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新 | 影像传播中政治图景的解读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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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像传播中存在着天然的政治基因，传播者总是以影像来“无声地”表达政治思想。无论是历史、自然还是社会景观，政治图景无处不在，互联网环境中，人们更是在“官方”和“民间”两种话语中解读和建构当代政治图景。随着摄影摄像技术的发展，任何场景都能即时转化为全球观摩的影像，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均有可能成为人们观照政治的依据。在这一背景下，关于政治的“图景共建”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

影像传播；政治图景；政治话语；图景共建

　　政治图景是指由政治主体（人物、组织、群体、阶层）所组成的某个区域的政治结构、政治关系、政治面貌等，不同时代的政治图景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并通过文字、影像等符号向外界展示。影像可看成是政治图景在媒介中的“倒影”，从“倒影”中，受众依据不同的话语方式和各自的政治立场展开解读和建构。

一、影像传播的政治基因与身份

（一）“政治”的视觉基因

　　自古以来，政治作为凝聚部落的一种权力手段，往往是通过视觉上的象征物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象征物是政治的具象化内容。如图腾，图腾崇拜以原始的宗教形式存在于人类基因中，围绕这种可视的象征物，人们的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得以构成。图腾一词从印第安语中音译过来，有两个涵义：其一是亲属，氏族信仰的图腾一般为动物、植物、想象物等，氏族成员相信自己与图腾存在着血缘关系；其二是标记，即以符号来标志某种存在，将集体想象具象化，如族徽的图案、服饰的色彩等。图腾的非语言符号为群族的存在和行为习性建立了“共同体”的心理归属，为首领的统治和管理注入合法性，这是影像传播中政治基因的原始形态。

　　在历史长河中，图腾逐渐发展成集体意识和共同信仰的“化石”，其非语言符号的具象特征不仅打破了不同群族之间的语言障碍，使不同群族的相互认知成为可能，也为族内成员的集体记忆提供想象物，从而强化了群族的存在感。“被认知”是存在的最好证明，群族的凝聚力正是在“被认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们通过图腾的非语言符号区别了自我与他者。对实际上“不可见”的“超自然力量”的认知，正是由可见的图腾来进行传递的，此时，图腾的具象便是在实现其管理职能，即对外的沟通与对内的宣传。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曾说：“图腾不仅仅是一个超自然的象征，也是一种社会组织结构。”①图腾的视觉标志具有权力的神圣感，不容亵渎，稍有不敬即会引发公愤。图腾的视觉象征无处不在，占据了人们对血缘和共同利益的想象，并形成社会规范，维护血缘关系和共同利益。这样，图腾的自然属性开始消退，社会属性逐渐形成，“超自力量”即使被怀疑，社会规范已是既成事实，并由氏族首领享有实际的社会规范权力，图腾的视觉象征用来阐释权力的合法性。这种权力逐渐进化成现代政府的公共权力，今天的国旗、国徽、仪式、政府大楼，都是由图腾的视觉象征演化而来，从超自然意识中的神赋权力转化为社会规范、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 

（二）影像传播的当代政治身份

　　在影像新闻的政治话语中，有两种身份结构无法回避，它们是以官方媒体为代表的社会精英身份，以民生新闻、网络新闻为代表的民粹身份，二者分别通过影像来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

　　影像的“精英”与“精英”的影像。传统媒体影像中的“精英”一般以西装、制服（着装）、书架（背景）、国旗（象征物）来进行表达，西装、制服代表知识精英的经济能力和权力身份，书架代表着对知识的占有和解释权力，书桌上或书柜前的国旗代表知识精英与权力的价值取向协同。在中国，传统新闻人的知识身份更多来源于他们与解释团体（包括政府、精英和各领域专家）的接近，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媒体自然具备这一便捷性，“与民宣讲”的过程就是权力身份的形成过程。对影像的独占与对事件的独家解读，正是源自于官方媒体的权力身份。 

