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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开始涌现。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总体而言对我国民主建设的现状表示出很高程度的认可，同时他们对主权在民、平等权利这样的民主核心价值表示出极大的认同，这都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处于一种比较良性的状态。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新兴中产阶层依然认同权威式的政府领导人、强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建设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能照搬西方式的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开始涌现，其中尤以新兴中产阶层的崛起引人注目。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的调查成果，这一新兴中产阶层，主要包括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以及一部分办事人员阶层和规模较大的个体工商户。如果说社会学的研究集中于考察这一新兴中产阶层的社会构成和社会认知，那么，政治学界则集中关注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兴起及其带来的政治影响。学者们试图理解这一新兴阶层对于民主的态度，并进而解释这一阶层的民主价值观念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一般说来，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新兴中产阶层是民主社会的稳定性力量。新兴中产阶层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阶层，他们往往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因而不会追求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或意识形态;他们往往对政治事务充满兴趣，因为他们是政治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往往支持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忠实支持者。 根据这些学理发现，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预期，新兴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导性力量。然而这一理论预期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为了弥补以往研究的缺陷，本研究2008年至2011年在17个城市（北京、沈阳、天津、成都、武汉、西安、郑州、南宁、上海、广州、深圳、青岛、兰州、贵阳、大连、南通、三亚）中进行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査”为基础，全面探讨新兴中产阶层对于民主的态度，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阶层的民主价值观念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以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影响深远的研究中，中国社会被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在本研究中，本课题组把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以及一部分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看作是新兴中产阶层，而把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看作是下层阶层。在本课题的调查中，根据这一分类，我们发现在这17个主要城市中，新兴中产阶层占据了大约26.9%的比例，其中在体制内部门中工作的中产阶层在我国新中产阶层群体中占58%;而在体制外部门中工作的中产阶层在我国新中产阶层群体中占42%。在体制内部门中工作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党政机关中的办事人员；在体制外部门中工作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民营和外资企业中的经理人员、非政府组织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在私营实体中工作的办事人员。 在本研究中，主要使用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OLS)来比较分析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在民主价值观上的差异。具体说来，在多元回归模型中，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分别与这一参照组进行对比，看看这两组中产阶层在民主价值观上是否展示了与下层阶层不一样的情感与倾向；其次，对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与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进行对比，看看这两组中产阶层在民主价值观上是否存在差异。换而言之,这种比较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首先用两组中产阶层与下层阶层进行对比，在这个层面上，想讨论的是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民主价值观;其次是对两组中产阶层本身进行比较，在这个层面上，想讨论的是在中产阶层内部是否存在民主价值观上的分歧。 在具体研究技术上，主要使用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OLS)。在这一模型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中共党员身份、收人这些变量被设置为控制变量。这里采取了两步分析法，第一步是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中共党员身份、收人这些控制变量放入到模型中，第二步是把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这样两个自变量放入到模型中，其中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在第二步的分析中，主要考察把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这样两个自变量放入到模型之后是否能够有效提髙模型的解释能力，以及两组中产阶层作为自变量是否显示出显著性的独立作用。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我国的民主建设必须与国情相结合，必须吸收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这就是说民主建设必须有中国特色。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在讲话中也反复强调，民主建设一方面需要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另一方面需要挖掘我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主因素，为当前的民主建设服务。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儒家思想则为上述主张提供了理论资源。新儒家思想的崛起有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一是东亚经济崛起，其在世界经济份额中所占的比重得到显著提升，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则放慢了增长的步伐，并开始逐步丧失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东亚经济的崛起刺激了研究传统儒家文化学者的信心，他们开始唱衰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统治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未来的世界必将属于东亚国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第二个大的背景是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以及这种普遍性与亚洲价值是否相容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新加坡政要李光耀为代表强调“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不同，“亚洲价值”被认为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因为它注重社会秩序与和谐、纪律、家长式统治，而“西方价值”则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强调个人与国家的区分,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地位。 近些年来，新儒学思想在理论上强调挖掘古典儒家的自由主义传统，尤其是挖掘孔子、孟子等人的经典文献中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在此基础上在这些思想中融入现代性的政治因素，从而适应于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 官方和学者都强调我国民主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那么中国城市民众，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对此会持有何种看法？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城市民众对于权威的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通民众对于权威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而政治领导人也像一家之长式地照顾着普通民众的利益。并且传统儒学也强调，政治领导人必须关注自身的道德修养，具备一种崇高的道德感。