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 俞可平: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发表于1988年)

点箭头指向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关注我

　　正如当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所说，政治沟通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恰象血液流动之中生命有机体。政治沟通的状況直接关系到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政治沟通在政治生活中的这种重要作用决定了政治沟通体制的改革必然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看，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沟通问题。本文试图借用系统科学的概念来分析我国现行政治沟通体制的越本特征及其主要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就改革我国现行政治沟通体制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一

政治沟通网络的高度一元化

　　我国政治沟通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沟通网络的高度一元化。政治沟通网络的一元化并不是指只有一个政治沟通干系，而是指在所有沟通干系中唯有一个沟通干系对国家决策具布决定性的意义，其他沟通干系都从属于它。在我国，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沟通千系就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息传送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小道系统外，我国其他所有沟通干系，包括学术系统、社团系统和新闻系统，部属于官方的信息传送系统。从表面上看，它们都是独立的信息传送系统，都有自成一统的信息传送机制。但是，它们的独立性实际上极其有限，事实上它们都从厲于党的信息传送系统。首先，从纵向上看，除小道系统外其他所有正规的信息系统在由上及下传送信息时首先必须传送党的重要政治信息，而在由下及上传送信息时又必须把来自本系统的重要政治信息最终纳入党的信息系统。其次，从横向上看，所有正规的政治信息系统在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传送信息时一般都要同时向同级党的信息接收系统传送某些重耍信息。因此，政府信息系统、人民代表大会信息系统、社团信息系统、新闻信息系统、学术信息系统等实际上都是党的信息系统的辅助性系统，它们统一于党的信息系统。　　我国的所有政治沟通干系虽然都传送与国家决策有关的各种政治信息，但在国家决策过程中，与国家决策有关的重要政治信息绝大多数都由党的信息系统传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重要决策发生直接影响的输入信息基本上来向党的信息系统。换言之，经由其他正规信息系统传送的各种信息往往最终要通过党的信息系统才能进入最高决策层。在这个传送过程中党的机构对来自其他系统的信息根据自身的要进行约简。因而，党的信息 传送机制起着过滤来自其他系统的重要信息的作用。另一方面，其他所存正规信息系统在由上及下传送决策指令信息时，其所传送的重要信息绝大多数源于党的信息系统。也就是说，在由上及下传送政治信息的过程中，党的信息系统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其他所有信息系统的总系统的实际作用是协助它进一步扩散有关国家决策的重要政治信息。与其他信息传送系统从属于党的信息系统和党的信息系统传送绝大多数重大政治信息这种情况相适应，我国的所有政治沟通干系既由下及上地传送基层群众的信息，又出上及下地传送上级决策机关的信息，这种一身两任的情况是我国政治沟通屮的普遍现象。在我国现行政治系统中，传送政策指令信息和传送政策效果信息的具体方式虽有所不同，但整个传送机制是一样的，每一沟逋干系都同时流动着方向相反的两股信息流。因此，同一沟通干道既传送政策指令信息，又传送反映这些政策实施情况的效果信息，这是我国政治沟通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尽管一个系统中存在着许多条信息传送通道，如若绝大多数重要信息都经由某单一通道传送，而且指令信息和效果反馈信息走同一条信息通道，那么，该系统的信息系统就是单通道信息传送系统。我国高度一元化的政治沟通体系正是这样一种单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形成这种单道信息传送体制的根本原因就是组织上过度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　　在过度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政不分的情況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直接管理各种社会事务，它们既需要了解各种情况，又需要把决策指令传送给社会的所有领域。不仅党的机构与政府机关同设，而且各级政府的一些行政管理工作实际上接受同级党的机关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是最高决策机关。因此，重大的情况必须向党汇报、请示所有重大的决策信息理所当然由党的信息系统传送而不是由其他系统传送。党不仅直接控制各种政治信息传送机构，而且使它们成为附属于自己的工具。例如，本来具有相対独立性的新闻系统成了单纯的“党的喉舌”，学术系统的基本任务也是宣传、解释、论证党的现行政策。在这种情況下，其他信息系统所传送的政治信息显然不可能对国家决策发生直接的重大影响。单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是高度集权的必然要求。高度的集权首先要求在组织领导上的高度统一，它不允许在一个政治系统中存在一个在组织上相対独立的政治子系统，哪怕这个子系统是一个信息传送系统。高度集权也要求思想上的高度一致，而实现思想统一的必要措施就是统一所有政治信息传送系统。高度集权强调令行禁止，权出一门，因而由下及上的信息传送和由上及下的信息传送就必然由同一个机构完成，政策指令信息与效果反馈信息就势必出自同一沟通干道。高度的集权曾在长时期中是我国政治实际的客观要求，它有其现实基础，因而与之相应的单通道信息传送体制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这种信息传送体制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全国各民族、各部门、各地区和各阶层人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和加速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单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有其内在的不足，尤其是由于我国在长时期内企图通过不断地强化这种单通道体制而克服其本身的不足从而使得我国现行的政治沟通体制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弊端。

