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救经济是条老路？

几百年来，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周期性预言——“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

前有“悲观主义杀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有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再到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以及马寅初提出控制生育的“新人口论”，不论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人口问题就像一把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仅对人口增长始终惴惴不安，对人口减少甚至是人口增长减速同样心存恐慌。前者表现为实施长达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后者则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带来经济失速与拐点的忧虑。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去年增加了131万人，远远低于当初各方预期——即使最保守的预测，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超过200万。对此结果，当初嚷嚷着要给中国领导人写感谢信——“给迪斯尼送来了孩子”的迪斯尼CEO，恐怕也是始料未及吧。

对于中国人口增长不足的疑虑，国家卫计委官员做了颇有信心地表态——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到2030年峰值时期有14.5亿左右人口，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这“定心丸”吃下去，是否就踏实了呢？

寻找均衡点的生育政策

人口政策的出台与其它政策一样都有其时代背景。建国之初，囿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现实，加之担忧军事冲突尤其是核战爆发，“小米加步枪”的家底只能依靠人口基数对抗，于是在“人多力量大”的指导思想下“光荣妈妈”诞生，到1959年人口已经达6.72亿。

随着有限耕地与庞大的农业人口、有限的工业设备与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基础“捉襟见肘”与人口急剧膨胀（1979年已逼近十亿）之间的矛盾加剧，1980年“一胎化”成为“不得不”推出的政策。

而如今，在长达35年的“一胎化”政策之后，2012年人口迎来了成熟劳动人口下降、未富先老、男女比例失衡。加之，政策语境之下产生的特有的失独悲剧、“小皇帝”一代长大成人之后面临的养老等家庭压力，此外，“你违法生孩，我依法拆房”等激进执法诱发的“人权反思”也正是“一胎化”诟病所在。多重因素下，人口政策由“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转变。

如此看来，与其把全面放开二孩人口政策调整解读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和翻盘，不如说，对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中国而言，人口政策也只能是根据时势变迁不断寻找均衡点，十八大仍然保留“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或许就有“放”与“控”的考量。

为何没有迎来“婴儿潮”

且不说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婴儿潮”并未如约而至，有数据统计“单独二孩”仅带来47万新生儿，还不到预期值的四分之一。

再从国际经验来看，贴钱贴假期也没能换来人口“欣欣向荣”的案例比比皆是：譬如新加坡开出“优先购买组屋”、“育儿红花”等大礼包，还是没有逃过全球最低出生率的末位排名；在“保留职位三年，为职业女性解除后顾之忧”的德国，生育率仍然无法超越死亡率。可见，以政策作为武器来提高生育率，作用已日渐式微。

事实上，社会观念变迁，使得“想生不允许生”变成“不想生”、“不想多生”。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让生育率不可逆转地下滑：养老金、商业保险、医疗保障和养老机构让“养儿”不再是“防老”的唯一出路；观念上，代际的“情感纽带”松懈；加之，女性受教育程度、对职业生育的考量，也降低了生育愿望。

在经济因素以及教育资源等配套设施滞后的情况下，“生得起、养不起”是现实难题。据测算，一般城市与家庭生养一个孩子需要70多万元，在北京需要276万元，在上海需要247万元，在深圳需要216万元。

在只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高房价逼得年轻人不想结婚，更不要生娃了，2016年韩国生育率创下1.25的历史新低。而中国平均生育率为1.05，房价超过首尔的京沪，生育率仅在0.7上下。

经验表明，限制性政策逆转后的生育率反弹有限，要恢复到更替水平尚需时日。比如，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自1988年开始新加坡从控制生育改为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2015年新加坡的生育率只有0.8。

可以预见，人口增长放缓对中国而言是大势所趋，将经济发展的特效药锁定在“人口政策”上或许要失望了。如此看来，“二孩”放开促进人口增长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人口是把双刃剑

但对于中国如此体量的人口而言，人口却是把双刃剑。人口不仅是生产要素还是消费动力，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在很多人眼中，二孩的“钱景”就是对冲当下萎靡经济的良药。但是，以人口拉动的经济，反面就要应对“资源如何支撑的难题”。

对于中国而言，超越承载力带来过度竞争导致的社会焦虑、环境焦虑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增长奇迹得益于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依靠人口数量红利推动经济规模高增长却没能实现知识、技术、产业体系的结构性升级是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痛点所在。更何况，新经济、科技、全球化浪潮也让“人口经济”旧貌换新颜。

新经济对人的依赖减弱

有数据表明：第一产业单位GDP需要消耗三个活劳动，第二产业仅需消耗0.5个活劳动，而互联网引发的新兴产业，“自动化”、“智能化”之下所需活劳动更是少之又少，“机器换人”不是新鲜事。

加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成为“国际人”，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分工合作效应”，各国的劳动力、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为中国所用。此外，科技的颠覆性更是重塑了人的内涵，譬如，对238个负责老化的特定基因进行微调，人类寿命将延长60%；又如随着智能机器人的诞生派生出的“新兴人类”，何患无人呢？

依此观之，“人口数量”并非经济结构病灶的核心，结构调整的制胜法宝还在于如何让新经济登台。

中国经济能否从中高速重回高速发展或者延续中高速发展势头的难点不在于是依靠人口体量来延续“世界工厂”的地位，而在于要实现新老经济的迭代完成结构调整，政府在“人口质量”上作为有利于释放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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