那么这样一种关于权威的概念实际上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如果中国民众依然坚信这种关于权威的概念，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之路必须与西方不同，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本课题组2008年至2011年在17个城市中进行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査”正好提供了下列两个陈述来测量中国城市公众，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对于权威的看法： (1)政府领导人就像一家之长，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 (2)—个有道德的领导人比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最适合于担当政治领导人。 受访者对被要求对这两个陈述分别进行打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本课题组把在这两个陈述上的得分相加就形成了一个综合指数来显示人们对于政治权威的看法,在这个指数上，得分越高越代表这个人认同传统的关于政治权威的概念，得分越低则代表了这个人不认可这种传统的关于政治权威的概念。 为了比较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在关于政治权威看法上的差异性，本课题组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OLS)。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第一步分析中，五个控制变量之中只有中共党员身份这个变量对城市公众关于政治权威的看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0.41，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这一结果表明，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可能认同传统的关于政治权威的概念，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详细说明。不过需要指出，如果回归模型仅仅纳入这些控制变量，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ustedRSquare)为0.09,即回归模型只能解释城市公众对于传统政治权威认同感9.0%的变异。因此，引入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就非常必要。 第二，当回归模型纳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这样两个自变量之后，模型能够解释人们对于传统政治权威认同感的变异提升至29.0%，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表1关于对政治权威看法的多元回归（OLS)分析模型
| 对于传统政治权威概念的认同感 | 非标准回归系数（b) | s. e. | 标准回归系数（Beta) | 不同的阶层类别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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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1.54" | .59 | .24 | 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93 | .24 | .20 | 性别2 | .32 | .48 | .06 | 年龄 | 13 | .09 | -.02 | 受教育程度 | .24 | .37 | .09 | 中共党员身份3 | .41 •• | .19 | .21 | 收入4 | -.05 | .09 | -.05 | 常数 | 6‘ 82 ** | 2. 13 |
| R Square(判定系数）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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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ed ft Square(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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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38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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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0.05; **/)<0. 01. L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 2. 男性=1;女性=2. 3. 非中共党员=０;中共党员=1 ４．收入是通过平均月收人来衡量. |
第三，正如表1中所显示的，无论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还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都比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传统政治权威概念的认可（这两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都大于〇,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对于传统政治权威概念有着更多的认同。这是因为，第一，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相对于下层阶层而言，对政治事务有着更多的了解，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有着更深的理解，因此对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也有着更多的思考；第二，总体而言，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政策的变化之中属于得益阶层，因此他们对于政府领导人有着一种道德上的期待感，认为一个好的领导人会带领这个国家走上繁荣之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都能从中得益。 第四，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又展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传统政治权威概念的认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1.54,大于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这充分说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由于身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对于一个有道德感的领导人的重要性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由此，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出结论，在第一个层面上，两组中产阶层作为整体与下层阶层相比对于传统政治权威概念有着更多的认同，也就是说，新兴中产阶层与城市中的其他社会阶层相比更加赞同并认可传统政治权威；在第二个层面上，在新兴中产阶层内部，两组中产阶层显示出了分歧与差异，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展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传统政治权威概念的认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秩序被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孔子儒学诞生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那么孔子儒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礼”来建立一种道德秩序，当然实质上就是赋予社会等级秩序以一种道德上的神圣意义，从而使得各社会等级和谐共处、相安无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太多的战乱，每一次战乱都极大的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因此中国普通民众渴望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且害怕战乱和动荡。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也证明，每一个王朝一旦稳定住中国的政治形势之后，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期。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得益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这就使得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对于当前的稳定社会秩序非常珍惜，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物质利益。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苏联东欧国家瓦解所带来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也使得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动荡有着一种恐惧心理。因此，对于新兴中产阶层而言，民主政治建设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必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本课题组2008年至2011年在17个城市中进行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査”正好提供了下列两个陈述来测量中国城市公众，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 (2)如果民主政治建设危及到社会秩序，那民主还不如不搞。 