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个假主席？——体育都不能市场化，敢问哪还可以？

2月23日，姚明“姚”身一变，当上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

2月28日，姚明当了个假主席，未烧三把火先当头挨一棒。

剧情，反转着实太快。

事实上，作为体验经济的体育产业，尤其是职业体育项目，本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原因一方面在于，改革顾虑少，既不像文化产业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也不会像军工产业关系到国家安全，更不会像医疗、教育影响到社稷民生。

另一方面能够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助力，据分析，要实现体育产业产值2020年3万亿2025年5万亿的目标，年化增长率将达到27%，将为未来十年中国GDP的增长每年贡献近0.6个百分点，超过绝大多数的行业，对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可谓意义重大。难怪姚明怒吼“如果体育都不能市场化，敢问哪还可以？”

在如此巨大的改革优势面前，为何中国体育改革依然难以兴利除弊？

原因之一是改革“初心”在前行中屡被异化。

先是在民族复兴、国家荣誉的话语下，比赛成绩被极度放大，体育的举国体制应运而生，有限资源堆砌到小众项目自然不负众望；随后在市场化大潮中，足球、篮球等项目走上了职业化道路，却不料不仅没有走出低谷，反倒走偏，职业化沦为了商业化；

在此情况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制度旋即出台，以行政手段管理和干预职业化发展的体育项目，改革出现大拐弯；更不消说，短期内为应对奥运会等各种大赛的“让路”。即便当下，体育改革几乎还是折衷方案，在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上搞平衡。于是，中国体育改革就在兜兜转转、反反复复中忘记了出发的目的。

原因之二是体育改革的推动力难以对接与融合。

从当下各种方案、规划来看，高层积极推动体育改革的决心显见；活跃在体育第一现场的基层如姚明等人，也有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的动力，然而，两种力量却难以形成合力。

一方面是两者目标不同，前者的目标更宏大，涉及民族复兴、中国梦等各方面，后者的目标更具体——俱乐部从不亏损到盈利，甚至有关方面在潜意识里对自下而上的改革不甚包容，把民间资本视作洪水猛兽，以为改革会被此绑架；

另一方面是被绕不开的产权悖论困扰，始终将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监督权混为一谈，甚至把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财政奖励、商业价值都归到自己账下，也正因为此，诸如泳管中心等屡屡爆出因商业代言等与运动员发生矛盾。

以CBA联赛为例，其产权归国有，是姓公的，而姚明牵头的中职篮公司是私人产权，是姓私的，如果私人公司运营国有产权，在篮协以及很多部门眼中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为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最稳妥的办法是把CBA联赛装进由篮协主导的公司中去。

原因之三是“自我革命”往往不彻底。

中国体育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放权，放权意味着否定自己，不仅放掉手中的权力、现实的利益，还放掉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很容易在上层改革“踩油门”，中层“挂空挡”，让改革空转。

在体育改革中表露的种种问题其实也折射出中国改革的特征与困境。

一是改革“进二退一”，如国企改革从以市场化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转向加强党委领导、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企改革进入进二退一的夯实底部阶段。明明里子里放不下的是行政垄断的好处，面子上非得强调姓公姓私，动不动扣上国家利益的大帽子，把本就不容易的改革之水搅得更浑。

二是思路不清晰，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中循环。金融改革从去年的全面闯关到如今的全面收敛，起初改革秉持终极思维，出了问题又慌乱不堪，在大起大落中不断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是本是不改不行的倒逼式改革，却又对顶层设计极其依赖与鼓吹。四是重“有形之手”，轻“无形之手”，政策经济翻云覆雨。

如产业园区政府以公司形式入股，占大股东，决策政府定，事务政府管，导致产业园在经济转型中动作缓慢。与这些改革相比，而体育改革通过放权就能实现，算是一块不太难啃的“骨头”，改革本应最无顾忌，从这意义上来说，体育改革几乎是检验中国改革真假的试金石，如果体育改革都不能到位，那么中国改革的未来将一片惨淡。

而实现体育改革的现实路径就是依靠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行政体制改革“放管服”。

一是简政放权，真正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恰如市场成就了梅西、C罗、詹姆斯一样，市场的真金白银会选择最出有潜力的运动员。打破行政垄断格局，让协会归协会，市场的归市场，个人的归个人，明确划定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权责边界，有利益的地方，都放给社会去做，不设“玻璃门”，秉持政府的公益属性。

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制定体育产业科学合理的长期发展目标，借鉴美欧澳日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发挥好政府的监管作用，进一步缩小权力寻租空间，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普及的体育公共服务。体育的根本在大众，在发展体育公益事业上多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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