二

我国现行政治沟通体制的弊端

　　国家的信息传送体制可分为单通道体制和多通道体制，我国的政治沟通体制具有高度一元化的特征，是一种典型的单通道信息体制。单通道信息体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在我国现行政治沟通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我国现行政治沟通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治信息对流量严重不足、政治信息在传送过程中噪声多、损失重、失真大、灵敏度低、正负反馈调节严重失衡。　　政治信息对流主要是指国家决策指令信息由上及下的流动和决策实施的效果信息由下及上的流动。我国政治信息对流量严重不足突出表现在政治公开化程度不高和基层群众难以使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进入决策机关这两个方而。由于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缺乏充分的相互沟通，领导机关的活动及党和国家的政策往往不能为群众及时充分地了解，而人民群众则常常有意见无处说，有建议无处提。因此，就总体而言，由于领导机关的政治公开化程度和联系群众的程度远远不够，所以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信息和由下及上的决策效果信息的対流总量严置不足。此外，我国政治信息在上下对流过程中还存在着失衡现象，即相对地说，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信息流大于由下及上的决策效果信息流。显而易见，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需要有充足的政治信息対流。从决策机关方面看，如果不能获得充足的决策效果信息，那就无法对决策进行调整，纠正决策失误；从基层群众方面看，如果不能充分而及时地了解领导机关的决策，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及时地传送给决策当局，那么群众的民主权利就无从谈起。从信息论的观点看，政治信息对流量不足和失衡的主要原因趙信总通道的负荷能力不强，不足以输送足够的信息量。我国虽拥有许多沟通干系和众多的沟通渠道，但山于单通道的信息体制使得众多的沟通渠道必须同时重复传送其他渠逍所传送的信息，这就只得挤掉大量其他信息，以免沟通渠道严重超载。 　　信息传送过程中的“噪声”是指与信息接收者的要求或国家决策活动无关的倍总。一足的“噪声”不论在单通道体制中还是在多通道体制中都是存在的，但在单通道的信息体制中这种“噪声”特別多，对信息处理者的影响也特别大。在单通道信息体制中，通道的负荷能力小。许多信息由于正规通道拥塞，只得经由各种“小道”传送。此外，由于单通迫信息体制下各沟通干系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最终进入决策机构的信息经由单一通道输入，往往千篇一律，决策者难以通过比较而鉴别信息的真伪，因此噪声信息对决策的影响特别严重。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沟通中，有两种“噪声”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尤为严重。一种是“伴生噪声”，另一种是“本底噪声”。所谓“伴生噪声”是指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马路消息。我国虽拥有庞大的沟通网络，但由于政治沟通体制的高度一元化，这一网络的实际沟通能力被严重削弱，致使正常沟通渠逍堵塞，小道消息泛滥成灾。小道消息的泛滥，于下影响人心的稳定，于上妨害决策的科学。“本底噪声”就是信息渠道本身固有的噪声信息。在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就是各级信息传送机关，这两者实际上合而为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下级信息传送机构由于接受上级机构的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它在向上传送信息的过程中就往往自觉或不肖觉地在不同程度上去迎合上级机关的希望和要求，因而在向上传送的信息中就避免不了带有“本底噪声”，即上级领导机关的偏好。