　　电视民生新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精英”身份，这也可以看成是传统电视媒体为了提升收视率而采取的“精英”与“民粹”的折衷策略。一方面，民生新闻中出现的人物不再全是知识精英的化身，农民工、走夫贩卒、小偷大盗等社会底层或负面人物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成为了被知识精英控制和驾驭的对象，在形式上打破“精英”的符号；另一方面，民生新闻的叙事视角也不再以知识精英为主，比如地方电视新闻甚至关注消防员摘下马蜂窝、小猫被困涵洞这类“琐事”，不仅在内容上弱化“精英式”追求，而且将传播者本身也归入平民阶层，与平民拉家常。这种折衷方式付出的代价是降低了影像的知识精英和政治权威身份。 

　　网络影像的民粹性倾向。与传统媒体相对应，网络呈现出三种特质“：嗜血、抗权和援弱。”②网络新闻以民众的视角、思想和表达方式为基础，以民间大 V、意见领袖为引导力量，信息更加多元化，出现全民狂欢的媒介景观。从媒介效果上来看，这三种特质更倾向于以影像为表达工具，网络影像的视觉刺激性、“浅阅读”习性，以及对敏感意见的隐晦性，使其比文字更具传播力。网络影像将意见的触角伸向“抗权”和“援弱”两个极端，并对其进行政治化叙事。泛化的“抗权”与“援弱”将网络影像拖入非理性的泥潭，对社会阶层和政治群体进行标签化处理，在连续的影像中寻找符合标签意义的瞬间，在广角的影像中寻找符合标签意义的细节。这正是民粹主义的行为倾向。“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思潮或运动，它不相信代言人和代议制，具有反制度、反精英、反权威等特点。”③网络影像中的“民粹性”对精英阶层的权力消解表现在“挑衅官方媒体的‘精英’身份”和“抵斥官方影像中的‘精英’形象”两个方面，前者弱化了官方媒体在时事解读中的权威性，后者破坏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公共话语权力。 

二、政治图景中的多维景观呈现

（一）历史景观中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政治话语抑或学术话语，意识形态这个词都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的作者巴拉达特认为，任何社会中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均是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对共同敌人的想象，以及对政治本质的诠释。近代和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存在显著的视觉象征物，统治者也更善于利用视觉象征物来对其理论或政策进行阐释。一方面，这有赖于摄像和复制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生活习惯的快节奏进化，人们对影像的依赖程度更大。从巴拉达特的观点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包含了民族主义、自由民主政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法西斯主义、女性主义等方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均有相应的视觉象征物对其进行阐释、说明或鼓励。比如，二战期间作为领袖人物，希特勒的标志性造型（夸张的边分头和独特的上唇胡须）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纳粹宣传家戈培尔更是将这一形象不断地引入新闻读物版面，引发当时德国民众的狂热崇拜。但在二战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给世界造成严重后果，希特勒图像被“恶魔化”处理，人们看到其图片，便开始了对法西斯意识形态的邪恶化构想，处理后的希特勒图像承载了人们对法西斯主义邪恶想象的集体记忆。

（二）自然景观中的“政治暗喻”

