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专题 | 第四分论坛：新媒体技术视野中的政治传播
导语：2019年5月11日，“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新国际交流中心隆重召开。论坛设置有六个分论坛。第四分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何晶主任主持，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胡键主任和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继东研究员评议。
胡键主任评议
李继东研究员评议
马得勇
中美贸易战中的媒体框架及其政治后果
始于2018年的中美经贸摩擦是国内舆论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内媒体对这一议题的报道和评论会带来何种政治后果？本文通过实验和统计的方法对中美经贸摩擦中的不同媒体框架及其政治后果进行了实证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首先，采集自现实生活中的三种媒体框架都既能削弱受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也能激发其对贸易战的强硬态度，还能提升其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其次，不同媒体框架产生的框架效应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显示民众在复杂议题上的认知能力有限。最后，年轻、教育程度低、威权人格高的非精英群体更容易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而精英群体的政治态度则更为稳定。据此，本文认为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上，目前官方的舆论管控策略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管控策略可能造成官方媒体公信力的流失，被激发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对中国外交关系和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作者：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丁云亮
社交媒体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竞争及其风险防范
国家意识形态是维系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对于聚合精神信仰、形成价值共识和维持社会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社交媒体时代，受制于技术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双重影响，国家意识形态面临观念重组和话语转型，并通过公共性意蕴、象征性交换及具身性认知等不同层面的话语生产—理解模式，形成繁复驳杂的竞争性图景。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逻辑和权力属性，意味着其话语传播存有潜在的安全风险，政策话语引领、媒介话语融合和国家话语规制，是话语安全的可能的防范举措。
（作者：丁云亮，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谢进川
网络新媒体下的政治传播效力提升分析
从发生源来看，政治传播存在两种实践形态，并表现为明显的差异。中国政治传播需要契合网络新媒体的发展逻辑，把握好有效的建设着力点，以适应新时代国家对政治传播效力提升的需求。
（作者：谢进川，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张桂芳
网络公共舆论：环境变迁与路径选择
媒介技术、政府监管、商业力量之间的互动形塑了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使网络公共舆论在不同的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媒介技术的发展赋于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个体发声的机会，但从网络审查、网络法规到各种行政治理手段，政府对网络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商业力量则基于趋利避害的原则选择远离政治的同时挟裹着数量庞大网民进入自媒体的逐利时代。近两年的网络公共舆论状况表明，指向公权力的监督变得稀少，社会性事件经由媒介发酵引发公共舆论的机会增多；而在网络公共舆论热点中，观点与事实的关系、公共讨论的方式对舆论进程及结局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信息与舆论更复杂、媒体信任度却不断降低的当下，如果能通过事实信息的改变在相对开放的社会性议题领域释放公共舆论的潜能，对改变整个舆论环境都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作者：张桂芳，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
吴江
个人特征、知识渠道与技术思维：一个实证分析
在大数据技术不断被应用于国家治理领域的同时，对技术的使用主体——身居公共部门的治理者本身的分析亦变得更加重要了。人们有理由追问治理者能否对大数据的特征和功能形成较为科学合理的看法。以某省公务员为受访群体的问卷调查显示，相较于大数据的抽象特征（数学性、可量化性和技术性），受访者更关注与现实关联更多的显性特征（实时性、关联性、精细化、获取便利）；相较于将大数据用于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和监控任务，受访者更乐于让其在辅助决策和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作用；知识获取渠道、年龄、学历、职级等个人属性亦会影响受访者对大数据特点和功能的看法。这些信息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对公共部门的大数据应用进行引导。
（作者吴江，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