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分析 | 袁光锋：“解放”与“翻身”：政治话语的传播与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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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革命扮演着重要角色。革命时期产生了许多政治话语，用以表达革命的理念。这些政治话语借助政治权力和各种传播方式，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并嵌入到人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解放”和“翻身”是两种重要的话语。文章借助于3个数据库，以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它们是如何进入政治话语体系的，以及它们的含义是如何演变的。这两种话语与政治实践相配合，一起改造了人们的观念。1980年代之后，两种政治话语的地位都迅速下降，但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执政党进行了“去政治化”的传播，被用来为新的政策提供合法性论证。它们所塑造的政治观念在后革命时代依然有着潜在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阶段，其间，革命对这一进程的影响至关重要。革命首先被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认为是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手段。在20世纪初期，革命就成为主流的政治话语，塑造了当时知识精英的观念。自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末期，中国先后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都在努力建构新的政治秩序。其次，“革命”还影响到后革命时代的观念和行动逻辑，塑造了中国人的政治心理。　　革命时期各政治党派都会创造新的政治话语，它们在革命的动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政治话语诞生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它以直线的进化论为思想根基，形成进步与落后、科学与愚昧等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革命”这一话语本身也反映了进化论的思想。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来源于诸多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生成了阶级、自由、平等、人权等话语，这些话语都传达了一种新的身份诉求，比如无产阶级、劳工、人民、个体，这些表述身份的政治话语成为各政治党派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点。革命的目标是新的政治秩序，一批与政治秩序相关的政治话语被生产出来，建构了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其中“国家”话语是最核心的，与这一概念相关的是民主、民主专政、共和、宪政、富强、经济等话语。上述政治话语的传播能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对这些政治词汇和话语的分析能够揭示中国政治理念的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在革命话语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共善于使用各种政治话语来传播自身的政治理念，进行政治动员。不仅如此，中共的许多政治话语还嵌入到1949年之后的政权建设以及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长久的影响。“解放”与“翻身”就具有这方面的代表性。它们都来自中国古汉语，在革命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中共在使用它们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赋予它们以阶级的色彩，成为表述革命手段，也表述革命目标的概念，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认同。而两者的内涵有重要的区别，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被使用的时候，两者反映的政治观念是有差异的。本文将对这两种话语的使用、传播及演变进行分析，探讨政治话语是如何被使用、如何变迁，以及如何塑造人的政治观念的。