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报喜不报忧”现象即是此类“木底噪声”的一种。反之，上级机关为了取得下级机关的支持，也往往迎合下级机关的某鸣耍求，向下级机关传送一些“假大空”的决策信息。　　单通道信息传送体制下沟通渠道负荷能力的削弱不仅导致信息传送过程屮“噪声”的增多和加重这些“噪声”对决策的妨害作用，而且往往直接导致信息传送过程中信息的重大损失。在我国现行的政治沟通屮，信息的严重损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大量关于政策效果的反馈信息或逛无法进入传送渠道，或是虽进入传送渠逍却不能进入有关的决策部门。以平反冤假错案政策为例。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单位的领导拒不平反该单位内的一些冤假错案，引起受害者的强烈不满，但对单位领导又无可奈何，于是被迫越级去信去人上诉，但是在不少场合，或是上访的结果如石沉大海一一在这种情况下，当事者的上访信息极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传送渠道，而是被丢弃不顾了；或是上访的信件或材料层层转回，最后竟仍然落到单位主管领导手中，以致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当事人倍受单位领导的歧视一一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虽进入了传送渠道，传送的方向却错了，传到了不应接收此信息的接收者那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的损失。上述这些信息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单通道信息体制下信息传送渠道负荷能力太小，超荷现象严重，既无法容纳大量的信息，又不能有效地传送各种信息，从而导致信息的流失。其二是对信息的约简不当。任何政治系统都不能把所传送的全部信息统统传入决策机关，而必须在逐级传送中对信息进行层层约简，去粗取精，择其最重要的信息向决策机关传送。如果约简不当把次要的信息保存下来而丢弃了重要的信息，那也是一种信息损失。在我国虽有一些从事信息收集处理的机构，如各地的信访部门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所属的政策研究室等，但这些机构严重行政化了，实际上成了行政办事机构，因而我国实际上缺乏专门从事信息收集和研究处理的机构，这就大大削弱了我国各级信息传送机构的信息约简能力。结果常常是要么事无巨细。统统上报，使上级党政领导机关不得要领，难以提髙工作效率；要么掐头去尾，丢弃重要的信息，使上级决策机关难以全面了解实际情况。信息的失真就是信息在传送过程中被歪曲，到达信息接收者手里的是被歪曲了的信息，信息的失真现象在我国政治沟通中尤其严重，诸如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皆是信息失真的典型表现。导致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传送者对信息的主观滤波作用在单通道信息体制下成倍増大。所有政治信息归根结蒂是由活生生的人传送的，而人们在认识上不免有偏差以致误解信息的内容和意义，在精力上难免有不支之时以致误传信息，在感情上多少有所偏好以致信息的传送难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我国传送决策效果信息的是党政决策机关自身的成员，这就更难免在传送反馈信息时不带上主观偏好。所有这些传送者个人对所传送信息的主观滤波作用既存在于单通道的信息体制中又存在于多通道的信息体制中，但在多通道信息体制中由于各独立传送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信通量的大大増加，这种主观滤波作用就相对较小，而在单通道信息体制中这种主观滤波作用由于层层加剧而往往导致信息的严重失真。对此，我们可以借助信息论原理来说明。　　从信息论的观点看，单通道信息传送系统在多级系统中相当于信息元件的串联，如Qi为毎一元件i在信息传送中的失误概率，Ri为每一元件在信息传送中的可靠性程度，那么，