　　人们总是把具有某种特征的自然物形象与人的意识联系起来，赋予自然物人格象征，确立人与自然物在意识上的某种关系，给自然物赋予审美价值。从政治哲学的观点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审美，其一是理想主义，人们从自然物的视觉外形中发掘出某种精神，并与自己的理想世界相映衬，比如白杨的挺拔身影，代表着坚韧、正直，梅花的雪中独傲代表着高洁独立的人格。自然物形象的理想主义“感物咏志”往往与世俗的政治理念进行斗争；其二是实用主义，自然物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期待与愿景是一致的，自然物成为某种意志的视觉象征物，在民间剪画、年画中特别典型，比如“鱼”与年年有余，“龟”与延 益寿，“桃”与寿比南山，人们希望通过这些视觉消费来实现自己的某种愿望，是“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的隐晦表达。摄影技术出现以后，政治暗喻顺理成章地被移植到现代图片中来，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兴起之后，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权不仅仅集中于公权力手中，因此对自然景观的政治阐释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多元化中存在最明显的两个分歧，即官方话语的“无神化”与民间话语的“有神化”，后者是前者的虚构与延伸，将自然景观想象成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借用政治美学意义上的概念参与政治暗喻。比如，2014 年 12 月 23日傍晚，北京上空出现了一朵奇异云彩，云彩在夕阳映衬下极似一只展开双翅翱翔的火凤凰，引起全民围观，官方媒体也为此发声。人民网的报道如下：“据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央视新闻’消息，昨天傍晚，北京西部天空呈现奇异而美丽的晚霞：连绵白云和落日余晖的印染下，一只作展翅奋翼状的‘火凤凰’遨游天际，壮丽华美。”④全文只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描述，执行“无神化”原则。但在互联网中，民间却开始了意识形态构想，将其看成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象征和美好预兆，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前景进行了乐观且积极表达，并利用“火凤凰”的古老传说暗喻“祥和与幸福”的到来，从自然景观中描绘了美好的现实图景。  

（三）社会景观中的“政治争辩”

　　从古代的水墨画到现代的数码影像，任何社会形态都试图通过影像来描绘理想的政治图景。比如，20世纪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撕裂了全球版图，两个阵营的影像描绘也紧贴己方的社会现实。苏联的宣传图以领袖、工农兵等人物为核心，以工农业生产为背景，代表着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美国的宣传图则以自由女神、娱乐业、麦当劳标志、现代工业为背景，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精神和享乐主义理念，以至于后来麦当劳的大型“M”成了美国式民主生活的“图腾”，在1990 年麦当劳进入中国开设第一家餐厅时还引起了政治争议。由此来看，政治图景是被提炼出的具有符号价值的社会景观。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中，官方描绘的社会景观与民间描绘的社会景观总是处于二元对立关系，围绕政治话题展开争辩，前者致力于整合社会资源、宣传主流价值（官方话语），后者则从社会经验出发进行现实主义叙事（民间话语）。在新闻平台和信息资源匮乏的年代，宣传画可以看成是官方话语中的时政新闻，宣传画的更替性较快，与新闻的时效性对应，让民众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营造一段时期的社会话题，并在社会功能上实现了时政新闻宣传政策、预测发展和提升凝聚力的功能。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随着电视的普及，社会景观和政治图景开始从宣传画向电视转移。1997 年香港回归、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及数次“神舟”飞天，都是以电视为载体进行传播的，通过壮丽、宏大的场景来建构大国形象，这仍然是影像在官方话语中的实践。2002 年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和 2010 年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看成是民间话语介入社会景观和政治图景的重要契机，使民间描绘的社会景观与官方描绘的社会景观形成对立统一关系。民间话语一方面参与官方影像的“二次传播”，对其进行解读或评论；另一方面则自觉地关注身边的社会景观，进行影像制作和传播，延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争辩。2015 年 6 月 7 日，微信公众号“亮点资讯”发布了《大跃进时期的图片，只看不评》，将当年的报纸图片、宣传画、漫画等进行了整理，这就是一次典型的社交媒体对官方影像的“二次传播”，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政治环境中重读这些图片，无疑是在无声地表达某种情绪。相比泛政治化图景，民间话语自我体验的社会景观是另外一番模样，出现频率最高的不是建构的政治愿景，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如犯罪、乡村污染等。

