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谈谈收入分配了——中国面临七大难题
收入分配问题已不容回避，但收入分配改革却是个普世难题。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虽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尖锐，却最为复杂——对此，以“提低”、“控高”、“扩中”作为破解收入分配难题的突破口从社会理论角度确实是方向，但中国悬念在于，一旦直接做了，不仅存在着活力被遏制的问题，更要紧的是方向也会有失偏颇。
归根结蒂，是因为中国收入分配的前提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不一样，其面临七大独特的基本问题：
城乡两元。
城乡贫富差距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的国家，除了中国，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有着自由迁徙权和择业权的国家，市场竞争和调节机制具有自动缩小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差距的作用。而中国的城乡两元矛盾之所以如此突出，不仅与过去30年的先富政策有关，更源自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比如，户籍不仅是政府管理人口的手段，更是不同物质和服务享受权利的凭证，因此本身是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隔断”；
又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被虚化，以致在征地运动中成为利益被高度蚕食的一方。
总之，这两大因素基本上将城乡两元矛盾的大部分原因制度化了，并且加剧了“农N代”的贫困代际遗传。
二
国与民的收入比例。
“十二五”初年（2011年）比“十一五”初年（2006年），国民总收入增长2.18倍，财政收入增长2.68倍，而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1.85倍和1.95倍。
这样的数量变化显然难以实现“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而国与民在财富分配上的严重失衡，又是政府主导、举国体制、市场化行至半道等的综合结果。
三
劳动分配与财产分配。
劳动就业制度的不平等，将农民工长期排斥在体制外，从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体制外”劳动者各种权益受到损害，直接造成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并成为导致劳动报酬长期偏低的制度性缺陷。而财政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与税收政策的调节乏力，也使财富分配的矫正机制弱化。
四
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导致非国民待遇。
高收入行业大多具有垄断性质，垄断是我国行业工资差距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行业门类平均工资统计的差距将近5倍，行业大类差距则超过12倍，如果是全部收入会更大。
垄断性行业的高额利润，要么来自其所占有的稀缺资源所产生的收益，要么来自垄断性价格产生的收益，而不是正常的经营性收益。企业“截留”了过多利润，没有将其纳入公共预算，非但造成公共资源的流失，也造成大量“灰色收入”和腐败现象，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五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导致严重的寻租现象。
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在随机而遇的改革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浑水摸鱼，通过权力寻租，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链条，从而累积了巨额的“灰色收入”。
围绕行政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成为造成当下中国收入分配扭曲的主要原因和表现。
六
两次分配的程度与方针。
调节初次分配的反垄断制度，劳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制度，调节再分配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度、房产税制度以及遗产税制度等，都是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组成部分，却尚未落到实处。
如个人所得税长期采用分类计征方法，将企业工会主席纳入领导班子成员，垄断行业将垄断收益用于自身分配，对财产持有和转移不予调节等，这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都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七
面对企业，政府是越俎代庖、确定某某线，还是前提性调控国有企事业单位与民本经济的关系。
前者如“限高”、“提低”等举措，看似有理，实则难以奏效。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市场上，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必然扩大弱势群体失业率；而在供不应求的高端人才市场上，若限制最高工资标准，也将导致实际工资收入被拆分成多种支付形式，通过延期支付、非货币收入等多元化形式暗度陈仓，导致当期个人所得税的流失等。总之，这些政府划道线的做法过于计划思维，会更加扰乱市场运行。
以上七大中国式的非典问题表明，中国收入分配难题的症结更多地在于公正性问题，而非简单压缩差距可以化解。而公正性的背后，关键是结构性问题，换言之，差距是果、结构是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非单方面原因所致，它源于民生、源于经济，却又远远超出经济层面，与社会、政治问题纠结交错在一起、互为影响。
☑ 它既有短期政策失调引发的症候，更有长期的历史性的因素；
☑ 既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失衡的结果，也是政治经济结构不匹配所致；
☑ 既与GDP主义的政府发展理念有关，也与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关，还与市场经济转型尚未彻底到位有关。
中国收入分配症候的复杂性、非典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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