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基恩 | 监督式民主：新媒体时代民主实践的新理念
内容提要
本文检验了现存民主形态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革，尤其是新媒体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对民主框架和机制的影响，从而为当代的代议民主提供一种全新的路径。结合新媒体时代中现行民主的转向，本文提出监督式民主的设想，认为该民主形态正将我们从过去以大会为基础的、代议的民主引向一种有着全然不同框架和机制的民主形式， 这也是当代民主实践的重要特征。
一、什么是监督式民主？
监督式民主是民主的一种新型历史形态，指的是“后威斯敏斯特”政治所界定的迅速增长的各种议会外的权力审核机制的变体。[1] 这些监督机构扎根在“国内”的政府和公民社会之中，同时也存在于由帝国、国家和商业组织控制的“跨界”机构中。也正因如此，整个自治政府的结构发生着变化，对影响公民生活的选举、政党和议会的集中控制都正在减弱。民主不再仅仅意味着选举。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独立的权力监督机构都开始产生切实的影响。这表现在：政客、政党和当局不能再稳坐江山、后顾无忧，这些监督机构令他们的生活变得麻烦：质疑其权威并促使他们改变其议程，有时甚至将其拖入丑闻之中。
历史不可逆转的延续性仍有待观察。不论这种新型的民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就像历史上它的两种类型的前身（代议制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监督式民主并非孤注一掷。它的发生也并非必要，但它的确存在了，无论未来是生存还是消亡，这都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问题（关于监督式民主的反潮流和功能失调，在我即将出版的《民主之生死存亡》一书中将予以具体论述）。若从其体制框架和内在机制判断，监督式民主无疑是形式最为复杂的民主。用拉丁文来说，它就像一种（介于精神和物质或介于相对物之间的） “中间物”（tertium quid），一种早期历史实践中基于大会形式的代议民主的未成型的后继形式。在监督式民主时代， “国民” （people）、“公众” （the public）、“公众问责” （public accountabili－ty）、“人民” （the people）或“公民” （citizens）这些词汇常常被交替使用，权力审查机构遍地开花。选举、政党和议会从未消失，它们仍然很重要，但在政治上却大多丧失了曾经的关键地位。民主不再是通过选举、议会和宪法手段简单处理民选政府权力的方式，也不再仅限于领土国家的事宜。民主被描述为“体现大多数人最大意愿的政府”（哈耶克）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无论是在地方、国家或超国家政府领域中，还是在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的权力制约中，其中一些形态触及日常生活的根基和外延，遍布世界各地。行使权力的人和组织现在常常受到各种各样议会外机构的公共监督和讨论。
在试图理解新的权力制约途径时，必须审慎行事。它们并非同出一辙，因此需要仔细检验。新的监督机构并非单纯地是“美国”、“欧洲”、“经合组织（OECD）”，或“西方”的产物。它们最突出的特征是：能在全球任何地方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开来。它们覆盖不同的领域，甚至在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次标明了对创新艺术附加值（the added value of the art of invention）越来越多的关注，民主的自我更新能力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创新。
监督机制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领域实现。一些监督机制主要在公民对政府或公民社会实体投入的层面上审核权力；一些则致力于监督和检测所谓的“政策吞吐量” （pol－icy throughputs）；还有一些侧重于审核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所制定的政策产出（policy out－puts）。不少监督机制同时涉及上述三个层面。监督机制也存在不同的规格，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运作，从地方实体到全球网络都有所涉及。
