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县经济十大难题
截至2016年，我国有21个县（县级市）GDP突破了千亿元大关，堪比地级城市。从整体分布上看，在21个千亿县中，有17个县分布在沿海地区，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江苏一省就占据了8个之多，山东紧随其后，有5个入围。浙江有3个，福建1个。
“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简言之，即是“郡县治，天下安”。从经济层面看，改革开放后，县域经济的万马奔腾也构成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区县经济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排在前列的都是别人家的，大多数都还是“灰头土脸”，即便是TOP10也面临新形势下的种种新问题：
1
审批经济退出，转为负面清单模式，如何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
国务院明确公布行政审批的目录清单，强调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可如今伴随自贸区全面铺开，负面清单的推出，实际是对原有审批经济的釜底抽薪。
以前政府有权，只要招商引资就可，现在政府向社会“简政放权”，到底怎么适应这种制度上的切换，无疑就成了各区县下一步工作调整的重心。
2
相对于区县合并、县改市等块上调整，部委间或是条与块间却很难协调，怎样调整条块功能？
相对于区县合并、县改市等块上调整，部委间或是条与块间却很难协调，怎样调整条块功能？这历来是区县面临的难题。
虽然2011年开始中央就对相关地方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如北京城区“四合二”，厦门特区扩至全市、上海黄浦与卢湾合并等，各地都以打破行政篱笆释放新的制度空间。但当前的难处在于，不仅各大诸侯、王爷间彼此难“通气”，更别提不同层面上的条块分割，以致多龙治水，各自为政。
因此，区县若要办成点事除上级诸侯点头还缺不了部委王爷的配合，条块各司其职、功能协调是关键。
3
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吃饭财政下找钱没门路，财政钱从哪里来？
区县行政机构庞大,冗员过多，又有“二政府”挂靠等隐性扩编，财政“吃紧”不足为奇。更为重要的是，1994年分税制后的“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地方在财事不匹配下只能自找钱路。
可偏偏，如今经济增长放缓、实体去产能，靠工业税收已属竭泽而渔，靠“哭穷”绑架转移支付又难登大雅之堂，“钱从哪来”已成各区县头等要事，如何激活金融资本化，发展“民本财政”还真让各区县犯难。
4
区县功能定位迷失，增长缺乏替代，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
这在中国“调结构”的当下尤为重要。且不说一哄而上的中国特色，单从长三角看，“十五”期间江浙同构系数高达0.97，“两省一市”在“十一五”产业规划的趋同率达到70%，结果导致“十二五”各区县在同构化竞争中相互“打架”。
这让各区县不得不重新功能定位以求差异化发展，但问题是，以什么来替代原先传统粗放的产业？就连所谓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光伏、风电、新能源都出现了产能过剩，找到新增长空间并实现产业分工、结构调整，对各区县显然“非一日之寒”。
5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环保两手抓，区县如何落实生产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因为当前“雾霾锁城”、“癌症肆虐”早将环保顶在了杠头上，社会已普遍意识到未来将从透支环境的黑色GDP走向兼顾生态的绿色GDP。
不仅有些城市陷于“造城运动”无法自拔，即便很多地方立下环保“生死状”，明确就是牺牲GDP也要换得将来的青山绿水，落实到具体操作却仍是困难重重。
毕竟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环保，有时两只手打起架来，往往是眼前利益当道，这也难怪各区县左右为难、不知如何下手了。
6
规划抽象提出，具体操作落实难，规划怎么不变“鬼话”？
“规划的折腾是最大的折腾”。但恰恰，每次五年规划在憧憬和兴致勃勃中隆重推出，结果却往往在利益博弈、条块分割等相互掣肘下让一个个亮点黯然失色。于是“说一套、做一套”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致规划成了“纸上画画”的摆设。
不然，为何有了“五年规划”，还要来个“三年行动计划”？既然规划存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提与干完全是两码事，那么如何“言行一致”就需要各区县事先充分预计，做好预案。
7
产业越搞越精确，却依然难以调整产业结构，到底还要不要搞产业目录？
因为在政府直接经营下，产业规划从确定主导产业到产业布局无不细致入微，有些甚至还要求找出产业内的龙头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等，以备有针对性的招商引资。某地就在产业导向上吃了大亏，当初红火的光伏产业在政府主导下迅速蔓延，未料遭遇去产能。
虽然当前某地已明确不搞产业目录，但更多地方举棋不定：搞了，怕把产业调整空间给框死，万一方向错误岂非入了死胡同？若不搞，又怕产业无序发展乱了市场。于是，究竟弄不弄产业目录就成当前摆在各区县面前的现实性问题。
8
社会矛盾激化、城市管理危机，维稳基层的社区模式到底怎样平衡发展？
这已严峻考验社会管理体系。过去基层管理，无论是单位还是街道体制都突出行政功能，自上而下地追求“命令与服从”甚至将群众作为被管理者。
但如今不仅贫富差距拉大激化阶层矛盾，互联网更放大了民众声音，也在自组织发展中越来越难收敛多元化的社会，于是将维稳融化到基层的重担落在社区建设上。
未来协调好居委会、居民理事会、社会组织等功能，实现居民自治、社区共治共享将是社区模式的核心难点。
9
开发区模式走向终结，如何对接自贸区？
曾经各地大建开发区以图靠政策倾斜、投资拉动来迅速激活市场，未料工业园区等陷入圈地运动，却在狂热中覆水难收。
如今开发区重复建设，工业园区被荒废，不仅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背道而驰，反倒成了各区县难以脱手的“烫手山芋”。去开发区化也就成了必然，只不过，伴随自贸区的改革启动，不仅开发区想借此“咸鱼翻身”，就是各区县也急不可待地对接自贸区。
但与其等着可复制、可推广对接自贸区，还不如自己先干，各地拿出自贸区精神对“负面清单”等进行实践探索，无疑就成了各区县自我改革和创新的焦点。
10
筑巢却引不来凤凰，权力下放导致盲目引资，招商模式如何版本升级？
虽然招商引资一度成为各区县造就“经济奇迹”的法宝，但外资“荷包满满”撤离，将高污染、高耗能留给当地，在招商工作外包下不加选择地引资也造成企业良莠不齐，更别提考虑地方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了。
结果，地方环境越来越差，企业“用脚投票”纷纷逃离，无怪乎当前各地就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也得谨慎选资了。但困扰地方的是该如何设定门槛优化项目结构，怎样才能吸引高质量外资，还能带动地方产业升级？
毕竟招商并非只看政策，也涉及人脉、更在乎现实的利益博弈等。招商版本的升级显然不能一蹴而就，届时各区县也只能在“各显神通”的摸索中搭平台、找门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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