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书目 | 小野寺史郎. 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
日本琦玉大学教养学部准教授小野寺史郎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写就《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一书，围绕近代中国象征国家的国旗、国歌及应用国旗国歌的国家纪念日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推送的是同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日本学者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科丸田孝志教授的书评，作者为我们认真梳理了此书的写作视角、基本观点和内容架构等，并对该书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意见，拓展了研究思路。丸田教授评价，此书“起到了从整体上进一步深化‘象征研究’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五色旗
清末，国家之间的交换仪式及军队仪式率先引进了国旗与国歌，新政期间二者开始普及，逐渐广泛应用于新引进的各种仪式场合及日常生活。革命派由于没有统一国旗，辛亥革命期间曾使用过众多样式各异的“国旗”。经立宪派与革命派协调，革命派放弃“排满”主张，由此建立的民国构建了标榜“共和”与“文明”的象征体系，即采纳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继清末追悼仪式设立的国庆日此时也终于得以确定下来。然而，政府依靠象征进行民众动员的意识仍然极为淡薄，民间知识分子与社会团体在此方面则扮演了主要角色。商会和学生团体在反复辟运动中将五色旗作为“共和”的象征，在群众运动中又将其作为“爱国”的象征加以应用。同时，因五色旗在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直至北伐前夜，国民党支持者仍沿用五色旗。相对国旗而言，国歌问题则围绕是否引进西洋音乐元素、采纳通俗歌词以及唤醒民族主义等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成功地将其塑造为“民族象征”，并通过北伐，按照党国体制原则统一了象征。相对于北洋政府将代表民意的制度作为其合法性依据，训政期间的国民党只能将代表前卫政党的革命性作为其合法性依据，因而国民党试图将自身的革命历史寄托于某些象征，并积极广泛地向国民进行宣传。纪念日体系，正是国民党对自身历史的重新建构。在贯彻阳历普及政策基础上，国民党进而谋求纪念日体系的序列化及单一组织化。此外，为了给象征披上神圣的外衣，当局还制定相关规定，开展了规范日常生活的党员教育和群众动员。
△孙中山与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始终将共和制的美国和法国作为民族象征效仿的对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注重把近代以前的共同体象征与集团归属感融入民族象征中加以利用，与诉诸情感相比，他们更倾向于理论性说教。该倾向源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境。无论是继承清朝版图标榜“五族共和”的民国初期，还是采取劳资协调与“安内攘外”路线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不可能过分依赖排除特定阶级或民族之“敌”维系国民凝聚力。 由于每次爆发革命都会变更象征，因此大多数象征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证明革命合法性的不是“忘却起源”，而是需要更多地讲述其起源。即便如此，国家与政党仍然不能完全独占对象征的解释权，也不能完全禁止它在商业上的应用。同时，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象征的操作上彻底贯彻民国初年确立的追求现代“文明”的方针，这种处理方式与选择性地利用民俗及大众文化的共产党政权相比，显然缺乏灵活性。 围绕近现代中国某些特定象征的问题，以孙中山和毛泽东研究为代表的专著已经问世，而本书以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代政权的民族象征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长期演进背景中进行定位，因而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比拟的优势。本书充分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采取扎实的实证方法，对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象征的形成、继承与转换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且，本书并不满足于容易联想到的革命运动和群众动员中象征使用的问题，还将近年来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讨论中心的各课题作为分析的视角，如清末立宪改革及民国对此的继承、为争取国际社会中的主权而进行的内政外交方面的尝试、党国体制的建立以及近代都市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等。因此，本书呈现出一种从整体上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架构。
△南京国民政府大门
此外，本书还吸收西洋史和日本史中有关象征研究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的成果，并对同时代国际社会背景进行考察，从而清晰地揭示了近代中国象征的诸多特点。在此意义上，本书起到了从整体上进一步深化“象征研究”的重要作用。下面笔者谨就此问题和一些相关疑问以及今后的课题，提出几点意见。 作者指出，关于民族主义言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一种倾向，即比起诉诸情感，更加热衷于理论上的说教。作者还指出，不能指明谁是敌人的“民族主义言论缺乏魄力与魅力”（第327页），进而在政治动员中产生消极影响。然而，知识分子这种“重视理性的倾向”，在近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背景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诚然，在为党国体制做辩护时，这种“理性”成为将党派利益强加于人的教条式“借口”，但是在促使民众明确共和的价值、为过渡到宪政体制提供理论依据等方面，这种“理性”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