鉴于这种变化，1945 年以后迅速产生的新型机构乍看上去像是一个随意堆砌的鹊巢。这些新型机构包括：公民陪审团、区域大会、参与式预算、咨询委员会和小组座谈会。还有智囊团、协商会议、宣讲会（teach-ins）、公共纪念馆、地方社区协商制度和开放式建筑，它们都提供了信息、咨询和宣传服务，以及档案和研究设施，并为建立专业的网络关系提供了机会。公民集会、民主审计、集思广益的会议、利益团体的冲突、反腐败和宪政撒法尔（Safaris，因被对其他地方具有检验作用的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使用而著名）的全球议会联盟也都包括在内。印度的榕树民主（banyan democracy）[2] 也应被纳入其中：铁路法庭、国民法院（Lok Adalats）、公益诉讼，以及公民抵制的真力（satyagraha）[3] 方式。新型机构中还包括消费者检验机构和消费者委员会、在线论坛和聊天室、民主俱乐部、公共和平守护组织、以建立对商业实体和其他公民实体更多的公共问责为目的的峰会和国际监督组织。这些新型机构还延伸至审议选举、会计部、独立的宗教法庭、专家委员会（比如德国的“五智者”经济顾问委员会）、公共“记分卡”———关于公共规划工作、公开协商、博客、公民不良行为的电子记录，以及致力于监督权力滥用的网站（如英国的BullyOnline）的黄色卡片和白色记录单。新型机构还包括可自行选择的民意调查（SLOPs）和非官方投票（比如短信投票）、国际刑事法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全球社会论坛，且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倾向于制定包括民选规定的成文法规。
监督机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承诺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关于各种政府和非政府实体的信息，以及外部意见。由于其诉诸于公众，为了防止误解，不能将监督机构同自上而下的暗中监督机制混为一谈，后者是在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的名义下谋取私利。就像其概念所描述的那样，监督机制涉及公共准则的审查和执行、防止腐败的道德规范，或者决策者的各种不当行为，这不仅仅局限在民选政府的问题上，而是涉及到整个权力背景。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新型的监督式民主致力于加强公民表达和意见的多样性，以及能更多地影响与他们生活相关的决定。
二、为什么要监督式民主？
在民主初期，普及民主非常困难而危险。但可以确定的是：新的民主形式必有其原因和条件。监督式民主并非一项简单孤立的事务，而是由许多因素诱发产生的。变化通常在管理圈内部发生分裂时产生，这时，有公民勇气和公共精神的领导者的决心就会进一步发生作用。个人的野心、不正当行为、权力游戏和对更加有效或廉价政府（急于在政策失败或失意时将责任归咎他者的政府）的诉求，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有保守意识、激进要求、政治地理的考虑，以及市场压力的外在作用。获得“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域培育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技能）的机会、权力的诱惑或捞外快都促使一些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寻求更加有力的监督机制。意外和好运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托克维尔所述的因素旋即变得十分重要，他认为：公民及其代表中具有感染力的能够消除某种不满的信仰令其他不满被表达出来并得到安抚。
所有这些压力都将现行的民主推向监督式民主。但是，在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动因却是—— 战争。在民主的历史中，随机和有组织的暴力、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常常成为新的民主机制的助产士。在 20 世纪前半叶，这个人类历史上拥有最多杀戮记载的年代，这一规则显然适用。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可怕的酷行动摇了旧的安全架构，对权力大规模的攻势和推动，以及带来革命的公众愤怒的发泄，通常被冠之以“人民”的名义，这些都与代议民主相悖。进入 20 世纪，民主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屈服。它看起来就像是群龙无首、死气沉沉、残缺不全且注定失败的。1941 年，当罗斯福总统呼吁“让民主的火焰从蛮夷的屏障中闪现出来”时， [4] 当无数的反对者得出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才更有前途这样完全相反的意见的时，那时，世界上仅存有 11 种选举民主形式了。[5]
战争带来灾难性的破坏，战争催生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大灾难令很多人明白，旧的民主模式是多么的天真，在这样的惯例下，人们因为统治者为其生活和财产提供保护而臣服于他们的政府。那一毁灭性的动荡时期证实了这一“保护—服从模式”难以运作，在许多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长期协议被打破，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换句话说，问题不再是从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时代直至 19 世纪的民主批判，即“人民”的独裁。20 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事件证明独裁的真正根源在于长于操纵“人民”的不良领导人。这样，问题就不在于通常所谓的暴民了。统治本身才是问题的所在。