受访者对被要求对这两个陈述分别进行打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本课题组把在这两个陈述上的得分相加就形成了一个综合指数来显示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在这个指数上，得分越高越代表这个人认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得分越低则代表了这个人不认可这种社会秩序优于民主的理念。 为了比较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在关于社会秩序看法上的差异性，本课题组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OLS)，多元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第一步分析中，五个控制变量之中只有中共党员身份这个变量对城市公众关于社会秩序的看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0.72,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这一结果表明，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可能认同社会秩序优于民主这一理念，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详细说明。不过需要指出，如果回归模型仅仅纳人这些控制变量，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ustedRSquare)为0.08,即回归模型只能解释城市公众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8.0%的变异。因此，引人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就非常必要。 第二，当回归模型纳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这样两个自变量之后，模型能够解释城市公众对于社会秩序看法的变异提升至34.0%,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表2关于对社会秩序看法的多元回归（OLS)分析模型
| 关于社会秩序重要性的认同感 | 非标准回归系数（b) | s, e. | 标准回归系数（Beta) | 不同的阶层类别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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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2. 91 ** | 1.34 | .29 | 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1.27** | .56 | .24 | 性别2 | .12 | .47 | .06 | 年龄 | -,07 | .12 | -.02 | 受教育程度 | .34 | .61 | .06 | 中共党员身份3 | .72** | .29 | .26 | 收入4 | -.01 | .01 | -.05 | 常数 | 3_ 83 .* | 1.56 |
| RSquare(判定系数）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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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edRSquare(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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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3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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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0.05; **p<0.01. 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 2. 男性=1;女性=2. 3. 非中共党员=０;中共党员=1. 4. 收入是通过平均月收入来衡量. |
第三，正如表2中所显示的，无论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还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都比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社会秩序的认可（这两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都大于〇,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秩序优于民主这一理念有着更多的认同。这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动荡有着一种恐惧心理，害怕民主建设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会危及自己的物质利益；其次,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是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得益者，而这一切也直接与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关联。 第四，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又展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社会秩序重要性的认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2.91,大于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这充分说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由于身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对于一个社会秩序与民主建设之间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由此，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出结论，在第一个层面上，两组中产阶层作为整体与下层阶层相比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社会秩序的认可，也就是说，新兴中产阶层与城市中的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对于社会秩序优于民主这一理念有着更多的认同；在第二个层面上，在新兴中产阶层内部，两组中产阶层显示出了分歧与差异，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展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社会秩序重要性的认可。 在历史上，自秦朝完成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式的政府。凭借着自身的权力以及强大的官僚机构，中国的中央政府一直统治着幅员辽阔的广大地区，并维持着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一旦中央政府的权力遭到削弱时，地方诸侯就会做大，稳定的社会秩序就会遭到破坏。因此，中国民众一直偏好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为这会维持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秩序。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后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与早期现代化国家不一样的复杂情境：第一，后发展中国家面对着一个已经成熟的、饱和的、被分割完毕的国际市场，如何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获得利益，而不是被淘汰，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第一大挑战；第二，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本缺乏的问题，当代国际市场的竞争已经日益演变为资本之间的竞争，缺乏资本就意味着缺乏启动资金实现腾飞，而早期现代化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第三，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性压力”，早期现代化国家大多实行市场经济、私有化等政策，这些政策对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性压力”，迫使后发展中国家也采取这些政策。 面临着这些复杂的情境，中国采取了一种国家主导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从而能够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寻找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实行政府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强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国家主导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30多年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并得到了广大中国家的青睐。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作为这一国家主导式经济发展模式的直接受益者，当然会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本课题组2008年至2011年在17个城市中进行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査”正好提供了下列两个陈述来测量中国城市公众，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对于强有力政府的看法： (1)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 (2)—个强有力的政府有时比一个民主政府更有效率。 