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分析 | 周庆安、杨昊：中国政治话语变革的多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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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媒体的语境下，我国的重大政治活动的新闻发布，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态势。从2015年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情况看，全国两会已经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政治传播平台。新媒体 带来的多元话语变革正在影响我国的政治话语的改革，观察两会的新闻发布，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政治话语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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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都会进人全国的“两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下简称两会）时间。两会作为观察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窗口，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媒体记者参加，近年来参会记者人数每届都超过3000人。在我国，两会与党代会一起，构成了我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也是我国新闻发布活动的一次集中开展。尤其是2015年全国两会的几次全体会议斯间，毎次的新闻发布会数量都达到近2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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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语境下，我国的重大政治活动的新闻发布，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态势。一方面，新闻发言人本身的表达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语词表述;另一方面，来自全国各个层次的代表委员们也会在毎年一次的两会上代表民意建言献策。从政治传播学角度来看，全国两会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传播语态和话语内容研究的一个重要典型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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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最重要的政治传播平台

　　进入21世紀的全国两会，其新闻发布工作主要呈现出多元化、制度化的特点。总体来看，涉及立法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政治活动的新闻发布工作，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形态了。在两会斯间，主要的信息公开与新闻发布形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两会大会发言人在会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进行，承担的主要使命是介绍大会议程，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简称全国人大）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下简称全国政协）回应海内外媒体各方面的问题；第二种是两会斯间的政府部门或者代表委员记者会，主要邀请外交、商务、发改委、民政、教育、环保等与新闻热点直接相关的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召开记者会，或者就相关热点问题邀请经济界别、民营企业界别、妇女委员等召开记者会，主要使命是借助政治传播的重要平台一两会，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热点问题；第三种是针对各个代表団或者界别小组会议的公开采访，即记者旁听讨论和审议，并现场采访提问。2015年两会的新闻发布工作，主要采取了前两种形态。

　　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新闻发言人，也多由退休的前外交或者外宣官员担任。自六届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开始，全国两会设立了大会新闻发言人。其中全国人大迄今为止有7位发言人，分別是曾涛、姚广、周觉、曾建徽、姜恩柱、李肇星、傅莹，其中有4位(姚广、姜恩柱、李肇星、傅莹)来自外交领域，有3位来自外宣领域（曾涛、周觉、曾建黴）。全国政协迄今为止有13位发言人，他们来自的界别就比较多样化了，但近年来主要还是由来自外交和外宣领域的官员担任。

　　总体上来看，全国两会作为我国政治传播中的最高平台，其政治传播功能十分显著。因此，两会的新闻发布工作本身也是我国政治传播和话语体系变迁的主要观察窗口。从政治传播学上看，两会斯间与日常的政治传播不同，主要来讲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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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重要的政治议程

　　在这个层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议程的复杂性。在两会这个重要的政治传播平台上，来自社会各方面关注的议题比较繁杂，议题中既有宏观政治、又有外交军事、还有民生的具体问题。因此，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和议政机关的全国政协，在新闻发布会（或是记者会）上回应的问题可能会超过发言人自身了解信息的权限范围。二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甚至因为传播主体的多元带来观点的不统一。在涉及全国两会报道的新闻中，获得媒体“青睐”的人有时候并不是部委官员或者新闻发言人，一些时候有的媒体关注的有可能是“明星”委员或是个別人大代表。由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曾受到媒体的关注，因此全国两会也成为了这些日常生活中被媒体关注的“明星”委员或是公众人物集中发表言论的一次契机。三是有利于民生议题的政治化。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环保、教育、医疗这些问题一直被作为民生议题散见于媒体报道的方方面面，因此难以集中形成政治议程。但在全国两会斯间，由于不同媒体报道的同题化现象，使得大量涉及民生的议案（提案）获得了多次、多重的传播效果，这往往会形成舆论关注焦点，从而最终形成相关的政治议程。由于我国传媒对于两会报道的重视，所以会让一些民生议题更加集中成为政治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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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政治议程的核心使命

　　与国外的议会不同的是，两会的新闻发布工作常带有一定的政治感召要求，以我国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凝神聚气”。因此，两会新闻发布工作的使命是多样化的。其中最为核心的使命，不仅包括议程设置工作，而且还包括对议程解读的エ作。这种对我国当代宏大政治命题

的解读，需要通过多个层次、多个人员共同来完成。这些层次中既有来自高层的政治人物，也有来自全国人大的普通代表和政协的普通委员。在2015年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环节，专门安排了三组有特定身份的代表——政协中的经济学家、人大女代表、与民生问题相关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有关经济、社会保障和民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又是我国政府希望得到媒体关注和报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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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议程的差异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来自第三个层面的政治议程“博弈”也在不断地体现。围绕全国两会报道的总体媒体议程，与两会中相关部门所希望引导的政治议程，以及与民众关注的议程之间，往往既有一定程度的重合率，又有一些小范围的偏差。2015年两会，在民生议题上或者之前得到民众大幅度传播的有关反腐方面的内容，在官方、媒体、公众三个议程设置主体之间的重合度往往比较高；但在专业性较强的政治议程中，如经济数据、科技发展创新等内容在公众议程层面的重合度就比较小。因此，在毎年的两会议程中，对复杂经济数据的说明和分析一直占比比较高，甚至形成了对于某些具体议程的高度集中，比如对“GDP”占比的分析，其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复杂专业议程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再比如，在对立法的报道中，媒体也在不断寻找新的落点。这种情况国内外基本上有一致性。“地方立法是一项常态性工作，当很多议题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时，它很可能反应出一种趋势，但又常常因为缺乏一个比较鲜明的新闻事件而容易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人需要密切监控各地的立法进程，通过提炼主题来加强议题设置。”