统治问题是个核心问题，但 1945 年以后的民主政治反思中却极少有人研究。[6] 监督式民主的智慧根源便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在文学、神学领域，他们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不同于阿尔贝·加缪、胡克、托马斯曼、雅克·马里丹等以往的智者，最为突出的是，莱因霍德·尼布尔的《光明的儿童和黑暗的儿童》 （1945）很快就成为经典。这些作者都表达了对在战争和极权主义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大会民主难逃厄运的担忧，他们认为议会民主形式只是被暂判死缓，很快就将濒临灭亡。他们认为近期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能够被完全破坏，它的机制可能被民主的敌人冠之以“人民主权”的称号而滥用，民主得以成立的多元自由和政治平等被破坏。深受其扰的作者们呼吁为代议制民主的弊病寻求良药，并开始不再乐观。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但是所有人都支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的精神和机制要能够有力地对付那些不负责任的权力。美国神学家尼布尔（1892 ~ 1971）提出了一个在这一线中改造和重塑民主的最有力的例子，他后来获得了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最受推崇的人”的荣誉称号。“权力失控的危险常年危及民主社会的价值”，他写道， “但是现代民主需要一种更加现实的哲学和神学基础，不仅是为了预测和理解它所面临的危险，而且要给它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得出了著名的结论： “人类维护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人类对正义的倾向却使民主尤为必要。” [7]
对政治罪行的思考无疑有助于激发监督式民主的最显著特征：民主和人权的结合，以及为维护人权而产生的世界范围内组织、网络和运动的攀升。这一结合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但其当代启示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两大政治宣言中得以窥 见：《联合国宪章》 （1945）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后者可以被认为是以 4500 万人的牺牲、严重的破坏和精神灾难，以及与如巴基斯坦和印度、柏林封锁和巴勒斯坦未解决的问题等政治困难紧密相关的越来越多的战后紧张局势为代价的。起草于 1947 ~ 1948 年间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似乎仅仅是个幌子，并不触及问题核心。其序言中谈到“人格尊严” 和“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平等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呼吁公民社会和各国政府都将人权作为一个重要事项来对待，其实践促成了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形成了监督式民主。今天，网络化的组织，如人权观察、阿加汗发展网（Aga Khan De－velopment Network）、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成千上万的其他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经常处理广泛的人权事务，包括酷刑、童兵、虐待妇女、宗教、学术和文学的自由等。他们的工作是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技巧性的宣传对人权提供支撑。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对政府和公民良知的鞭策，他们解决困扰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基本问题：谁决定谁是“人民”？很多人权组织和网络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
三、新媒体时代的民主转向
（一）新媒体环境中的信息特质：大量传播
人权与民主的结合和很多监督机构都在1945 年以后兴起，这表明战争不会总是政治家的游戏、神父的喜悦、律师的笑话和受雇杀手的买卖，有时它也为公民和机构建设者提供了管理自身事务的机会。但如果全面战争是监督式民主最主要的催化剂，那么毋庸置疑，传播媒介是使其后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如果不把新媒介机制下的权力和冲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监督式民主的可信性便难以明朗。如此来看：以集会为基础的民主属于口语主导的时代，一些写在草纸和石头上的法律对其加以支撑，信息以徒步或骑驴骑马的方式传播。代议制民主源自印刷文化时代，以书籍、小册子、报纸、电报和邮件作为传播的途径，这在大众传播媒介兴起的早期，尤其是广播、电影和电视的时代，就陷入了危机。相反，监督式民主同多媒体渗透型社会的关系紧密，社会的权力结构不断被信息大量传播下的新媒介系统中的监督机构所“销蚀”。