二、革命与政治话语

　　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话语的定义是多元的，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2]不同的学者出于研究的目的，对话语做出不同的定义。基于本文的研究旨趣，我们将采取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等人的视角，即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概念，“它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语互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3]由此，政治话语也就是指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文本，包括言语的和书面的。　　话语与权力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权力”的分析主要是通过“话语”这一概念进行的，致力于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方式：话语是权力的产物，而权力则通过话语的论述进行自我的再生产。[4]政治话语当然也是如此，它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话语体系，并且它更能够体现权力的意志，因为与政治话语相配合的可能是政治权力的大规模实践。因此，政治话语的分析是揭示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和政治理念的一种方式。　　政治话语的分析对象可以是政府工作报告、政治新闻发布会、电视上的政治辩论等方面。[5]其中，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革命时期是政治话语被大量生产的年代，并且相对于常态政治而言，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更具有复杂性和实践性，这与革命的本质是有关系的。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将革命视为现代性的事件，[6]在18世纪的英美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开始获得了现代的含义，它与创新性、开端和暴力等因素相关。[7]革命被认为是一种“开天辟地”的事件，它以历史直线进步作为自己的信仰。根据陈建华的考证，中国的“革命”概念传入日本之后，其意义并非仅指政权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和变革。这样一种对革命的解读，经由梁启趄的译介又传人中国。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革命的幽灵开始出现，并衍生出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意思，负载着新的历史使命。[8]这种新的历史使命就是基于历史进化论而来的进步、发展、富强的历史使命。　　这样的革命观念决定了它会生产许多政治话语作为自身的载体。不同的政治党派也会基于对“革命”的不同理解，而传播不同内涵的政治话语。革命虽然宣称自己要“除旧布新”，与传统决裂，但事实上，任何一种革命的发生都植根于传统之中。政治党派可能会使用各种新的政治话语来表达自己的革命主张，但新的政治话语一般也会包含人们的传统解读，“革命”一词本身来自于传统，包含了人们对革命的传统认知，“解放”、“翻身”、“民主”等概念也是如此。裴宜理（ElizabethJ.Perry)在《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一书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因素的借用。[9]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革命完全是传统的，而是认为，革命一般是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阶段，它会使用各种符合现代价值的政治话语，但这些政治话语并不能完全脱离传统因素。它或者是传统话语被赋予现代内涵，或者是从传统的认知框架来理解现代话语，更可能的是，不同的革命阶段，赋予某种政治话语不同的含义。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各种因素的碰撞，决定了革命时期政治话语的复杂性。　　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必须对话语本身进行合法化论证。安东尼奥•雷耶斯（AntonioReyes)分析了政治话语中的合法化策略，包括情绪、假设的未来、合理性、专业的声音和利他主义，这些策略都在话语使用中被建构起来，并具有普遍性。[1°]但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情感策略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与其他的革命构成了重要的区别。裴宜理认为“情感模式”是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视角。对情感的动员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重要区别之一。[11]可以说，政治话语的传播是进行情感动员的重要方式。刘瑜分析了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与情感动员的关系，认为它可以分为3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旨在激起一种情感，其中一个主题便是“解放”。[12]我们要分析的“解放”和“翻身”两种政治话语也在情感动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解放”和“翻身”两种重要的政治话语是如何进入中国革命的；它们的含义是否有变迁；在传播过程中，话语的权力是如何展现和形塑人们观念的；在后革命时代，这两种政治话语是如何被使用的。对这些问题的考察,需要我们借助于“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认为话语分析的方法可以分为“非批判的”（non-critical)方法和“批判的”（critical)方法。批判的方法与非批判的方法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描绘了话语实践，而且在于揭示了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揭示了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性作用。”[13]这意味着，在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看来，话语不仅是一种权力关系，它还构成和改变一个社会的话语方式，分析政治话语，不仅要关注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而且还要关注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如何构成和改变一个社会或机构的话语实践。[14]本文中，我们也将遵循“话语生产-传播-话语实践”的程式。政治话语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过程，也有“自下而上”的互动，受众的反馈可能会改变政治话语的表述方式，受众对政治话语的解读也可能与政党不一致。索迪罗和纳斯塔西（Susana M.Sotilloand and Dana Starace Nastasi)认为，政治话语的分析不仅要“自上而下”，还要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15]这需要我们不仅要考察政治话语的传播过程和它对民众的形塑，还要考察民众对政治话语的解读方式，例如，民众是如何理解“翻身”话语的。 　　本研究需要大量的历史文本，并且还要分析话语的变迁过程。我们将借助于3个数据库：（1)上海图书馆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根据该数据库的自我介绍，晚清数据库“共收录了从1833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302种期刊，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所有期刊”，而民国期刊数据库“计划收录民国时期（1911-1949)出版的两万余种期刊，近一千万篇文献”，现在已经收录近9000种民国期刊。它是笔者所能够使用到的最全面的晚清和民国期刊数据库。（2)《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据该数据库介绍，它收录了清末自有期刊以来到1949年以前，中国出版的7000多种期刊，共14万多期，260余万篇文章，具有全面性和独有性。但由于该数据库不如晚清和民国期刊数据库全面，我们将以这个数据库做验证之用。（3)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据介绍，该数据库收录了《人民日报》创刊（1946年）至今的全部图文报道信息，并且今后的数据始终在同一库中进行更新使用。

三、“解放”话语的传播

　　“解放”是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话语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构建革命话语体系时，也把这一概念吸收进来，成为共产党的核心革命理念。分析“解放”话语首先要从“自由”的概念说起，因为两者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在1919年之前，知识分子使用的启蒙概念主要是“自由”，“解放”的使用并不是很多。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自由”一词的传统用法是指由自己做主，不受限制和拘束，1830年到1895年，自由的主要用法就是“自己做主”。1900年至1905年的主要用法是指自主的权利，对于“自由”，人们常常强调“团体自由”，而对“个人自由”充满警惕。1915年以后，恋爱自由的使用逐渐增多（这与我们后文分析的“妇女解放”的使用是一致的），1920年代以后，“自由”被认为是一种阶级意识形态，陈独秀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存在，瞿秋白认为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16]　　在自由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解放”开始成为流行的政治话语。当然，“解放”话语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自由”话语的衰落，冯兆基（EdmundS.K.Fung)认为“自由”包含解放、独立的个体、自我控制、私人领域等含义,[17]“解放”话语兴起之后，“自由”话语的使用常常和“解放”连用，偏向于国家和群体层面。借助上海图书馆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查询，结果显示“解放”话语的使用从1919年开始迅速增加。1919年之前共有7篇文章使用“解放”话语（分别为1907年3篇，1910年2篇，1911年1篇，1918年1篇。由于数据太小，分布图中无法显示），而1919年上升至91篇。我们下文将借助于数据库描述“解放”话语进人革命政治话语体系的过程。