受访者对被要求对这两个陈述分别进行打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本课题组把在这两个陈述上的得分相加就形成了一个综合指数来显示人们对于强有力政府的看法，在这个指数上，得分越高越代表这个人认同强有力政府的重要性，得分越低则代表了这个人不认可这种强有力政府的理念。 为了比较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在关于强有力政府看法上的差异性，本课题组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OLS)，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第一步分析中，五个控制变量之中中共党员身份、收人这两个变量对城市公众关于强有力政府的看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共党员身份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0.57,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收入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0.03,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这一结果表明：第一，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有可能认同强有力政府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一理念；第二，收入更高的人也更有可能认同强有力政府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一理念，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详细说明。不过需要指出，如果回归模型仅仅纳人这些控制变量，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ustedRSquare)为0.12,即回归模型只能解释城市公众关于强有力政府的看法12.0%的变异。因此，引人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就非常必要。 第二，当回归模型纳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这样两个自变量之后，模型能够解释城市公众关于强有力政府看法的变异提升至32.0%，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表3关于对强有力政府看法的多元回归（OLS)分析横型
| 关于强有力政府重要性的认同感 | 非标准回归系数（b) | 8. e. | 标准回归系数（Beta) | 不同的阶层类别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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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1 32 | .84 | .28 | 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1.08. | .36 | .21 | 性别2 | .25 | .43 | .04 | 年龄 | -.13 | • 19 | -.03 | 受教育程度 | .30 | .47 | .06 | 中共党员身份3 | .57" | .17 | .23 | 收入4 | ,03.* | .01 | .16 | 常数 | 5. 09 “ | 2. 24 |
| R Square (判定系数） | .34 |
|
| Adjusted R Square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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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38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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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ｐ<0. 05; **ｐ<0. 01. 、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 2. 男性=1;女性=2. 3. 非中共党员=０;中共党员=1. ４.收入是通过平均月收入来衡量. |
第三，正如表3中所显示的，无论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还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都比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强有力政府的认可（这两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都大于〇,并且在〇.〇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对于强有力政府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一理念有着更多的认同。这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相对于下层阶层而言有着更多的政治认知和信息，因此他们对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领导我国走向现代化这一理念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其次，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作为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对于强有力的政府这一理念有着直接的利益相关性。 第四，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又展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强有力政府的认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2.32,大于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这充分说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由于身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支持强有力的政府这一理念就等同于间接支持自己的工作和利益。 由此，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出结论，在第一个层面上，两组中产阶层作为整体与下层阶层相比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强有力政府的认可，也就是说，新兴中产阶层与城市中的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对于强有力政府的重要性这一理念有着更多的认同；在第二个层面上，在新兴中产阶层内部，两组中产阶层显示出了分歧与差异，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展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强有力政府的认可。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这一民主政治体系一方面借鉴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具体说来，这一民主政治体系有这样几条核心价值：（1)一切主权属于人民；（2)所有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那么，中国城市居民，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是如何看待这些社会主义民主核心价值呢？那么在这一小节，本课题组将集中讨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对这些民主核心价值的看法，并比较这三类群体在看法上的差异。 主权在民这一概念是我国政府借鉴人类社会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相反，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强调“天命”，强调最高统治者皇帝是上天的儿子，代表着天命来统治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之后，提出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理念，对公众进行教育让公众们接受这一理念，并进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之下建立了人民政府、代表人民来管理中国。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接受了主权在民这一观念，他们日益强调政府的公务人员只是人民的公仆，只是代表人民来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因此他们就日益要求政府必须对公众负责、接受公众的监督。在近些年的众多公共性事件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中国公众要求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政府决策民主透明、政府信息公开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本课题组2008年至2011年在17个城市中进行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查”正好提供了下列三个陈述来测量中国城市公众，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对于主权在民的看法： (2)政府的决策应该尊重人民的意志，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受访者对被要求对这三个陈述分别进行打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本课题组把在这三个陈述上的得分相加就形成了一个综合指数来显示人们对于主权在民的看法，在这个指数上,得分越高越代表这个人认同主权在民这一理念，得分越低则代表了这个人缺乏主权在民的理念。 