与此相关，如果中国维系国民凝聚力首先取决于对共同理念的赞同而非传统和民俗的固有性，并且中国始终追求现代“文明”，那么维系国民凝聚力的机制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在中国政治与思想背景下具有哪些独自的特征呢？希望作者能够对此进一步深入阐述。例如，一般认为，维系国民凝聚力的机制中，法国模式不以成员资格的自然性为前提，其资格是后天获得的，因此它倾向于有意识地对同化人群进行“共识凝聚”。是否可以认为，当重视社会整体和谐而忽视个体自立及内心自由，并且认为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可以实现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规范与上述法国式理念相重叠时，政权要求支配、控制公众精神世界的压力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当然，国民政府并不具备在社会上行使这种强制力的统治能力。但是在积极倡导传统与民俗的共产党政权统治下，该种理念与传统伦理规范在向社会渗透过程中，是否同样会形成某种定式，即不断要求公众进行“触及灵魂的革命”，并抱着“提高文明程度的历史使命”意识对待传统族群？
△影响最广的民国国歌——三民主义歌（1930年始）
如果对该时期重新构建传统仪式与象征的过程进行简单回顾就会看到，清末新政时期，孔子祭祀被改为明代的仲春和仲秋的上丁日，民国北京政府将这一传统仪式继承下来。而清代的武庙祭祀也被北京政府重新诠释，改为国家追悼仪式——关岳庙祭祀。除此之外，还有孔子诞辰、春节、清明植树节等农历节日，这些节日共同构成了北京政府独特的节假日体系。而且，在“五族共和”理念下，黄帝的象征意义有了新的发展，关于儒教国教化的讨论亦方兴未艾。即便这些重新构建的传统中包括了所谓的“空洞的”“被创造的传统”，作者对北京政府的评价——以追求“文明”的理念为基础，既未积极构建新的象征，也未利用象征动员民众等等——仍需要考虑上述情况进行重新审视。此后，“满洲国”及在华北日本占领区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根据日本统治的需要，恢复了北京政府的上述仪式。尽管本书中曾提到国民政府的孔子诞辰纪念日仪式，但是国民政府对传统仪式的重新构建，不仅局限于这一点。自193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开始构建清明的黄帝祭祀、立春的农民节等农历节气的仪式，其中黄帝象征被共产党继承。此外，国民政府偶尔会向农历习俗妥协，准许公务员歇业放假，这种在强调原则的同时灵活处理的情况，很多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有关各政权依托传统与民俗，通过民族主义的象征化弥补其统治正统性或合法性的问题，尚待更加深入的探讨。
△人文初祖黄帝像
中国历代王朝凭借多重思想纽带维系国家统一——中华天命思想、对周边各民族宗教或政治上的权威等，统治着帝国疆域，而民国成立后政府试图依据民族国家原则将帝国疆域全部继承下来。对于这一矛盾，作者特别围绕“五族共和”与“五色旗”问题进行了探讨，然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民族问题，作者却并未论及。此外，由于对广阔疆域的粗放式统治，在近代化过程中地方权力的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上述近代中国社会与政治条件下，围绕统一的象征以及权力的正统性或合法性，中央与地方政权关系的维系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困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在论述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旗等问题时，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关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外各政治势力、地方权力、与日本合作的傀儡政权等对象征的解释与操作，还需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笔者主要研究中共根据地与日本占领地情况，通过分析这些政权对于象征问题的应对方式以及社会反应，或许会发现中国维系国家统一机制的某些相关课题。
△清朝帝国疆域图
另外，中国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较大，依靠地缘关系形成的基层社会共同体约束力薄弱，与此同时，却依据不同情况发展出各种策略性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国社会的这一特征,与象征的操作、利用象征进行动员以及维系国民凝聚力的各项政策之间有何关联？如果参照本书的结论部分，或许可以认为，成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与其说是利用这些社会特征作为动员的力量，不如说是惧怕这种能量的失控，因而在象征的操作上更侧重于正规化与制度化。在中共根据地的追悼会组织以及土地改革的群众动员中，中共采取了顺应上述社会特征及人性特点建立自身威信的动员方法。笔者曾对此进行过研究。由于中共的方针是优先通过革命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并非维持秩序，因而在应对方式上产生了上述差异。总之，政权试图通过破坏或利用民俗、习惯、社会关系渗透民族主义，而社会在演进过程中，经常对象征和仪式进行各种各样的重新建构。笔者希望通过剖析近现代中国，能够清晰地揭示出上述政权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演进过程。中国拥有与西欧和日本不同的社会特征，有意识地推动对于不同类型社会中象征问题的研究，将使围绕象征与国民凝聚力以及民族主义关系的讨论变得更为全面客观。 关于同时期其他国家象征问题的研究，在此亦赘言几句。一般认为共产国际与苏维埃的象征体系，对国民党的象征体系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以党和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及其纪念日、不同职能的纪念日体系、烈士追悼仪式、党员教育组织化等。但实际上仍有许多尚待研究的课题。例如，“新生活运动”中，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原则，在象征操作中是如何应用的？再如，探究黄帝形象与明治天皇形象的关系，考察留日学生及有留日经验的人对于近代日本的象征操作、仪式是如何认识、如何参照的，同样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课题。 本书没有触及历书问题。清末既有人讨论“历书上的革命”，民国初年这一问题开始取得进展，此后又经过数年酝酿，历书形式才得以确定下来。从各政权历书的不同特点中，同样可以窥见近代中国探索与建构政权合法性原则的过程。 以上书评中，提出了很多超出本书研究范围及作者写作意图甚至根本无法实现的期望与要求，还请作者海涵。希望本书能够拥有众多非中国史专业的读者，借此可以进一步推动全球视野下的研究探讨。
原书作者小野寺史郎，琦玉大学教养学部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