　　“解放”在古汉语中就已经存在。《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对“解放”的解释为：解开，解除束缚。张鎰《水龙吟•夜梦行修竹林中》：“解放微官系缚，似笼槛、猿归林草。”刘翰《好事近》：“东风吹尽去年愁，解放丁香结。惊动小亭红雨，舞双双金蝶。”[18]《中国古代法学辞典》对其的解释是：免罪释放。《三国志•魏书•赵俨传》：“太祖以俨为朗陵长。县多豪猾，无所畏忌。俨取其尤甚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并著。”[19]大致来说，“解放”在古汉语中就包含解开、释放之类的含义。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思潮的传人，“解放”一词被用来翻译西方的“liberation”，其动词“liberate”的含义是“使自由”，与自由“liberty”有相同的词根。1910年之前，现代意义上的“解放”还很少使用，我们制作了“解放”话语在不同年代的使用分布图（图1)。该图显示，最早使用“解放”概念是在1907年的《天义报》。这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该刊的宗旨是“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它率先倡导男女的平等。1907年该报的七、八、九、十期连续发表了笔名为“震述”的《女子解放问题》的文章，是该数据库能够查询到的最早使用“解放”的文章。1919年，是“解放”话语使用的第一个高峰期，使用数量急剧增多。但从20世纪初期直至1919年左右，“解放”的使用主要是在女权领域，即主张女性的解放和妇女的改造，带有很强烈的启蒙色彩，《华铎》、《戊午周报》、《新青年》等报刊都发表了不少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1919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解放与改造》刊物所致力的就是社会的解放与改造，也发表了大量与妇女有关的文章。