Ri= 1 - Qi (0 < Ri < l)

　　mt级结构的信息系统相当于n个元件的串联，其信息传送的可靠性为

R = l-Ri， 1=1， 2， 3，……m。

　　显而易见，单通道信息系统的可靠性随着其级数的増加而急剧下降，若分5级计算，本来很可靠的信息到头来便只有一半的可靠性了（50%）。与此不同，多通道信息系统相当于信息元件的并联，其信息传送的可靠性为

　　在这种传送系统中。即使信息分10级传送也仍然很准确（信息到达第10级时的可靠性仍达90%）。

　　信息传送的灵敏度低也是我国政治沟通的明显不足。政治沟通的灵敏度低主要表现为该控制的信息得不到控制而“外溢”出去，该传送的信息不能迅速传送而滞搁下来。一般地说，政治信息的传送必须迅速、及时，如果在传送过程中因时滞过长而不能及时到达信息接收者，往往会造成实际工作的严重损失。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些信息却必须故意地延搁下來，以达到特定的效果。例如，通货膨胀的信息，政府往往迟迟不予传送，因为迅速发布此类消息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在我国，不仅因信息传送迟延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时打发生，而且因信息“外溢”而造成不利后果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某种重要商品调价之前，常常出现抢购风潮。这些现象都是信息传送灵敏度不高的表现。正象信息传送的可描性一样，信息传送的灵敏度主要也取决于沟通渠道的质量和信息传送者的质量。如果信息通道拥塞，就势必会使信总的传送时滞増大；如果各信息通道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协调，就可能使某些应该适当延搁的信息外溢出去：如果传送者的质量低下，就可能同时导致上述两种情况。 　　最后，正负反馈调节失衡也楚我国现行政治沟通体制的一大弊端。政治系统的运行可以归结为倍息输入—输出的往复过程，这个输入--输出过程必须有反馈来调节。似处苻两种性质不同的反馈，即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就是给定信息和反馈倍息之间的差异倾向于加剧政治系统正在进行的偏离目标行动，正反馈信息仅仅加剧原始行动，其结果不是一种正当的调节过程，而是一种不断上升的螺旋反应。与此相反，负反馈就是给定信息与反馈信息之间的差异倾向于减少偏离系统目标的行动，负反馈信息促使系统的行为朝着更加适合于目标达成的方向变动。因此政治系统一般用负反馈来调节和控制整个系统的活动，只姮在某些极其个别的怡况下才可以用正反馈来暂时调节系统的行动。我国正负反馈调节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反馈过多，二是负反馈中“増益”过大。由于正反馈信息加剧偏离系统既定目标的原始行动，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符，因而政治系统一般不用正反馈来调节其行动，只足在极其特殊的情況下才以此来调节其行为（如在极其特定的环境中，政府为了稳定民心而故意将歉收说成丰收），在一般情况下均必须以负反馈来调节邦行为。但是，正反馈现象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却很是普遍。一些党政机关中存在的报嵙不报忧就是一种典型的正反馈现象。层层正反馈的最终结果可能导致国家大政的严重失误。过去十年中我国出现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本世纪末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等重大方针路线错误，一定程度上都是信息传送过程中层层正反馈的直接产物。导致我国信息正反馈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就是髙度一元化的信息传送体制。由于我围的政治信息传送机构同时也就是党政机构，出于对自己所制订的政策的过髙信心和过度信任，为了在上级领导机关中树立优秀形象，为了显示自己的成就而不在自己脸上抹黑，一些政治信息传送机关极容易夸大工作中的优点，而忽视甚至故意隐瞒其不足和失误，从而导致正反馈的恶性循环。负反馈过程中“増益”过大是正负反馈调节失衡的另一种极端表现。“增益”在此指信息接收机关（决策机关）在接收信息后对所获信息作出反应的程度，“增益”过大简单地说就是决策机关人为地放大负反馈信息，即过于看重工作失误，过分夸大工作中的缺陷。“增益”过大的必然结果就赴“矫枉过正”，在实际工作中或表现为畏头畏尾，成事不足，或表现为急于求成，败事冇余；或表现为思想僵化，或表现为思想自由化，等等。 　　我们知逍，根据政治沟通分析，政治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借助信息反馈而不断地进行信息输入一输出的无限过程。政治沟通状況的好坏直接影响这一输入一输出过程。我国政治沟通中信息对流量不足、噪声多、损失重、负荷重、失真大、灵敏度低和正负反馈调节失衡等弊端既不利领导机关的科学决策，又妨害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髙。那么，怎样克服和减轻这些弊端呢？

三

建立多元化的政治沟通网络

　　我们已经指出，从体制上看，我国现行政治沟通中政治信息对流量不足、噪声多、损失重、负荷重、失真大、灵敏度低和正负反馈调节失衡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沟通体制的高度一元化，即单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只有变这种单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为多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或減少这些弊端。

　　建立多通道信息传送体制就是提髙各政治沟通干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形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沟通网络。多通道信息传送体制的实质在于国家决策机关不是从某个单一的信息系统中获取信息，而是从各自独立的几个信息系统中获取倍息，并且使政策指令信息与政策效果信息不走同一条传送渠道。因此，多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决不是不要统一的领导，相反是更有利于统一的集中领导，不是不要党的领导，相反是为了减轻党的领导机关的不必要负担，从而增强其活力。

　　根据我国政治沟通的实际情況，实现从单通道信息传送体制到多通道信息传送体制的转变总的说来必须在改善已有的政治沟通干道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沟通网络。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改善党政部门所属的沟通网络，建立行政性的专门信息机构；改革现行政治沟通体制，建立非行政性的信息系統，改进具体的沟通渠道，提高它们的利用率。