代议制民主时代，印刷文化和有限的视听媒介与政府和政党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与代议制民主时代所不同的是，监督式民主见证了持续的公众监督和权力纠纷，似乎没有什么政府或社会生活内的组织或领导人能够免于政治难题。很多因素共同导致了此类变化，包括新闻所引以为豪的基于事实的“客观性”下降，以及视听率、销售等因素驱动下的商业新闻如广告般的吸引眼球这一风格的兴起。电子存储、严格的频道间距、新的频率分配、卫星直播、数字调谐和先进的压缩技术等技术因素也非常重要。技术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有线和卫星结合的计算机通信，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该技术在几乎所有日益商业化的媒介领域中激发了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创新。这一新生的媒介系统没有任何历史先驱。以其核心组成之一的互联网为特征，它是一个媒介设施相互重叠和相互连接的全新的世界系统，整合了文本、声音、图像，并使得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多个用户终端能够在任何时间，无论是实时地还是延时地，在模块化的全球网络中实现信息的获取和交流。
权力审查事务中的所有机构都严重依赖这些媒介新发明，如果新的大量传播系统突然自爆了，监督式民主便时不久矣。监督式民主和计算机化的媒介网络像是一对双生儿。这么说并非落入假设陷阱，其中计算机相关的传播网络预示着一个新型的乌托邦世界， 一个电子前沿的“虚拟社区”的狂欢，一场令所有公民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平等地使用和获取所有媒介的“网络革命”。信息大量传播的新时代实际上也存在一些不稳定的、自我矛盾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穷人和富人的传播权力鸿沟被进一步拉大，似乎没有必要让穷人成为传者或媒介产品的消费者。世界上的大多数穷人，没钱打电话，只有少数人能够使用互联网。媒介富有者和媒介贫穷者之间的分歧折磨着整个监督式民主，这违背了监督式民主所阐述的所有公民都有权平等地交流意见的基本原则，并不时地将经过民选的和未经民选的代表拖入困境。
然而，尽管存在矛盾和不尽人意之处，大量传播的信息系统中也有一些新的且重要的事情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私生活”和“隐私”的范畴，以及对“私”权力的处理和运作已被提上日程。上几代人可能会为这一民主形式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和强度之大而感到震惊。随着照相机快门一按或某一内置开关一闪，私人范畴能在瞬间变作公共范畴。所有的一切，从卧室到会议室，从官场到战场，都可能被媒体抓来使用。由于那些未经民选的自认作为公众代表的记者们所讲述的故事，这个年代，私人的文本信息会被公开于众，婚姻的不忠会被揭发出来，政府官员会被迫辞职。这个年代，索尼的手提式摄像机是记者们的必备工具，他们将候选人生活的各个细节发布到视频网站和博客上去。这个年代，视频画面揭露出战争区的士兵侮辱妇女、恐吓儿童、折磨无知村民的情况。在信息大量传播的年代，政客、非民选代表和名人的私生活，他们的恋情、聚会、健康、用药习惯、纷争和离异，都成为千百万人感兴趣的话题。由于谈话节目、博客和一些其他的媒介行为，普通人可以无休止地公开发表他们个人的恐惧、喜悦和希冀。媒体公司授权观众通过掌声、电话或互联网为自己所喜爱的明星投票，这种模拟投票甚至使一些人很幸运地成为媒体明星。
在那些关心“突发事件”和意外多于事实真相的热血记者的帮助下，信息大量传播直刺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权力关系。人们很容易抱怨新的新闻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喜欢猎奇，关注不良事件，并受到那些说故事不应受到事实阻碍的新闻工作室的怂恿；认为这种方式喜欢不安分，吸收各种信息源，填补新闻漏洞，在监督式民主的年代，新闻永远都不会睡去，并由于太过注意个性而忽略时效性的文本，常常令人眩晕；认为新式的新闻十分程式化，很快就会让人生厌，它喜欢同权力和政府简报合作。但是，这些指责只说出了故事的一半。那些不顾一切的热血新闻有助于帮助旧的乌托邦在权力之外得以生存，有助于“信息自由”，有助于“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更大“透明性”。未经限制的权力仍然在公民的思想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不足为怪。由于新式新闻和新型的监督机构，在监督式民主时代，公众反对腐败和罪行司空见惯。似乎丑闻会没完没了，甚至有时丑闻会像地震一样在整个政府脚下隆隆作响。