　　“解放”话语的流行是在1930年代，尤其是在1936年之后。这一时期虽然也有文学解放、农奴解放、妇女解放等一些使用方式，但主要是在“民族解放”意义上使用的。其现实背景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发起的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重，国共两党之间的“革命”话语权争夺开始让位于民族的解放战争，解放话语日益凸显出来。从发表的各种文章来看，既有动员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还包括对其他国家解放战争的描述，比如《新世纪》发表的《墨西哥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读书青年》发表的《欧洲小民族的解放运动》，都是借他国之经验动员中国的民族抗战。　　1920年，文章数量达到202篇。所针对的对象依然主要是妇女的解放问题，但也开始涉及到劳工的解放，并认为劳动者的解放与女子的解放具有重合性，季陶在1920年《建设》第2卷第2期上发表文章《劳动者解放运动与女子解放运动的交点》一文，此外《解放与改造》也发表了一些劳工解放、社会主义的文章，《北京大学日刊》在1920年第5%期发表了《学生解放问题》的文章，这些表明“解放”话语在1920年之后的使用开始覆盖更多的领域。1923年《石室学报》第3期发表了《进一步的全人类解放》，文章将人类解放分为“实在论的全人类解放”和“进化论的全人类解放”两种，已经涉及到阶级解放的问题。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呼吁：“中国国民革命万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更是明确将“阶级”与“解放”合用在一起。1924年之后，“解放”在民族意义上的使用迅速增加，《东方杂志》、《现代评论》、《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发表了不少关于民族解放的文章，这与之前“妇女解放”话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是不同的，“解放”的意义逐渐从社会层面转向了政治层面。但整体看来，1920年代“解放”话语的使用并不是很多，这也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解放”话语并没有成为政治话语的主流，地位远远不如“革命”这样的政治话语。　　如果“解放”话语的意义主要是在民族解放的层面上论述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测，1945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的危机已经被消除，那么“解放”的使用应该会急剧减少，但根据数据库的查询我们发现，在1945年之后“解放”的含义又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每年都有300-500篇左右的文章，到了1949年，文章数量更是达到了746篇。这说明，在1945年之后，“解放”话语的使用经历了一次转变。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解放”话语的解释权，“解放”话语在新的国共战争动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此需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使用和传播“解放”话语的。　　早在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已经谈论到“解放”的问题，并且毛泽东是在很广泛的领域使用了“解放”话语。他说：“于今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可以看出毛泽东理解的“解放”概念含义是比较丰富的，“解放”话语被用到许多领域，并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解放”是建立“黄金的世界”的方式。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解放”话语的使用并不是很多，多集中在民族解放、妇女解放、劳工解放领域。　　在1936年解放话语的使用迅速增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解放”话语，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解放”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并没有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一年发表的与“解放”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永生》、《现代知识》、《生活教育》、《上海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而这些刊物并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193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创刊，这一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理念的阵地。虽然刊物名为《解放》，但发表的文章中使用“解放”话语的并不是很多。由此可见，“解放”的概念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并没有占据核心的位置。　　直到1945年左右，“解放”话语才得以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话语体系，从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1945年中国共产党主办或者主管的报刊发表的使用“解放”话语的文章日益增多，与之前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主管的《解放》、《正报》、《北方文化》、《胶东大众》等刊物发表的关于“解放”的文章占据了所有文章的绝大多数。这或许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第一，在抗战时期，民族解放具有神圣性，用于抗战动员的“解放”话语也获得广泛的传播，并被道德化。第二，“解放”话语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解放”的含义本身就具有“从奴役中获得自由”的含义，因此，“解放”可以表达在抗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合作面临破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即领导工农等被压迫阶级获得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解放”从抗战时期的民族含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含义。　　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被称为“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管理的区域则被称为“解放区”。这反映出，1945年之后“解放”话语具有一种区隔、命名和召唤的权力，通过对“我们”和“他者”的命名和区隔，将人们“召唤”为“解放”的主体。从各种关于“解放区”的宣传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话语的这种权力运作机制。1946年，《胶东大众》刊发的一篇小文章对“解放区”做了解释：“在目前中国，虽然敌寇已经投降，但并不是全国所有地方都已经得到解放，只有共产党领着人民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土地，并在那土地上彻底摧毁了反动势力，人民抬起头来，得到了自由解放，这样的地区，我们叫解放区。”[M]　　随着1945年之后“解放”话语正式进人中共的话语体系，“解放”话语开始深刻地塑造人们的政治观念。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了“解放”的宣传和实践，通过多样的宣传形式建构了工农等阶级的解放感。宣传的形式不仅包括普通的报刊，还包括民间的文学艺术、木刻版画等形式，“对百姓怀有一种新的尊重和强调使他们得到‘解放’的目的似乎要唤醒和动员中国广大农民。文化运动着重于以木刻为形式的版画艺术，这种艺术作品能够很便宜地进行复制。合唱与一种古老的乡村舞蹈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秧歌。这是一种唱着民歌调子，脚踩一套步点，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穷人歌剧艺术，它给人以获得解放的欢乐感”。[21]　　“解放”话语的使用在1949年和1950年达到最高峰。通过《人民日报》数据库的检索发现，在1947年这一概念的使用有351篇，而到了1949年则达到620篇，1950年为467篇，到了1951年又迅速下降到126篇。《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最高级别的报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此这一检索数据能够精确地反映出“解放”话语的使用情况。1949年，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随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等之前的被压迫阶级获得了解放，因此“解放”话语在1949和1950年达到最高峰是顺理成章的。

　　在195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全面的国家建设和改造运动，“解放”的使用迅速下降，但并没有被摒弃。这一概念已经进人了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在历史教科书、影视宣传等文本中可以经常看到这一话语的身影。但理解这一话语的日常化过程及其传播效果，还必须结合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便是“翻身”。

四、“翻身”话语的传播

　　与“解放”经常连用的一个词是“翻身”，也就是“翻身得解放”，或者是“解放翻身”。与“解放”相比，“翻身”更具口语化的特征，在报刊杂志上的使用较少，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传播中，“翻身”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词汇。　　翻身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词汇。韩丁（William Hinton)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中对“翻身”这一概念做了如下说明：“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人一个新世界。”[22]有研究指出，我们应该在阶级话语的框架中来理解“翻身”这一概念，它是指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阶级身份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社会上的有利地位。[23]但“翻身”的概念在最初并不被中国共产党经常使用，那么作为更日常化、口语化和更具隐喻性的“翻身”这一话语是如何进人革命政治的？如何传播的？与“解放”有着什么样的差异？　　无论是《人民日报》数据库还是上海图书馆晚清与民国期刊数据库的查询结果都显示，“翻身”话语的使用主要是在1946年之后，在1947年达到高峰，这一年《人民日报》使用“翻身”的篇数是382篇，1948年迅速下降到27篇。这说明，“翻身”的使用主要是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之后的1946到1947年。这一时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持续很长时间的谈判，另一方面也在乡村进行比较激进的土地改革。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选择“翻身”这一词汇来表达自己的革命理念？　　这一词汇的使用方式是否有变化？