　　党政机关作为决策机关必然兼有政治沟通的功能。但是如上所述，党政机关作为决策机关在传送有关决策效果的信息时常伴有严重的“本底噪声”和主观滤波效应。因此，在决策机关兼作主要的信息传送机关这种单通道信息体制下，最高国家决策机关为了避免重大失误往往设立一些直通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机构，这在古今中外的单通道信息体制中皆是如此。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巡按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央朝廷为了克服和减轻来自所属官僚机构的噪声信息和主观滤波作用而设立的一种辅助性政治信息传送制度。现今我国拥有六大官方的政治沟通干系，我们可以通过增大各沟通干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建立专门的官方信息机构这两个措施来减轻和克服政治沟通中的某些弊端。

　　増大各沟通干系的独立性就是使我国党的信息系统、政府信息系统、人民代表大会信息系统、社团信息系统、学术信息系统和新闻信息系统都能独立地向最高决策机关传送有关信息，而不是象目前那样唯有党的信息机关才能直接向最高决策机关传送有关信息。各信息系统之间的相互交流是必需的，但不能把这种交流等同于使其他的信息系统都对党的信息系统负责，使其他信息系统实际上成为党的信息系统的辅助性机构。因此，必须明确规定，哪些内容应与其他信息系统相互交流，哪些内容不需相互交流而径向本系统的上级机关传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信息传送系统自身固有的特长，使最高决策机关尽可能全面地获取来自各方面的信息。

　　作为一个普遍规律，任何政治机构必然同时也是政治信息传送机构；因此党政机构在履行其他政治功能的同时必须履行政治沟通功能。但是，正因为这些政治机构首先履行的是其他政治功能而不是专门的政治沟通功能，因而它们都不是专门的政治信息机构。如果过分强化它们的政治沟通功能，让它们承担由下及上和由上及下的全部信息传送任务，那么，不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本底噪声”和主观滤波效应，而且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既会妨碍它们履行其它主要的政治功能，又势必使这些信息系统负荷过重，反过来妨碍其政治沟通功能的有效挥发。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建立官方的专门信息机构。这些党政机关所属的专门信息机构右两类：一类专司政治倍息的传送，但只传送由下及上的信息而不传送由上及下的信息，另一类专司信息的研究处理。建立这些专门的信息传送机构和处理机构不仅足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我国现行的政治机构中已经有了类似的机构，县级以上党政机关所属的倍访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就强类似的信息机构。只需适当地调整它们的结构和转变它们的职能，就可以使它们成为专门的官方信息机构。

　　各级信访机构本来就是因党政机关无法处理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而设说的。从性质上说它们是下情上达的专门渠道。但是，信访机构的这种性质和地位尚未得到领导机构的足够重视，信访机构过于简单，其信息传送范围还远远小于其接收范围，它的实际地位只足同级党政机关的一个办事机构。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展各级倍访机构的信息接收、传送范围，使它们独立于同级党政领导机关，从主要向同级和下级党政机关传送有关信息转变为在向同级和下级机关传送信息的同时主要向上级主管部门传送信息，从附属于同级党政机关的简单办事机构成为直通中央的专门倍息机构。

　　我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机关一般都设有政策研究机构（一般称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室是党政领导机关的参谋部门，其主要职责就是进行政策分析，为本部门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因此，政策研究室实质上是一个实用性的政策分析机构，也就是处理和研究决策倍息的专门机构。但是，从实际怙况看，我国现存的各种政策研究机构绝大多数都不符合实用政策分析机构的要求。政策研究室的组成人员多半缺乏政策分析的专门知识，政策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就是为领导或重要会议起草报告。实际上，绝大多数政策研究机构所履行的是领导机关的理论秘书的职能。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而着手改革各级政策研究机构，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领导部门的实用政策分析研究机构。第一，更新研究人员，提髙研究人员的素质，使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政策分析能力。第二，转变现行政策研究机构的职能，把起草报告，文件的任务转交秘书部门，把政策研究室的职能固定于接收和研究处理本部门领导机关的决策效果信息及时地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效果信息，进行决策论证，决策分析，决策预测等决策咨询服务。第三、在制度上把政策研究室与其他行政部门区别开来。由于政策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接收、处理和研究决策信息，其工作性质与其他行政部门有很大不同，不能在组织上把它统得过死，而应使其冇一定的弹性，必要时可聘请一些有经验的政策分析者作为兼职研究人员。除了设立直属中央的专门信息传送机构和使现行的政策研究机构成为各级党政机构的专门信息研究机构外，我们还必须建立一个非行政性的信息研究处理系统。这是因为直通中央的专门信息传送系统也好，各种政策研究机构也好，它们归根结蒂是官方的信息系统。光有这些而不建立一个非行政性的信息系统，那么我们的政治沟通体制仍然是单通道的信息体制，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单通道体制所固有的种种弊端。