三、以政治人物为核心的图景解读

（一）“行为政治”的影像监督

　　行为政治是指人们在开展某一活动、采取某一措施的过程和细节中所蕴含的政治符号意义。任何与人物有关的影像新闻都可以影射出行为政治的含义，站姿、握手、出场顺序都能代表行为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影像的行为政治效果是作为影像内容的“人”（主人公）与作为影像传播的“人”（拍摄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主人公的行为选择有可能是刻意为之，有意识、有策划地展示出自我态度，也有可能是不经意流露出的客观本能；另一方面，主人公的行为又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拍摄者有权利主观地进行“断章取义”，选择其中的一帧画面或一段画面，而这个片段有可能恰恰是符合拍摄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因此，行为政治影像是行为者和拍摄者互为主体的表达方式，融合了主观性和客观性两种属性。行为政治在影像中的深度解读一般以对官方群体的监督为目的，这种公众围观下的“全民监督”进一步刺激了“反叛情绪”的高涨，给政府的网络表达带来了信任危机。社交媒体兴起以来，网民时常在微博中看到“公交车上见到某某市长”“上班路上看到某某领导骑自行车”的图片，以“有图有真相”的逻辑来证明真实性。很明显，这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建构，用以展示领导的朴素与亲民。但在今天的网络氛围中，这些影像并不能实现“有图有真相”的证据功能，而被广泛质疑为“作秀”，即指出行为政治的主观性。在互联网中也存在纯粹的行为政治影像，而这些往往在内容上具有政治解构功能，其中大部分是公民记者抓拍到的某些特写镜头，比如下属给领导打伞、背领导淌过积水等。这些行为看起来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但带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隐喻了官尊民卑的价值取向，是封建等级思想的现代写照。影像的客观性使其具有证据性功能，当事人无法对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辩驳。

（二）“表情政治”的影像揣摩

　　表情政治是基于非语言符号在政治领域中产生的传播效用。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即使面无表情，也会在镜头下被解读出不同的意义。

　　第一，“察言观色”是受众的基本媒介素养，试图从政治人物的表情中读懂官方态度。在传统媒体中，我国政治人物总是以不拘言笑的表情出现，它象征着官方话语权力的严肃性，这是“君子无戏言”价值伦理在当今政治传播中的显现。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拘言笑限制了受众对表情的解读，是阻拦受众解读信息的一种应对措施，因此对受众的洞察力要求更高。

　　第二，“神情表演”是影像中“主人公”的道德要求。在任何社会，政治人物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化身，他们的表情在公共事务中代表着官方态度，因此，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在特定场合必须以相应的表情出现，使其符合政治话语的特征。比如，国家领导人出现在灾难事件现场时，这个人物本身就具有符号意义，他代表来自国家层面的积极因素，不仅是安全感，还有“我们在一起”的心理暗示。在互联网时代，拍摄和传播的便捷化使“神情表演”常态化，因为镜头的无处不在，“表演”稍有放松就有可能被镜头捕捉，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灾难现场不合时宜的微笑即是典型案例。 

四、影像传播中的政治话语冲突与图景共建

（一）影像冲突：两种政治话语的对峙

　　影像具备通过人物、图腾等符号来暗示政治权威的能力，如徽标、建筑物、制服、站岗的武警等，它们以建构性的政治话语方式形成权力的正面形象。然而，在互联网环境中，正面形象很容易遭遇多元化受众的解构，互联网的解构性政治话语与影像传播的初衷渐行渐远，并构成了冲突性的话语格局。比如，网络中发布的政府大楼群图，从图片中可以看到，雄伟大楼有一股庄严、肃穆之势，并给人以“强大”之感。电视图像或报纸图片中的政府大楼作为一种文本，不仅阐释建筑物形象，还承载了文化、政治的想象意义。这种权威建构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言之“神话”，借助图像的多义性来混淆其能指和所指，“在最终意义附近，总有各种虚象的光环，而其他的意义是浮动的。”⑤就影像文本而言，影像内容的真实性背后隐藏着传播者的本能和企图，在罗兰•巴特眼里，这种真实性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真实”，这些简单的事实构成隐匿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价值判断和道德诉求。神话在一个已存在的符号链上再次形成符号意义，形成“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政府大楼远非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那么简单，而是对政府权威的符号暗喻，是精英阶层和权力阶层管理社会的指挥中心，是社会体系得以均衡发展和正常运转的核心地带。