为了比较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在关于主权在民看法上的差异性，本课题组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OLS),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第一步分析中，五个控制变量之中中共党员身份、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变量对城市公众关于主权在民的看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共党员身份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0.58,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受教育程度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0.43,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这一结果表明：第一，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有可能认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理念；第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也更有可能认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理念，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详细说明。不过需要指出，如果回归模型仅仅纳人这些控制变量，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ustedRSquare)为0.11，即回归模型只能解释城市公众关于主权在民的看法11.0%的变异。因此，引人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就非常必要。 第二，当回归模型纳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这样两个自变量之后，模型能够解释城市公众关于主权在民看法的变异提升至30.0%，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第三，正如表4中所显示的，无论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还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都比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主权在民的认可（这两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都大于〇,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对于主权在民这一理念有着更多的认同。这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普遍受过更好的教育，对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有着更多的认知和理解，其次，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往往对政治事务更感兴趣，也对政治事务有着更多的能力和认知，因此他们更易接受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理念。 第四，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又展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主权在民的认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1.93,大于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这充分说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由于身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对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有着更多理解。 由此，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出结论，在第一个层面上，两组中产阶层作为整体与下层阶层相比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主权在民的认可，也就是说，新兴中产阶层与城市中的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对于主权在民这一理念有着更多的认同；在第二个层面上，在新兴中产阶层内部，两组中产阶层显示出了分歧与差异，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展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主权在民的认可。表4关于对主权在民看法的多元回归（OLS)分析模型①
| 关于一切权力属于入民的认同感 | 非标准回归系数（b) | s. e. | 标准回归系数（Beta) | 不同的阶层类别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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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1.93** | .76 | .26 | 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84” | .32 | .23 | 性别2 | ,42 | .60 | .03 | 年龄 | -.30 | .38 | -.05 | 受教育程度 | ,43** | .18 | .27 | 中共党员身份3 | .58** | .19 | .25 | 收入4 | .02 | .04 | .04 | 常数 | 4.89” | 2. 11 |
| RSquare (判定系数)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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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edRSquare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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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3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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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ｐ<0• 05; **p <0. 01. 、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 2. 男性=1;女性=2. 3. 非中共党员=〇;中共党员=1. |
在民主政治体系之下，所有公民都能够享有平等权利，而不管这些公民的出身、种族、性别、收入和受教育状况有着多大的差异性。可以说，所有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是民主政治体系的内在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这样一种平等权利的观念。 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之后，一直致力于对公众进行教育，并让公众们接受人人权利平等这一理念。经过新中国长达60年的教育，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人人权利平等这一理念已经深人到大多数公众的内心深处。当下，中国城市公民可以说不分阶层、性别、收人、身份都普遍接受了权利平等这一观念，并对社会特权这一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很多斗争，这在很多公共性事件也得到了印证。 本课题组2008年至2011年在17个城市中进行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查”正好提供了下列六个陈述来测量中国城市公众，特别是新兴中产阶层对于权利平等的看法： (1)无论年龄、性别和户口，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工作的权利； (2)无论是否有钱或是否有本地户口，每个人都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3)无论户籍在哪里，每个人都有在国内任何地方定居的权利； (4)不管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观是什么，都可以和别人一样享有合法权利； 受访者对被要求对这六个陈述分别进行打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本课题组把在这六个陈述上的得分相加就形成了一个综合指数来显示人们对于平等权利的看法，在这个指数上，得分越高越代表这个人认同所有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理念，得分越低则代表了这个人缺乏这一理念。 正如表5所显示的，这六个陈述都得到了95%以上的城市居民的支持（包括“同意”和“完全同意”），这就表明，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认可这些关于平等权利的陈述。在这样高的支持率下，本课题组认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可能在关于平等权利的看法上没有实质上的差异。
表５中国城市居民关于平等权利的看法