　　从传播的接受性来看，与“解放”相比，中国老百姓更容易理解“翻身”的含义，首先，“翻身”更为直观形象，这也是为什么“翻身”主要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原因。其次，中国古语和民间谚语中也有“翻身”的说法，虽然古语的“翻身”不具有阶级色彩，但其本质含义与阶级翻身的含义相差无几。《常言道》一六中有：“瓦片也有翻身日，困龙也有上天时”，这比喻的就是处于困境、逆境中的人总有好转的时候。[24]清代缪莲仙在《梦笔生花》第二编第六卷中说：“彼一时，此一时，十年身到凤凰池。这教做瓦另尚有翻身日。”[25]瓦爿的意思就是瓦片。蔡东藩《元史演义》第三回说：“你休与脱朵延同一般见识，须知瓦片尚有翻身的日子。”[26]可见，古汉语中的“翻身”虽然不具有阶级的含义，但却可以非常容易地被用于阶级解放上。

　　图2是我们根据晚清和民国期刊数据库制作的，反映了“翻身”话语在不同年代的使用情况。根据查询结果，“翻身”较早的使用是在1914年，并且只有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欧洲战纪》第6期上的《金风铁雨录：亡国民感激涕零之文章：瓦砖尚有翻身日，亡国人民感慨多》。“翻身”在这儿的使用与“咸鱼翻身”类似，但并没有阶级的含义。之后几年发表的与“翻身”有关的文章都是武术用语，属于中性动词，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1920年，玄庐（沈定一）在第11卷第9期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随感录：西洋人底瓦片都有翻身的日子了》。在这一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出“翻身”一词的使用虽然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咸鱼翻身”、“瓦片尚有翻身日”的意思，但已经被用来解决阶级的解放问题。这也是后来“阶级翻身”的由来。沈定一认为，工人与瓦片是不同的，他们是可以有阶级觉悟的。在这之后，“翻身”的使用并不是很多，有的是作为中性的动词使用，并且篇幅还很多，比如武术的翻身，动物的翻身等等，还有一些被用于中华民族的“翻身”，尤其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日本人侵的亡国危机。[27]到了1946年，“翻身”的使用次数大幅度上升，并且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主办或主管的刊物上。 　　比如，《胶东大众》在1946年发表了多篇与“翻身”有关的文章，论述的主要是农民和群众的“翻身”。该刊1946年第30期有一篇文章《翻身后的姜大妈》，讲述了某村的一位大妈在土地改革中翻身后的喜悦：“她自己也常对人家说：‘小孩子时候我也没有这样快乐过，真是从八路军过来，我得了救了，从反了那个老死骨头，我喘过气来了……’”该刊第37期又发表了《翻身歌》，是值得我们分析的文本。《翻身歌》讲述了郝大娘一家在地主家里打工被地主欺压和毒打的故事，“一家人，被蹂躏在‘大爷’的脚下，吞咽下一碗碗人世的苦汤。”最后共产党解放了他们。这一文本典型地反映出“翻身”话语与政治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　　随着“翻身”正式进人话语体系，“解放”的概念也经常与“翻身”一起使用，两个概念成为共产党革命理念的支柱。从概念的本身含义来说，“解放”与“翻身”是有差异的。“解放”偏向于启蒙话语，它可以是把被压迫者解放出来，但不一定要建构一个“被压迫者”反过来对“压迫者”专政的政治制度，而带有很强的“平等”色彩。比如性别解放的目的就是“男女平等”。但“翻身”的目标并不一定是“平等”，它的一个表述方式是“翻身做主人”，具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潜在含义。“翻身”话语传播的背景是1946年之后中共实行的比较激进的土改政策。相对于“解放”话语而言，“翻身”话语是比较激进的。事实是否如此？需要我们通过当时文学作品、宣传作品和历史事实来考察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理解“翻身”这一概念的。我们看到，在一些宣传作品中，老百姓一般也是倾向于从这一角度理解“翻身”的含义。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一段描写了农民斗恶霸地主钱文贵的场景：　　有一个老头冲上去唾了他一口。“念下去呀！就是全村老百姓！”“不对，咱是他的啥个老百姓！”“说大爷也成。”“说穷大爷，咱们不敢做财主大爷啊！大爷是有钱人才做的。”钱文贵只好又念道：“蒙全村穷大爷恩典……”“不行，不能叫穷大爷，今天是咱们穷人翻身的时候，叫翻身大爷没错。”