　　非行政性的信息系统主要是指它不受国家决策部门的行政领导，不具备政府信息系统那样的科层结构，但它为国家决策部门服务，受国家决策部门指导。这种非行政性的信息系统由通常所说的“思想库”这类决策咨询机构组成，它既不同于国家决策部门所属的专门信息系统，它比后者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它也不同于党政机关，它不直接参与国家决策；它还不同于学术系统，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纯学术研究，而在于为国家决策机关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非行政性的独立信息系统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它的基金主要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同时也可向社会筹集。它是一种弹性的组织系统，人员多数不固定，以便及时把学有专长，善于政策分析的优秀学者吸收进来其组成人员主要应从学术系统中招聘。为了使其尽可能独立地收集、处理和研究信息，它在组织上不受任何行政部门的领导，它只接受国家决策部门的指导，但不隶属于务级党政领导机关。

　　这一非行政性的独立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就是决策咨询，它从各个方面获取国家决策的效果信息，然后进行研究、分析，及时地向决策部门提出决策咨询报告。从研究性质上看，这一系统主要进行应用研究，即运用有关理论对国家决策所涉及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从研究形式上看，这一系统主要从事政策分析和战略研究。因而，非行政性信息研究系统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是学术机构与决策机构相互联系的场所。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一个决策咨询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具备建立这样一个独立信息系统的组织条件。我们拥有众多的学会和研究中心，这些学会和研究中心应当是非行政性信息系统的基本组成部门。当然，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决策咨询系统还必须对已有的这些学会和研究中心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步骒应当是：使有关学会和研究中心等机构在行政上脱离有关部门的实际领导，它们只接受国家决策部门的指导；在研究重点上从纯学术的讨论转移到对国家决策的自觉关注；在组织上建立弹性的组织网络，既始终保持研究实体，又不断地更新研究人员：国家在财政上给予更大的资助，这些“思想库”则给国家决策部门提供更多的咨询；尽快建立几个全国性的协调中心，协调各咨询机关之间、咨询机关与学术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

　　建立行政性的专门信息系统和非行政性的独立信息系统只是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政治沟通能力，政治信息总是通过众多具体的沟通渠道而汇入各大沟通干系的。政治沟通能力的提高除了涉及到宏观的沟通体制外，还涉及到微观的沟通方式，即具体的沟通渠道。因此，在改革政治沟通体制的同时，我们必须改善具体政治沟通渠道。

　　改善我国现有沟通渠逍的着眼点应当是提髙这些渠道传送政治信息的效能。为此必须首先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足矫正变态的沟通方式，二是提高某些沟通渠道的利用率。政治沟通渠道的变态现象在我国较为严重。大字报就是一种变态的沟通渠道，现在的许多会议也成了畸形的沟通渠道，例如借会议之名行旅游观光之实等。矫正这些变态的政治沟通渠道对于减轻信息噪声，改善沟通能力都有明显的作用。此外，尚有不少政治沟通渠道实际上被搁置不用或利用率很低。我国的报刊、电台等在政治沟通方面的效能是不髙的，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増加舆论工具对党和政府活动的报道，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提高它们在政治沟通方面的利用率的问题。

　　在改善具体的政治沟通渠道方面，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社会协商对话活动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早已有之。但这种活动往往或是流于形式，或是局限在狭小的范围，更没有能形成一整套制度。因此，这种社会协商对话活动实际上不是专门的政治沟通渠道。与此不同，把社会协商对话活动加以制度化，用相应的条文明确规定哪些问题必须由哪些单位、哪些群众通过协商解决。这实际上就是在原有的沟通渠道之外又增添了一条沟通渠道。

　　概而言之，我国现行政治沟通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的一元化，即是单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这种单通道的信息体制给我国的政治沟通所带来的主要弊端就是政治信息对流量不足、噪声多、负荷重、损失重、失真大、灵敏度低和正负反馈调节失衡。这些弊端严重地削弱了我国政治沟通能力，从而影响到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群众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克服和减少这些弊端的关键就是改变我国现行的单通道信息传送体制，建立多通道的信息传送体制。

注: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中国当代政治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可平在国内较早运用政治沟通分析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条在部分与整体、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的相互关系上对中国政治进行分析的途径。

本文来源于《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