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丰富理论内涵、有效传播效果的新概念、新提法、新表述，既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也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原料，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中搭建起话语交流的基础，提升了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本研究选择了十八以来提出的若干重要政治术语（主要是在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新概念、新提法、新表述），考察如何对其进行翻译和传播，分析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接受情况，总结经验，并提出政策建议。 在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新提法、新表述、新概念中，“中国梦”是核心概念。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后发表讲话，向世界首次宣示了“中国梦”。此后，“中国梦”的内容不断充实明确。我们在对外传播中积极寻找与传播对象的交汇点，以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共享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两个新的重要表述。“改革”一词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承认，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在对外传播中不需要花费更多的笔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治理”一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在国际社会广泛流行，形成了基本的认识。这个概念进入党的重要文件之中，提升了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经验在国际社会传播的可辨认性和可理解性。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围绕“依法治国”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提法，比如“依宪治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
除了以上概念和提法，我们党在国际事务中也提出了多个富有新意的概念，并且不断充实内容，扩大其国际传播效果。其中包括：“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互联互通”“亚太梦想”等概念。
翻译出版。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有组织地翻译成多种外语，印刷发行或者出版发行。十八大以来，被翻译为多语种的重要文献主要有：《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文件汇编》、《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文件汇编》、《十八届五中全会重要文件汇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这些文献中，除《十八大报告》外，其他都已经出版发行。
翻译出版在对外传播上有三个优点：首先，这些文献的翻译是有组织进行的，通过严格的翻译流程管理，确保了翻译的质量和重要术语的统一性；其次，这些文献印刷出版，便于国外相关机构的收藏保存，有利于长时间的使用和传播；最后，一些重要文献出版后，通常都会举办推介活动。
国家领导人在国外报纸上刊登文章。国家领导人出访之前在出访国的主要报纸上发表文章，回顾总结两国的友谊，介绍中国最新发展情况，回答国际社会主要关注等。这种方式在十八大之后，已经常态化。例如，习近平2014年3月出访荷兰，在《新鹿特丹商业报》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发表文章。此后在出访法国、德国、比利时、韩国、蒙古、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等12个国家时候，也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发表了文章。
国家领导人在国外重要报纸上发表文章，是对外传播的新形式，具有三个优点：首先，这些报纸在本国有着广泛的读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日常化的载体，更便于普通民众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所思所想，并将领导人的形象与国家的形象结合起来；其次，报纸有很强的时效性，有助于烘托领导人出访活动的氛围，提高当地民众对于这些外交活动的关注度；最后，报纸对于文章在篇幅、语言、侧重点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地媒体的传播策略和当地公众的阅读习惯，从而提高中国官方话语国际传播的适应性。
国家领导人在出访国发表演讲。发表演讲通常有两种场合：一种是在议会性质的机构，听众主要是议员和主要政府官员；另一种是在教学研究机构，听众主要是大学生和研究人员。在出访国演讲，听众集中，层次较高，有助于让更多社会精英了解中国。演讲之后，通常还会有提问时间，以形成交流互动。领导人在教学研究机构发表演讲时所面对的是青年学生和对中国感兴趣或者有研究的人士，因此尤其需要重视交流互动。
国家领导人在多边国际活动中发表演说。随着国际事务的多样化、复杂化，多边机制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积极参与多边机制，主动阐发中国的立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建议，是建设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越来越重视多边国际活动。
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要重视发挥多边机制的三个功能：一是多边机制的论坛功能。大部分多边机制都是论坛性质的，虽然发布的宣言、做出的决定并没有硬约束力，但具有道义号召力和国际舆论引导性，因此多边机制往往是话语权和道义制高点争夺的重要场所。将本国的主张列入多边机制的讨论主题，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的议程设定，有助于将本国的话语转变为国际话语。二是多边机制的联盟功能。多边机制有多个国家参加，要增强自己观点主张的影响力，除了要创造性地设定议题外，还要尽可能地考虑最多成员的普遍关切，凝聚共识。三是多边机制的创制功能。多边机制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是新问题，是目前国际组织和个别国家无法独立应对的，因此，多边机制具有规则和秩序的创制作用。积极参与多边机制，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完善和国际秩序改进中的作用。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对外传播和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上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形成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外交官》上曾经发表文章提出，从2012年当选总书记发表让人耳目一新的讲话之后，习近平已经创造了或者强调了一系列新“提法”（catchphrases）。这些提法有助于向世人展示他领导中国前进的思路想法。
通过网络检索，我们可以发现国际社会对于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多个重要表述的反应不同。