“对，叫翻身大爷。”“哈……咱们今天是翻身大爷，哈……”“蒙翻身大爷恩典，留此残生……”　　在这一段斗地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所塑造的政治观念带有激进的阶级色彩，“翻身大爷”虽然是带有戏谑性的称谓，但它却能够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农民对于“翻身”的理解。1946年11月n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如皋烧盐工人当选副县长的新闻，该新闻报道了受到地主压迫的烧盐工人徐可争当选如皋副县长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土地改革后劳动群众翻身做主的重要标志之一”。“翻身”与“当家做主”是联系在一起的。《晋察冀人民翻身记》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人们所理解的“翻身”观念与政治的激进化之间的关系：“敌寇投降后，晋察冀新解放区空前扩大，人民翻身，减租子与广大群众无边鼎沸的清算复仇结合，汹涌澎湃，‘翻身啊！’‘下租子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啊！’‘咱们自己的好世道来了啊！’……开大会，开小会，锣鼓喧天，排山倒海，浩浩荡荡。”[28]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理解“翻身”话语的。　　但在乡村社会，“翻身”话语与传统的伦理观念并不相符。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伦理中，单凭农民与地主的生活差距不能建构农民对于地主的怨恨，因为中国人相信“命”，这种生活的差距被视为是“命运”的不同，农民一般认为租种地主土地并缴纳税收是天经地义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儒家学说培育出一种‘道德经济’，其间上等阶级的消费与牟利将受到限制，而农民将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并承担对地主和国家的责任”。[M]因此，中国农民具有安于现状的心理、饮水思源的报恩思想和很强的尊卑观念。农民的这些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建构阶级意识的障碍，比如当时的一个宣传小册子就记载着这一观念：要减租吗？地主说：“你不是我这地养活，你还有今天么？你还要减租子？天地良心放在那里（注：原文如此）去了呀？”这也可是个“道理”呀！有些农民真的信了地主的话，捉摸起来，不愿打头干了。[30]　　“翻身”观念的传播若要获得期待的效果，还必须向农民宣传“翻身”的道理，即“翻心”，“要翻身，先翻心”，“翻心”也是1946年前后流行的新名词。[31]这就需要组织、动员，建构农民的阶级意识，将“翻身”的观念不仅让农民接触，还要让农民接受。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动员工作，经由这些宣传和动员，“翻身”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　　“翻身”（也包括“解放”）概念的使用不仅是在阶级地位和经济领域，还扩展到文化、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成为建构新的生活方式的关键词。这两个词都被扩展到各个领域，被用来建构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金观涛在研究“科学”概念时指出，在几次重要的思想论战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科学常识对新道德的建构，中国的科学主义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正因为它存在着中国特有的、用现代常识理性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隐形模式。[32]即科学不仅被用在知识领域，还被用在政治领域、生活领域、道德领域，成为能够指导一切的新道德话语。同样，“解放”、“翻身”这两个概念也是如此，被用来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为其他领域提供道德化的论证。1980年代之后，在这两个政治话语式微的情况下，它们依然被用来和其他概念连用（比如与“生产力”合用，“生产力大翻身”），为其他领域提供合法化论证，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想象。