| 积极的回答（％) | 消极的回答（％) | 无论年龄、性别和户口，每个入都有相同的工作的权利 | 98 | 2 | 无论是否有钱或是否有本地户口，每个入都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 99 | 1 | 无论户籍在哪里，每个入都有在国内任何地方定居的权利 | 95 | 5 | 不管一个入的社会价值观是什么，都可以和别入一样享有合法权利 | 95 | 5 | 无论贫富贵贱，每个入都有相同的政治权利 | 97 | 3 | 法律面前，无论贫富贵贱入入平等 | 99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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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一想法的正确性，本课题组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OLS),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第一步分析中，五个控制变量之中只有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对城市公众关于平等权利的看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0.50,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这一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也更有可能认同平等权利这一理念，可见教育确实是启发民智之源。不过值得指出是，回归模型在纳人了这些控制变量之后，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ustedRSquare)已经达到了0.15,也就是说回归模型能够解释城市公众关于权利平等的认同感15.0%的变异。 第二，当回归模型纳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这样两个自变量之后，模型能够解释城市公众关于平等权利看法的变异略有提升，提升到了18.0%,模型的解释力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
表6关于对权利平等看法的多元回归（OLS)分析模型
| * 关于权利平等的认同感 | 非标准回归系数（b) | a. e. | 标准回归系数（Beta) | 不同的阶层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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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1.24 | 1.09 | .09 | 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63 | .76 | .07 | 性别2 | .47 | .60 | .03 | 年龄 | -.22 | .38 | -.07 | 受教育程度 | .50** | .18 | .27 | 中共党员身份3 | .37 | .41 | .05 | 收入4 | .02 | .04 | .02 | 常数 | 2.43** | .76 |
| RSquare (判定系数）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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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edRSquare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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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3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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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ｐ<0• 05; **p <0. 01. 1.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 2. 男性=1;女性=2. 3. 非中共党员=〇;中共党员=1. 4. 收入是通过平均月收入来衡量. |
第三，正如表6中所显示的，无论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还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与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相比，在对待平等权利的看法上都没有显示出任何差异（这两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尽管大于〇,但是都没有能够通过显著性测试,所以在统计学上就可以被视为等同于0),这表明下层阶层与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一样对于平等权利有着同样的诉求。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在当前中国社会，对于平等权利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人们对于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这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由此，我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前中国社会，对于平等权利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那么各个社会阶层都普遍性地对于平等权利有着同样的诉求。因而，无论是中产阶层作为整体与下层阶层相比，还是在新兴中产阶层内部两组中产阶层相比，都展示出无差异地对于平等权利的同等诉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我国民主制度的奠基之石。从理论上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代议制民主的特征，经过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拥有立法、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批准政府预算以及监督政府工作等职责，他们代表人民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其中，县（区）、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区）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也就是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选举过程中，我国一般采用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这是为了保证选举过程中的竞争性。 本课题组2008年至2011年在17个城市中进行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查”正好提供了下列两个陈述来测量中国城市公众，特别是新兴中产阶层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看法：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公民行使权力的最好制度； (3)改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最佳途径就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受访者对被要求对这三个陈述分别进行打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本课题组把在这三个陈述上的得分相加就形成了一个综合指数来显示人们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看法，在这个指数上，得分越高越代表这个人认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分越低则代表了这个人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缺乏认同。 为了比较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在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同上的差异性，本课题组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OLS)，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第一步分析中，五个控制变量之中受教育程度、中共党员身份这两个变量对城市公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共党员身份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０.17,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受教育程度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0.32,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这一结果显示：第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可能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民主形式；第二，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人也更可能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民主形式，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详细说明。不过需要指出，如果回归模型仅仅纳人这些控制变量，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ustedRSquare)为0.10,即回归模型只能解释城市公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10.0%的变异。因此，引人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就非常必要。 第二，当回归模型纳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这样两个自变量之后，模型能够解释城市公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同的变异I升至35.0%，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第三，正如表7中所显示的，无论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还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都比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这两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都大于〇,并且在〇.