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一些丑闻成了传奇，就像由不经意被发现秘密设在华盛顿水门酒店中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引起的公众哗然，随后该事件滚雪球一样扩大，发展成为著名的水门事件，以权力弹劾和尼克松总统 1974 年 8 月的辞职告终。在大西洋彼岸，主要的丑闻事件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政治喧嚣，那次喧嚣由政府审计员的报告所引发，报告称社会党高级官员经营 Filesa 和时代出口公司，他们收取了约 10亿比塞塔的咨询费用，但从未上报（这被称为 Filesa 事件）；意大利警察和被称为“bribesville”的政治腐败的判定系统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 “净手运动”导致了许多政党的消失，一些政客和产业领导者在被曝光后自杀；法国外交部长辞职，法国总统在电视上承认 1985 年 7 月的谋杀绿色和平组织积极分子并炸毁他们的“彩虹勇士号”船的事件是法国特工组织所为。那次事件中，该船带领一个游艇船队反对法国在太平洋的穆鲁罗瓦环礁进行核试验。我们同样不能忘记 21 世纪初以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弥天大谎为借口，对其进行军事入侵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二）新媒体环境中的政治特征：病毒式扩散
这样那样的“门”丑闻不断提醒我们监督式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权力持有者从未在操控人们的问题上少下功夫，因此，肮脏的政治交易给权力蒙上阴影并将其丢到公众面前，这始终是最基本的重要问题。没有人会开玩笑地认为有着这么多权力审查机构的监督式民主是个游乐场—— 一个所有公民及其民选的和非民选的代表机会平等的天堂。然而，监督式民主和信息大量传播的结合不会产生持久通量，即一种由各不相同且相互作用的人和机构的复杂结合、长期推拉、冻胀和紧张、时而合作又时而对抗的关系所带来的无休止的躁动。民选的和非民选的代表常常在界定和决定谁在何时、如何、得到什么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但是被代表者利用各种权力限制机构，监督他们的代表，有时会取得意外的成功。因此，监督式民主机制就不能仅仅用从代议制民主时代继承来的简单隐喻来描述。如果用议会的“人民主权”、“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对抗， “压力团体”、政党和政府间的扭打来描绘这一民主形式就太过简单了。从政治几何学的角度来看，监督式民主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由规模各异和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监督实体所组成的复杂网络，该网络的形成要归功于信息大量传播、谁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得到什么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对权力执行者的公众责任。监督式民主中存在大量的冲突。政治并没有消亡。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整体趋势中有一些全新的东西。从民主源自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古老的集会形式来看，民主总是使权力习惯、权力偏见和权力等级发生分化。它让人们拥有能够平等地塑造和重塑他们生活的感觉，并且也经常给世界带来一些骚动。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不同规模的监督机构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权力审查使得监督式民主成为最有活力、最具生机的民主形式。它甚至拥有像“民主审计网” 和“透明国际”这些专门针对权力审查机制和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民利益的问题提供公共评估的机构。还有一些机构专门在广泛的层面上质疑政府工作，从他们的人权纪录、能源生产计划，到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等。私营公司的服务和产品、投资计划、如何对待雇员，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同样受到拷问。各种各样的监督者、指导者和呼吁者始终各尽其职，对权力持有者施加更多的公众问责。因此，权力者不断感到无能为力。
当运作良好时，监督机制会有许多积极的影响：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开、提醒政府的不当决定、公共审查的充实和普及、通过有效的参与制度赋予公民和民选代表更大的权力。当然，权力监督也可能会没有效果，或产生负面效果。运动可能会目标不明确或定位错误，玩弄权力者可能会狡猾地找到漏洞得以脱罪，或者对反对意见视而不见。曾几何时，很多公民，无论是作为消费者、工人、父母、社区居民、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觉得很多组织的监督策略太过小心翼翼，或令人费解，或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