五、政治话语的“去政治化”传播

　　建国之后，面临着新的政治情境，“解放”与“翻身”又是如何被使用的呢?我们在此借助《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制作了“解放”与“翻身”话语的使用图表(图3)。　　该图直观地显示出这两种政治话语的使用情况。首先，虽然中间有波动，但总体上来看，它们的使用频率都处于下降的趋势，第二，“解放”话语的使用频率依然远远高于“翻身”。第三，1980年左右是一个分界点，之前两种话语的使用虽然远远低于1946-1949年，但却保持着较高的使用次数，而1980年代之后，两种政治话语的使用都迅速下降，尤其是“翻身”话语的使用频率极低。最后，尽管总体上处于下降的趋势，但这两种政治话语并没有被执政党抛弃，依然是执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与革命年代具有一定的延续性。那么，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时期两种政治话语的使用，执政党是完全依据革命时期的含义，还是做出新的解释？如果是后者，那么又是如何用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来表述新的政治情境的？　　这就需要我们进人到更微观的文本分析中。通过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我们认为，建国之后的30年间，执政党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执政党对两种政治话语的使用几乎是完全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含义。比如，“解放”话语主要是用来表述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这种使用方式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经存在的，“翻身”话语被用来描述西藏农奴的翻身，人们熟知的《翻身农奴把歌唱》表达的就是这一事件。虽然话语的意义和革命年代是延续的，但却扩展到更多的领域。以“翻身”话语为例，在大跃进期间，“翻身”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各样的表述上，比如《人民日报》多次出现“农业大翻身”、“工业大翻身”、“土地大翻身”、“文化大翻身”等词语组合，此外还有“产量大翻身”、“技术大翻身”，文革期间又出现“闹翻身”的说法。这也证明了我们前文的观点•.当一个政治话语流行并获得广泛的认可之后，它就有可能成为普遍的概念，从革命和政治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以借助于附着在该政治话语身上的合法性资源为新的领域提供合法性论证。　　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面临着与建国后30年不同的历史情境，但“解放”与“翻身”两种话语依然被使用。教科书主要是讲述围绕着“解放”和“翻身”的革命故事，因此理所当然地是在革命年代的意义上使用的，我们在此不做讨论，而是要分析执政党是如何使用这两种政治话语论述当下事件的。通过相关文本的分析发现，在这一阶段，执政党对这两种政治话语进行了“去政治化”的传播，把它们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比如1983年10月22日的文章《立志翻身，知耻而进，营口化肥厂整顿后一举扭亏为盈》，1984年11月29日报道的《工厂濒临倒闭，勇士真敢租赁，赢得经营翻身》，1985年1月12日的《一条扶贫好计，四个穷县翻身》，这些都是使用“翻身”话语来论证“现代化”的合法性。在“解放”话语的使用上也是如此，“解放”的阶级、民族等方面的政治意义被消解，比如《解放思想，积极工作》、《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还有“解放生产力”等论述。“解放”与“翻身”被用作“现代化”的论证话语。许多革命时期的词汇传播都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是用传统词汇表达新的政治观念，接着是将该词汇道德化和普适化，最后便是将它扩展到其他领域，为其他领域提供表述和论证的结构。

六、观念的形成与合法的抗争资源

　　“对‘心’、‘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视，可谓是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的核心特征之一。”[33]“解放”和“翻身”两种政治话语的传播目的之一就是要作用于人们的政治观念，改造人的思想。虽然建国之后，两种话语的使用都趋于衰减，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呈现“去政治化”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政治传播效果也消褪了。对于执政党而言，当一个政治概念或一种政治话语被合法化和道德化之后，它就有可能持续性地使用这一概念或话语，使其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可能会塑造新的政治心理结构，这种效果在短期内是不会消褪的。　　我们认为，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政治传播的效果测量不能延续西方的传播效果研究理论，西方传播学界对政治传播效果的测量偏重于短期的考察，比如选举传播中的受众态度、认知、评价。即使是一些主张应对传播效果进行长时段考察的理论（如培养分析理论），也主要是分析传播对关注点、态度、行为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这些测量传播效果的方式在解释中国革命理念的传播效果上能力有限，因为西方没有任何时期能像中国革命这样对社会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深刻的改造，传播效果与革命实践、传统观念、国家权力、个体的利益衡量等都结合在了一起。我们需要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中国革命时期一些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我们尝试以“观念的形成”来进行考察。“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它可以社会化为行动，“观念是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但比思想体系更为基本，观念可以具体化为某些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关键词和关键话语。[34]“解放”和“翻身”无疑是这样的关键话语。　　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实践一定意义上对人们传统的伦理观念、政治观念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突变性的，呈现出激烈与震荡的特征。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规范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革命理念的全面渗透，但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借助于国家权力，重建了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关系网络，传统的伦理规范崩溃。革命时期的“解放”、“翻身”、“翻心”话语，以及建国后的人民公社式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各种政治社会化的实践，这些都塑造了中国人关于平等、尊卑和官民关系等的认知，促进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政治观念的形成。　　这种政治观念并没有随着1980年代之后“解放”、“翻身”话语的衰落而消褪。学者常用“后革命时代”来称谓1980年代至今的时期。[35]但后革命时代与革命时代并不是完全断裂的。当我们以“观念”作为分析的核心时，会看到后革命时代中国人的观念和行动逻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革命时代。卢晖临描绘了在后集体时代一个中国村庄里发生的楼房竞赛故事，村民不顾经济条件掀起盖高楼房的竞赛，卢晖临认为，村民背后的心理来源于革命中国的集体化实践，塑造了村民的平均主义心态。[36]这一案例能够反映出革命时期的观念对后革命时代人们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这是一种难以精确化的、长期的政治效果。　　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也是后革命时代一种“合法的抗争资源”。这里的“合法”并不仅仅是符合法律，而是广义的符合政党的意识形态。虽然在1978年之后，国家放弃了“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但在由各种政治词汇和话语构成的核心意识形态上具有连续性（比如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它是革命时期的“革命理由”，也是建国后执政党合法性地位的来源。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社会抗争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援引构成核心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则可以规避政治风险，使得抗争被合法化，显得“有理有据”。裴宜理的研究指出，1980年代之后，在许多起工人抗争事件中，工人积极调用革命的政治话语资源(比如《国际歌》）来为自己的权益声张。[37]这就使得工人抗争因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得到承认，至少可以规避一些政治风险。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在被正当化、道德化之后，在后革命时代又被用作抗争的资源。当然，抗争中的话语也是随着国家政治话语的变化而变化，最近几年发生的社会抗争案例表明，在国家提出要积极建设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利之后，“公民权”等相关话语又逐渐成为新的抗争话语资源。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 〔英〕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肖文明、吴新利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3] 〔英〕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肖文明、吴新利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4]〔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7年。

