持下来的？
钟鸣：非常困难，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韧性的民族，所以就一直坚持下去。再就是你看到周围有非常多平凡人的力量，我每次看到大家都在这么努力都很感动，我觉得我是一个专业的医生，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坚持下去。
鲁豫：这一次我看这部片子才意识到这一点，像其中一个大夫讲的：我们做医生就是偶尔去治愈，总是去帮助，永远去安慰。
钟鸣：对，我们经常会说偶尔去治愈，总是去帮助，永远去安慰。过去我对这句话其实不太理解，我是一个在专业上非常自信的人，我觉得我们医生就是去治愈病人的。但在这次疫情期间，特别是早期的时候，你看到一条一条的生命在自己眼前逝去，当时那种无力感，就觉得我们真的是无法去治愈。而当我面对病人渴望求生的眼神时，他们感谢我们，他们说，医生谢谢你们来救援，我们知道你们是冒着这么多的危险来的。当我发现，我们去安慰他的一点话就能让病人包括病人家属都得到极大的安慰的时候，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性。
鲁豫：谢谢。其实田主任您从事的社区工作也是在帮助，在治愈，在安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委屈。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田主任掉眼泪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掉眼泪了，那段时间算是您目前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大挑战吗？
田霖：我从事社区工作到今年18年了，在去年之前，说实话，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有挑战的工作，所有我要面对的工作我自己都有底，很自信地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工作完成，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心里真的没有一点底，就像一个小学生突然被拉出去参加高考一样，而且必须要考出及格线以上的成绩。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精神压力、身体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当时这些老百姓的基础要求，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满足到，说实话当时对他们本身就有些愧疚了，在那种情况下，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包容我，当时那个大姐六十一岁，她跟我鞠了个躬，说你们真不容易。我们老百姓的包容和理解是支撑我走完整个抗疫过程最大的一个动力。
鲁豫：经过这一次疫情，现在你们辖区的居民跟您的关系应该像哥们一样了吧？毕竟这么艰难的日子你们一起走过来。
田霖：对，我们的居民和我们的感情特别紧密，特别能够相互包容，相互支持。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在社区这块工作上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能辜负这份感情，不能辜负所有人为这次抗疫的付出，我们要对现在这样一个成果继续巩固和发扬，为所有居民美好的未来努力地再多做一些什么。
鲁豫：谢谢。下面想问一下小邱和小万，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就在这种特别危难的时候，每个普通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你们算过吗？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一共做了多少份外卖？
邱贝文：我们是整整两个月，60天，25000份，武汉百分之八九十的医院我们都送过。
鲁豫：影片中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就是你们送外卖到一个酒店，里面很多医生在隔离，你们送的餐里面有很多串儿，看到那些串儿的时候会觉得很温暖，很治愈，又很安心，就是感觉武汉还有烟火气，你会觉得它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邱贝文：那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医疗队，当时联系到我们，就给他们送过去了。
鲁豫：你们的店在哪，将来我们去武汉旅游都要去光顾一下。
邱贝文：我们店的位置在武汉市盘龙城，公安局旁边也是盘龙一小的旁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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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虽然展现了我们经历过的伤痛，但是它不悲惨，不沉重，不阴郁，它很温暖，给人以希望。可能看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地方潸然泪下，但那个眼泪一点都不凄苦，反而很治愈。它不是一个作品，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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