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从南到北，政治从北到南——东北怎么搞得好？
前言
东北的起落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发展大格局的更迭变换，“东北是中国历史的后院”深刻地道出了东北的宿命。破解东北难题，振兴东北只能从根上着手。
辽宁省财政数据造假惊动全国，其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累计虚增财政收入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虚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虚增比例高达23%。拧干水分，2016年东三省的经济数据结果是：
GDP总量
增速
排名
黑龙江
14886.23亿元
6.1%
29
吉林
15386.09亿元
6.9%
25
辽宁
22037.88亿元
-2.5%
14
东北经济陷入疲软这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了。从《华尔街日报》到《经济学人》，再到英国的《金融时报》，外媒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关于中国东北经济萎靡的观察评论文章，为远在千里之外的黑土地操碎了心。
曾经的“共和国长子”如今步履蹒跚，东北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为什么一次振兴无济于事，还要二次、三次振兴来“补救”？
遥想当年，作为老工业基地、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东北曾经创造了令人艳羡的辉煌，是全国经济的龙头，一度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骄傲。以沈阳、哈尔滨为中心的机床、电机生产基地，以抚顺、阜新、大庆为代表的能源和矿产基地，国内高水平的军事工业和教育基地，我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构成了1949年后东北工业的辉煌图景。
除了这些饱含荣光的名号，东北创造出的产值也堪称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1978年，辽宁省的经济总量为229.2亿元，位列全国第3，工业产值几乎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和资产约占全国的1/10；上世纪80年代，辽宁经济总量是广东的2倍，与江苏、山东大体相当。
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东北逐渐塌陷、落寞。这种转变被归因为，东北的产品和资源长期被平价调运甚至无偿捐助，导致东北缺乏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技术进步。
然而，历史的帐是算不清的。再进一步追溯，东北曾经的那份辉煌原本就是独享建国后国家不遗余力的政策倾斜的结果。
“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高达52个项目被部署在东北，北大荒屯垦、大庆石油大会战等，也都不是单靠东北一域之力来完成的，而是调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来支援。
如此一来，要算后面的帐就不能无视前面的帐。但不管怎么说，沿着这样算历史帐的思路，既无益于看清东北问题的实质，东北困境也无从得解。
东北经济衰退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以下五点：
产权制度和产业结构严重落后，上世纪建立的大国企充当“二政府”，陈旧的产业结构依然占主导。
2
“大政府小社会”挤压市场经济。
3
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
4
思想落后，缺乏创新。
5
东北亚“准冷战”的格局抑制了其跨国贸易。
除了第五个因素东北无力改变，似乎东北只要改变前四个因素，就可以走出低谷，甚至有人直言，“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而这样有如“万能药”似的大而化之的观点无处不在。
问题是，东北靠什么改变上述局面，拿什么思想解放？
毕竟，在市场经济涤荡中国三十余年，劳动用工早已普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员工子女接班还如奇葩般在东北的一些国企中得以保留，大庆油田试图进行员工子女接班考试改革竟遭到强烈抵制，对于这样的地方，改变简直就是奢谈。
其实，破解东北难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东北自身。这是由东北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天然地缺乏变革的内生动力。
从夏商到秦汉时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但自东汉开始，频繁的战乱以及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南方自然环境的优越性不断显现，导致人口逐步向南迁移，经济中心随之南移，至两宋时期南方终于取代北方成为经济中心。不过，由于元、明、清及北洋政府和新中国都定都在北方，因此政治中心仍留在北方。
这一区域格局使得南方和北方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南方呈现出经济驱动的特征，而北方则呈现政治驱动的特征，“北方出当官的，南方出经商的”、“北方人重官场，南方人重市场”、“南方路边多广告，北方街头多口号”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南北不同发展倾向、动力的写照。
南方以经济为中心的特征使得其变化更多地反映经济规律，经济上的风吹草动往往带来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造就了南方相对开放的经济社会系统，特别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更是助涨了南方热衷于求新求变的热情。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历次的变化和革命大都起源于南方，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南昌起义以及国共合作的“北伐运动”等，而北方则多是落于被动变革的命运。
其关键就在于北方重在政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意识淡薄，若没有政治上的变化，经济也缺乏变革的诱因和动力。而经济思想的保守落后注定了北方难以引领社会的发展变革，总体上只能处于被引领的位置，代表历史的结果。
当然，这里主要论述的是经济思想上由南至北的变化规律，并不否认政治上还存在由北至南的规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南北分裂时，通常最后是北方统一南方，这也是由北方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决定的。
总体上，自近代经济在社会中的权重上升，南方往往担当着历史变局的起点角色，而北方则是变局的“终点”，北方经济社会的变化更有赖于外部世界的碰撞、冲击。
这一特性在东北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东夷人到渤海国，直至满清以“龙兴之地”封禁东北，作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发祥地和主要活动场所，东北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几乎等同于蛮荒之地，其风云变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乃至南方的牵引。
随着勃兴于此的几大少数民族一波波向南涌去，或融入汉文明或消退，东北也一次次历经着从喧嚣到落寞的回归。直到上世纪20年代后中期，东北竟然一跃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经济繁荣，工业化水平一度超过长江流域，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列强虎视眈眈的肥肉。
从面上看，确实是张作霖实行“整军精武，励精图治”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之功，但从更深刻的历史背景来看，东北之变本质上是辛亥革命的产物。
尽管辛亥革命本身在东北惨遭失败，但辛亥革命不但颠覆了全国政治大格局，而且张作霖的奉系政权就是发迹于辛亥革命，始自南方的变局以及来自于南方的种种压力最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东北变了个模样。
至于建国初期东北在全国经济中显赫一时的地位，显然也是受惠于特定历史时段国策的眷顾。而纵观东北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东北的起落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发展大格局的更迭变换，“东北是中国历史的后院”深刻地道出了东北的宿命。
鉴此，破解东北难题，振兴东北只能从根上着手。
如今东北的衰退根本上是内部缺乏变革的动力，外部又缺少变革的诱因造成的。指望其从内部衍生出变革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唯有政治大局的变化，才能让东北经济再次“逢春”。
不过，靠政策救急经济最多只能化解燃眉之急，东北经济更深层次的变革能量并不在东北内部，而是要靠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加快推进来引爆。
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行政审批权加快下放，审批经济加快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行政的“公开、公正、公平”替代各种隐性规则，国有企业改革全面铺开等，都将带来中国涅槃式的变化，而东北在这方面无疑有更大的空间。
一旦全国的变革大局形成洪流，东北势必再次迈上转变的轨道。所以，三次振兴东北不是此前振兴计划的简单翻版，东北未来的变革其实内含着整个中国特别是由南至北的经济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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