首先，“中国梦”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2014年12月，我们根据“中国梦”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的译法，利用谷歌等搜索引擎进行检索，发现这个概念在相关语言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梦”给予了高度关注。
其次，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得到国际社会重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在2014年9月出版后，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国际知名人士都先后撰文给予推荐。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这样的书籍有助于外国读者客观、历史、多角度地观察中国，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美国的世界快报（TheWorldpost）网站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Gardels）撰文称，这本书是习近平领导中国推行雄心勃勃改革的宣言，读者要认真阅读，从中理解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最后，对外关系方面的若干新表述，传播的效果各异。“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太梦想”出现的频率较高，“正确义利观”等出现的频率很低。“正确义利观”作为中国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概念，主要是通过中国外交官员表述出来的。
尽管利用网络搜索来检验新政治术语的对外传播效果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也反映了目前对外翻译传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新政治术语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的效果差异很大。在对内传播方面，上述政治术语不仅成为国内媒体的热词，有的也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注点，有力地支撑了国内舆论的建构。在对外传播上，这些政治术语的扩散范围和影响力还很有限。除“中国梦”“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等提法外，其他新的概念、提法在不同语言世界传播情况差别较大，但总体上效果不明显。
第二，一些新提法、新概念的翻译不统一，影响了其在相应语言世界的理解和传播。比如“中国梦”在英文中就存在ChinaDream,ChineseDream两种译法。在日语中，“新型大国关系”有两种译法：新しいタイプの大国関係；新型大国関係。“亚洲新安全观”也有两种译法：アジアの新安全保障観；新アジア安全観。 第三，一些新概念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相应地转变为对方语言中的概念，削弱了其作为概念的传播效果。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难以进行对应翻译。译者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采取了解释性翻译，这就使得中文的概念在转变为外文的叙述中失去了“关键词”“核心概念”的特征。
第四，多数新概念、新提法、新表述仅仅停留在官方文献和新闻报告中，并没有进入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领域，尤其是还没有成为西方学界、政策研究领域讨论的重点，虽然国内学界已经做出回应。这就制约了其传播的持续性和深入性。
第五，这些新概念、新提法、新表述的使用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这些新的政治术语是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应该有意识地将之贯彻到多种形式的对外交往之中，使之成为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国际交流中的热词、主题。这样才能使其从“中国式”术语转变成国际社会熟悉的术语，并进而成为国际话语中的关键词和核心概念。
翻译既是对外传播的基础，也是传播的重要形式。政治术语的对外传播，由于其深受本国以及对象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现实政治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翻译的要求更高，同时也更加依靠翻译。高质量的翻译是减少误解、增强认同的前提之一。对于进一步做好我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传播，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提高重要术语，特别是核心概念在对外传播中使用的连续性和持续性。一方面提高连续性可以让国际社会，尤其是非英语世界的人们熟悉我国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述；另一方面话语的连续性也能体现我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致性。我们建议，要通过精心设计，在国际场合提高新提出的重要术语，尤其是核心概念的使用频率，加强国际印象。
第二，加强政治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和使用的统一化。一方面要实现常用术语的统一，即现在的译法与以前的译法的统一化，避免造成历史性误解；另一方面要实现新术语翻译的统一化，避免出现不同涉外部门使用不同译法的现象，保持对外宣传口径的一致性和严肃性，便于国际社会理解我国的政策决定。我们建议，要加强政治文献对外翻译的组织协调，定期确定和公布重要政治术语的翻译方案，规范重要政治术语翻译，提高使用的统一性。
第三，要高度重视将中国式的概念有效地转变为对象语言中的概念，避免这些概念的功能流失。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外，还应该给译者一定的自主空间，使他们在无法对应翻译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最贴切、最接近的概念来使用。我们建议，要加强翻译队伍建设，在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吸收优秀翻译人才的参与，提供翻译视角和建议，以提升中国式概念的国际适用水平。
第四，要重视政治术语载体的系统建设。中央文献是政治术语的载体。目前，对历届党代会、中央全会的重要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等都进行了有组织的翻译，但是这些文献的对外传播还缺乏规划性、系统性、针对性。我们建议，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以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关切和主张，组织中央文献的专题性翻译出版，以便系统地对外传播中国立场、中国主张、中国思考、中国方案。
第五，要重视政治术语向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传播。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将我国的政治术语看作舆论宣传的口号、意识形态的说教，并且形成了成见和偏见。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全面深化，中国提出的许多政治术语具有明显的国际维度和问题导向，具有引导学术界和政策研究者的潜力。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政治术语的引导功能，一方面要在继续直接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中提出自己的概念、提法、表述，另一方面要善于在设立学术项目、组织学术讨论、规划新闻出版等方面将这些政治术语转变为研究问题和讨论议题。
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对外传播》２０１６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