　　对于两会斯间可能存在议程上的差异，一方面可以通过两会斯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新闻部门和媒体相互沟通、相互协调来解决;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政治传播在新媒体的语境下不断发生变化，会不断地通过适应新媒体的语境和规则来主动地减少议程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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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的政治话语变革

　　随着新媒体语境下的政治话语变革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两会发言人的政治话语也逐渐在新媒体议程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从2013年到2015年这3年时间的全国两会新闻发布工作中，直接或者间接地看到了新媒体带来的多元话语变革，这种变革也在寻求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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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和“个人体验”式表达的统一

　　在两会上，全国人大的议案和全国政协的提案，其实就是代表委员们将个人体验上升为宏大叙事的政治过程，但今天的新媒体语境对于宏大叙事的影响却变得越来越强烈。由于传播方式从集体性向强关系转变，所以公众在新媒体层面上的信息选择自由度増大，这使得公众对信息的批判性评论也增强，所以宏大叙事的传播效果正在减弱。有学者认为，这是“国家叙事”和“个人自觉”之间的选择。随着新媒体语境的形成，“国家叙事”在新媒体层面的传播话语，越来越多地趋同于“个人自党”。新闻发言人在这种选择过程中，就需要借助“个人自觉”的表述方式，去传递“国家叙事”，或者是立法和议政的叙事内容。而两会中的“意见领袖”，由于来自不同的地方和界别，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个人体验式的描述。例如在2015年3月15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有媒体记者就直接问李克强总理“有没有网购经验”而李克强总理在描述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时，也使用了两个他自身观察到的西北农村案例来说明中国仍有贫困人口。应该说，“个人体验式”的表达，更容易成为发言人赢得关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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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叙事和民生议程之间的统一

　　全国两会主要是在立法和议政两个层面展开，但是媒体基于传播效果的需要，往往更重视有一定传播基础的问题。例如在2015年的两会上，审议预算和《立法法》修正案是全国人大的工作重点，但是有关空气质量、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在整个两会斯间不断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以至于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基于自身代表的部门、系统和界别，对于很多热点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作为政协委员的经济领域的企业负责人显得比较活跃，他们主动召开记者会与媒体“面对面”交流，这种形式的活动有时比正式的两会记者会还要“火熱”，这种变化，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传播过程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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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议程和“碎片化”表达之间的统一

　　毫无疑问，全国两会的所有议程都和一年当中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政府工作有关。两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从时间上看，短则贯穿一年，长则贯穿三到五年甚至更久，这本身就说明两会所讨论的议程是一种连续性的政治议程。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发言人，往往都需要构建一些连续议程来展现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斯性，并对问题的阶段进行细致划分。但是媒体的报道往往会放大一些“碎片化”的表达，例如有的媒体在全国两会斯间，只摘取某些部长们表达的片断语言，就对这个部门的工作“评头论足”；或者以短时间集中出现的负面现象，有意为难新闻发布人。笔者认为，在我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常委会在日常的工作中，还应当加强与媒体的联系，并形成良好的政治传播关系，这样才能有助于两会的政治议程保持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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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的变化也带来了政治话语的变革

　　一方面，网络语言在政治话语中的使用情况不断上升。网络语言的上升，意味着社会对于话语体系的创新有巨大的推动力，也意味着政治传播的话语选择能力本身在发生变化。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专门使用了“有权不可任性”的表述，再比如2014年全国两会斯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回答反腐问题时使用的网络语言“你懂的”。2015年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在记者会上使用的网络语言“Duang”，都是网络语言在政治传播中得到使用的上升的鲜活例子。另一方面，话语权威在不断下降。传统意义上，我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往往有一定的集中性。但是两会层面，作为代表委员的“舆论领袖”通过分组会议强化了和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对话，媒体通过连续集中的新闻发布会（记者会），也强化了媒体和领导人的直接接触，甚至是在人民大会堂拦截部长进行访谈，也是另一种形式对话语权威的消解。其结果往往会推动政策议程更好地走进媒体，使媒体的报道能传递出受众更为关心的内容。话语权威从集中到分散，増加了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感。当然在全国两会的报道中，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新媒体整理“雷人的话”，对于一些在日常报道中很少挑战的话语权威进行比较集中的挑战和质疑，在有些新媒体平台上，两会斯间成为了观察舆论领袖个人的舆论场，就是因为对两会大規模、集中的报道，释放了媒体权威，也冲击了传统的话语结构。

　　中国的政治话语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既有政治生态的主动变化，又有新媒体语境带来的客观要求。从根本上说，政治话语的变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话语结构的调整与语态更新的共同結果。全国两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传播平台之一，其新闻发布工作，既要满足政策议程的设置，也要不断适应话语变革的新特点。观察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政治话语的变革。

注:

作者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本文来源于《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