〇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对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民主形式有着更多的认同。这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普遍受过更好的教育，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民主形式有着更多的认知和理解，其次，这两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往往对政治事务更感兴趣，也对政治事务有着更多的能力和认知，因此他们更易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民主形式。 第四，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民主形式有着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为1.94,大于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的非标准回归系数），这证明了本课题组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往往都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他们认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民主形式也就等同于认同自己的工作。 由此，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出结论，在第一个层面上，两组中产阶层作为整体与下层阶层相比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也就是说，新兴中产阶层与城市中的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对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民主形式有着更多的认同；在第二个层面上，在新兴中产阶层内部，两组中产阶层显示出了分歧与差异，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民主形式有着更为强烈的认同感。
表7关于对入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感的多元回归（OLS)分析模型①
| 对入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感 | 非标准回归系数（b) | s. e. | 标准回归系数（Beta) | 不同的阶层类别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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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1.94* | .82 | .29 | 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 | ．79" | .28 | .25 | 性别2 | -.40 | .52 | -.06 | 年龄 | .28 | .43 | .04 | 受教育程度 | .32** | .11 | .21 | 中共党员身份3 | .17** | .05 | .18 | 收入4 | .01 | .03 | .02 | 常数 | 7. 92 *• | 1.02 |
| RSquare (判定系数）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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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edRSquare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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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38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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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ｐ<0.05 ;**ｐ<0. 01.下层阶层被设置为参照组. 2. 男性=1;女性=2. 3. 非中共党员=〇;中共党员=1. ４.收入是通过平均月收入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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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讨论了我国新兴中产阶层关于民主建设的态度，并比较了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以及下层阶层这三类群体在对待民主建设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差异。现将一些基本发现总结如下： 首先，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与下层阶层相比，更加认同权威式的政府领导人、强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换而言之，我国的新兴中产阶层依然认同这些传统政治价值：诸如权威、社会秩序以及纪律等。这实际上回应了派伊在《亚洲的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文化维度》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那就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面临政治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时，在面临如何走上现代政治的发展道路时，不能够简单照搬西方关于政治权威的理念，因为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关于政治权威的概念与亚洲的政治文化传统之间不兼容。西方理论家所强调的政治权威与个人之间的对立和二分，以及强调政治权威的法治人格，这些都是基于西方的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文化而产生。中国的民主建设道路只能依据中国人关于权威的观念，需要重新“塑造”传统的权威观念，以及在这种权威观念之中添加进现代的民主政治因素。 其次，在新兴中产阶层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与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相比，更加认可权威式的政府领导人、强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换而言之，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比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更加认同这些传统政治价值观念，这是因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由于身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对于传统政治价值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任何一个国家要走上政治现代化的道路，都不能脱离自身的国情、历史与文化，对于这一点，显而易见，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第三，对社会主义民主核心价值的认同上，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其他下层阶层这三大群体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表现出了最为积极的首肯，他们认同一切主权属于人民、所有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对这些社会主义民主核心价值也表现出积极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同感略低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最后，下层阶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切主权属于人民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缺乏足够的认同，这是与他们的政治认知不够以及政治能力不足有关。但是下层阶层对于所有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理念有着坚定的追求，他们一如两大类型的中产阶层一样对平等权利这一理念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可，强烈摒弃社会特权现象，这种对平等权利的诉求必将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基于上述发现，可做这样的引申：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总体上对我国民主建设的现状表示出很高程度的认可，同时他们对主权在民、平等权利这样的民主核心价值表示出极大的认同，这都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处于一种比较良性的状态。一方面我国的民主建设得到了新兴中产阶层这一重要社会力量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新兴中产阶层也积极认同主权在民、平等权利这样的民主核心价值，这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民主建设走向深化和完善。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兴中产阶层依然认同权威式的政府领导人，强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这是我国民主建设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的重要原因。
注:本来来源于《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作者卢春龙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