尽管存在这些弱点，监督式民主政治机制的整体感觉同代议制民主时代大相径庭。监督式民主时代的政治有着确切的“病毒”特征。监督式民主机制所引起的权力纷争，沿着非常规的路径，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些使用手机、留言板、消息组、维基百科和博客的群体，有时会克服各种困难，令公共官员、党派和议会，甚至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权力监督机构，像“人权观察” 或“大赦国际”时常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它们也通常从支持者网络中获得帮助。让我们想一想当前引人关注的公共纷争：关于一些消息的框架、 评论和重要性的讨论被大大小小的权力监督组织重新设置。在监督式民主的世界里，那种“病毒—网络”的格结构是非常典型且无一例外的。它对旧的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决策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机构发现它们自己越来越陷入权力监督机构的“粘性”网络中，而这些监督机构即便在远程条件下也能够命中目标，令它们自食其果。
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专横权力不再能够舒服地藏于隐私的面具之后。任何地方的权力关系都受制于在媒体帮助下的各种规模的公共组织，以前冠以“隐私”之名的事情再无藏身之地。当然，这种权力的变化常常是杂乱无章的，并时常裹着炒作的外衣。但是，摘除权力的面具却与监督式民主的权力监督精神产生共鸣。一些人会抱怨它所带来的影响，如“信息泛滥”，但是从监督式民主的信息大量传播的角度来看，这却具有积极意义。尽管有炒作之嫌，新的媒介系统毕竟刺激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它引导他们多元主义的意识，并让他们在何时、如何和为何传播上接受更大的责任。孩子们擦洗过背部和耳根，穿着睡袍和家人坐在一起，收听或收看收音机或电视里的节目，那种以广播作为大众娱乐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时代结束了。同样，成千上万的人们挤在集权主义的权力阴影之下，巧妙地发现策划过的广播节目或煽情的电影表演的时光也一去不返。
相反，信息渗透的民主鼓励人们质疑权力的可靠性。所有王权下的人和机构并不希望看到这一转变。在监督式民主的世界里，人们要学会留意权力和他们的代表，他们必须做出判断和选择自己的行动方针。公民开始为自己着想，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整体意识变得更加敏锐，他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偶然的。信息大量传播和监督机构共同促进了大众权力观念的“完形开关”。客观存在“现实”的形而上学观念受到削弱，权力之上的固有的“事实真相”推定也被削弱。人们亲眼所见与所听到的像“皇帝的新衣”般的虚假界限被打破。“真实”包括“真实的”权力，通常被理解和解释为“制造的真实”，以及将某种解释强加给他人的权力。
诚然，没有什么会神奇地自己变成这样。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传播是伪饰、协商、妥协 和权力冲突的持久主题，一言概之，是个政治问题。因此，信息大量传播不会自动保证监督式民主精神或机制的胜利。信息渗透型社会能够并且已经给民主带来了不良影响。比如，在某些领域，媒介渗透分散了公民对一些事件的注意力。人们被期待成对公共事务保持关注、而不仅是看到自家和邻居事务的好公民，但有人发现，面对媒体大量的信息，很难集中注意力。太过丰富的信息带来了困惑。比如，选民曾经对黄金时段电视上播放的选举广告感到厌烦，以至于回复以冷淡。他们丝毫不受感染，从沙发上站起来，离开起居室，换频道，或静音，并深深地叹气。这离更让人担忧的事只有几步之遥，那就是不去思考的漠然文化的滥觞。监督式民主一定依靠信息的大量传播，但其更离经叛道的影响之一，是鼓励个人像鸵鸟一样坚持把头埋在故作无知的沙堆里以逃避这个复杂的世界，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浮于时尚潮流的漩涡之中，具体表现为：想法发生改变、言行举止轻率、拥护甚至为对手喝彩、不接纳真实、落入一些人谨慎地称之为“废话” （bullshit）的怀中。
愚蠢的幻想、玩世不恭和不满情绪是对公民，以及他们民选的和非民选代表的最大诱惑。监督式民主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未来将会给我们答案。
注释
