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事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封“潘晓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掀起一场关于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全国大讨论。后来，这一事件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最早刊登这封来信的《中国青年》杂志，最后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观点：人生的真谛，不在“自我归宿”中；“自我”的实现，应该在振兴祖国的神圣事业里！

并引用了保尔•柯察金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赠献给八十年代探求人生意义的青年朋友们。

当时钟向后拨动了三十多年，当年参与讨论的青年人皆以过了知命之年，经历社会变化、世事变迁，对人生的意义的认识是否还一如往昔？

之后的70后、80后上有四老，下有二小，“青年人”90后陷入“中年危机”，00后、10后新世代“恰同学少年”，对人生意义另有感悟。

生命的意义与时代背景、发展阶段紧密关联，脱离时代来谈生命意义多半沦为空中楼阁。

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期，同时也是中国人物质财富大爆发的黄金期。

中国经济体量已超日赶美，中国人民生活从温饱奔到小康，“老公有奥迪、老婆有迪奥、孩子有奥利奥”，相比80年代初，物质富足、生活享受。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GDP规模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为2015年的676708亿元，增长186倍；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31195元，翻了90多倍。

从食不果腹到“天天喊减肥”，从有钱人骑自行车到普通中产都是有车一族，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在精神层面，中国人的三观在前后30年社会急剧变化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用网络语言来说，就是“三观尽毁，节操碎了一地”，在世俗社会中，信仰危机普遍存在，甚至世俗化了。

如段子云：

在欧美发达国家，最宏伟的建筑主要是教堂，因为那存放着大多数人的信仰——爱、自由、平等；

在日本，最奢华的建筑主要是学校，因为那存放着大多数人的信仰——知识、技术、进取；

在中国，最宏伟的建筑主要是政府大楼和银行，因为那多数人的信仰——金钱、权力、尊贵。

中国人跪在佛像前，祈求诸事顺遂，看似虔诚的祈祷不过是对未来的不确定。

中国的宏观目标已明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然而，具体到个体，却难以为自身的安身立命找到一个确凿的、令人释怀的理由，找到一个安放灵魂的地方，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依然困扰着我们。

毕竟规章制度只是篱笆，充其量解决的是治理问题，却无法深入到人的精神，触碰到人的灵魂，感化人的内心。

“

对这个问题，陈丹青有个颇具争议的概括，即“活下去就是中国人信仰”，说得更形象一点，就是“该吃吃，该喝喝，遇事不往心里搁；泡泡澡，看看表，舒服一秒是一秒”，换句话说，就是现实主义、实用至上。

”

在这种人生观念下，一个人毕其一生的追求就是幸福，各种各样教导人们如何过上幸福生活的“人生指南”就是这种需求下的产物。

对中产极具吸引力的极简主义与“断舍离”，也是过上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如衣橱里只有那么几件黑白灰衣服，平常穿搭也不会超过3种颜色，只不过超越了世俗观念上的幸福。

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需要为人生意义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

著名犹太精神病学和神经学专家维克多•弗兰克根据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亲身经历所著的《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而为人、生与死的差异进行了深刻的“点拨”。

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摆脱私利和物欲的束缚，超越时空、超越个人，投身到“身处于世所背负着的责任”，并将这份责任发扬光大。

”

在这种人生追求下，人未必会感到幸福，但会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意义。用弗兰克自己的话说：“如果生命有着它的意义，那么所经历的痛苦也一定是有意义的。”

对中国而言，从高大上的集体主义，到小康过日子的实用主义，再到生命意义的终极拷问，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切换无关对错。

如果说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让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异化中更多地展现了灵活性、适应性，那么，随着市场经济大格局趋向尘埃落定，这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脆弱性也已展露无遗，日益撑不起中国人的精气神。

时代变了，引领时代的精神也应同步跟进，社会性的精神“空白”只会加剧紧张躁动的情绪。

换言之，对人生终极拷问，或许是从社会学、人性学角度提出普世意义上的新观点、新思想的契机。

那么，您认为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来听听您的人生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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