　　然而，在互联网的民间话语中，“神话”开始消失，政府大楼的宏伟气派往往对应着民居、校舍，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强化“官民对立”的两种话语，描绘出冲突性的社会图景。作为“神话”的符号暗喻被简化为花费巨资的楼体，务实的民间话语使其从神圣的权力符号中走出来，遗留豪华的物理属性，由威严的“官府”回到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的真实空间，各种虚象的光环顿然消失。网络影像正在构建民间话语空间，并以影像的“多义性”来实现“大众的反叛”，⑥与官方话语相对应。“官方话语由于社会角色的确定性、权力的垄断性，而在社会话语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受限于权力关系的结构化、稳定化的一元话语模式。”⑦与之对应，民间话语却以消极、负向建构为主要内容，并以此来强调自身与官方话语不同的生成机制，因此同样的影像总能生产出不同的意义。

（二）图景共建“：娱乐”与“庄重”的形象折衷

　　政治人物的“漫画化”。漫画与摄制影像的客观纪实形成强烈对比，将阶层概念化，将人物脸谱化，以幽默、夸张的修辞方式来表达意见。由于新闻漫画幽默、讽刺的特性，因此我国对于政治人物，特别是在国家领导人的漫画尝试方面一直谨小慎微。2013 年 10 月出现的动漫视频《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人物漫画正式走向大众视野的分水岭，视频中，五位国家领导人均以卡通造型登场，四天内，中文版视频点击率超 200 万次。自此我国政治人物的漫画形象发表步入了健康轨道，以幽默的形式来建构社会的和谐关系与凝聚力, 甚至阐释政治人物的思想。如漫画肖像中，邓小平怀里搂着一对黑猫和白猫，象征着邓小平“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念；习近平右手握着鸟笼，鸟笼中放着一个公章，象征着习近平“将权力关进笼子”的理念。政治人物漫画的公开发表，意味着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政治理念的成熟和政治文明的自信。

　　政治影像与娱乐话题的契合。在我国媒体的传统风格中，政治影像以严肃和严谨为特征。这是因为传统媒体代表的是官方，是一种集体行为，每一张图片的角度、景别、色彩等都会被受众解读。而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中，传播以“个人”为主体，不代表官方语言，因此在话题中也轻松了许多。娱乐话题不仅改善了政治氛围，而且使政治人物看起来更加亲民，更像“普通人”，从而建构起政治人物与民众相等的一种身份认同。

　　总之，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影像契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表达。相较于文字，影像具有明显的权力基因，它的隐晦性规避了政治的敏感性风险，比如规避了“敏感词汇”的干扰，特别是当代媒介环境中，互联网的影像传播同时为官方和民间提供了意见表达通道；影像的直观性为受众提供了刺激性视觉感官，提升了政治表达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历史景观、自然景观和当代社会景观共同生存于政治图景之中，并产生具有时代性的政治意义，其中，不同时代的政治人物的外部形象是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同时存在于传统媒体（制度化）与社交媒体（非制度化）这两种相悖的话语体系之中，产生出一定的冲突性，因此，在影像传播的政治图景建构中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话语融合。 

参考文献

①[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文良文化译：《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0-131 页。

②彭华新：《论当代媒介环境中的“城管之殇”》，《现代传播》，2014 年第 1 期。 

③陈龙、陈伟球：《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的政治潜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④人民网：《多图：北京天空出现“火凤凰”晚霞》。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4/1224/c1008-26269352.html。 

⑤[法]罗兰•巴特著，许蔷蔷、许绮玲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2 页。 

⑥[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 页。 

⑦奚冬梅、隋学深：《网络热点事件的民间话语模式构建》，《青年研究》2014 年第 4 期。 

作者简介：彭华新，男，湖南汨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现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原刊于《当代传播》2016年第1期。

                                                                                 内容编辑：田央央                                                                              美       编：于淑婧                                                                                    校       对：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