[1] 形容词“monitory”来自中古时代的“monitoria”（词根monere 表示警告），中世纪时以 monitorie 的词形被引入英语，并于 15 世纪中叶发展为一个现代英语词汇，表示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予以警示，或告诫某人不要实施某种冒犯行为。该词（monitories）首先在教会内部使用，指由负有监督职能的主教或教皇或教会法庭发出的一个或多个通知。“monitor”、“monition”和“monitory”词群很快就被世俗普遍采用。监督者是向他者行为发出告诫的实体。“monitor”这个词用在学校里还可以指帮助教师维持班级秩序的班长。它还可以是一个早期预警装置，就像非洲、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一种蜥蜴，它们受人们欢迎是因为它们能够在有鳄鱼出现的地方发出预警信号。后来，“monitor”一词同传播装置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像麦克风或电视机屏幕那样的接收装置，用来检验电子信息传输的内容或质量；在计算机科学语言中， “monitor”可以用来指视频显示或一种检验或控制其他程序的程序。近年来， “to monitor”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动词，用来描述对某物的内容或质量进行系统检验的过程，比如市政检验地方饮用水的污染情况，或科学家检验濒临灭绝的物种，这些与监督式民主的出现并无关系。 但这似乎激发了由美国学者迈克·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提出的“监督式民主”理论（interview， New York City，4 December 2006）。见舒德森的“民主概念的变迁”，载《MIT 传播论坛》 （1998 年 5 月 8 日），完整版本见《良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的历史》 （New York，1998），其中借鉴了我对监督式民主的用法。
[2] 英国民主体制在印度的沿袭，该体制下，政府分为上院和下院，每 5 年举行选举———译者注。
[3] Satyagraha 是梵文，意思为“真力”，这是甘地当时为其策略所起的名字，所强调的是“精神的力量”———译者注。
[4] 1941 年 3 月 15 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对白宫新闻记者协会的讲话。
[5] 仅存的议会民主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新西兰、瑞士、瑞典、英国、美国和乌拉圭。芬兰尽管在战时特殊情况下采用选举团的形式进行总统选举，也应被包含在内。
[6] 二战后的几年内对民主未来的思考在全球语境中开拓了一些新的思维路径。具体见：Thomas Mann，Goethe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DC.，1949）；Jacques Maritain，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a typewritten manuscript prepared as an address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York，29th December 1949）；Harold Laski et.al.，The Future of Democracy （London 1946）；Albert Camus，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Chicago 1972［first published in the autumn 1946 issues of Combat］）；Reinhold 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ders（London 1945）；Pope Pius XII，Democracy and Peace （London 1945）；Sidney Hook，“What Exactly Do We Mean By‘Dem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16 March 1947，p10；and AD. Lindsay，Democracy in the World Today（London 1945） .
[7] Reinhold 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ders（London 1945），p. vi.
作者简介：约翰·基恩（John Keane），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现任悉尼大学和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著作有《生死民主》《民主与媒体的堕落》《暴力与民主》《全球公民社会》《一种政治生活：汤姆·潘恩传》《中国式民主》（将于2017年出版）等。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09年02月。本文系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主办的“新媒体产业国际研讨会”（2008 年 10 月）会议论文。内容编辑：李若南
美 编：黄耀颖
校 对：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