[5]相关成果比如：Aditi Bhatia，u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political press conferences,n

Discourse Society, Vol. 17, No. 2, 2006, pp. 173 -203； Sai-Hua Kuo, “Reported Speech in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沿wdf抑，VoL 3，No. 2，2001，pp. 181 -202。

[6]〔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7]〔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1- 35页。

[8]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第7-10页。

[9]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10]Antonio Reyes, “ Strategies of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 From words to actions，” Discourse Society, Vol. 22, No. 6, 2011, pp. 781 -807.

[11]〔美〕伊丽莎白•.裴宜理：《重拾中国革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第21 -31页。

[12]Yu Liu, “Maoist Discours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6, No. 3, 2010, pp. 329 -362.

[13]〔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12页。

[14]〔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35页。

[15]Susana M. Sotillo and Dana Starace-Nastasi, “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 Working-Class Town, Discourse Society, Vol. 10, No. 3 , 1999, pp. 411 -438.

[16]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11 -614页。

[17]Edmund S. K. Fung, “The Idea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Revisited: Plural Conceptions and Dual Responsibilities,M Modern China, Vol. 32, No. 4, 2006, pp. 453 -482.

[18]王洪主编：《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年，第99页。

[19]马建石、张大元、张佩霖等编撰：《中国古代法学辞典》，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159页。

[20]佚名（1946):《小辞典〈解放区〉》，《胶东大众》1946年第46期。

[21]〔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438页。

[22]〔美〕韩丁：《关于“翻身” 一词的说明》，《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偯 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23]杨丽萍：《试论建国初期上海市民的翻身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6年第2期，第78-83页。

[24] 翟建波编著：《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 1058 页。

[25]何学威编著：《中国古代谚语词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26]吕佩浩、陈建文主编：《汉语非本义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第 877 页。

[27]显伦：《中华民族的翻身抬头》，《民众教育半周刊》1930年第2卷第19期；韬奋： 《中国究竟想不想翻身”》，《生活》1932年第7卷第14期。

[28]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 资料第18辑），铅印本（内部发行），1982年，第15页。

[29]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章建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35页。

[30]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 资料第18辑），铅印本（内部发行），1982年，第17页。

[31]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 代》2010年第10期，第5-35页。

[32]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59页。

[33]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 代》2010年第10期，第5-35页。

[3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35]唐慧玲：《“后革命”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94 -100页。

[36]卢晖临：《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社会学研究》， 2006年第6期，第147 -164页。

[37 ]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 Worker Militias , Citizenship ,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注:

本文系第二届（2013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

作者袁光锋，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也是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政治传播中的‘我们’：基于中国情境的身份区隔与权力博弈策略研究” 的资助成果

　　微信编辑：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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