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成了全球化的“绊脚石”？
导读
世界贸易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促使国家功能凸显，政府操盘来对冲世贸的后果。但任何国家又不能改变全球化的客观趋势。
本公众号12月13日发布的《她被保释、谷歌“演戏”、特蕾莎·梅危机——国家主导历史进程？ | 形势精要》一文中指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这背后，国家的功能及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被前所未有地拓展和放大。”
本文则分歧其中的内在逻辑及未来发展趋势。
01
“反全球化斗士”特朗普
2017年1月21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17年10月12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8年3月1日，特朗普宣布将对钢材进口征收25%关税，对铝进口征收10%的关税；
2018年4月16日，美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禁令（美国公司被禁止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中兴伤“芯”，中国伤“芯”！
2018年6月20日，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年10月20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当局要求逮捕中国知名一知名企业高管，美国正在寻求实施引渡程序，特朗普表态，如果对国家安全有利或者有助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将干预此事件。
这一系列事件叠加，足见特朗普去全球化不仅速度奇快而且力道强大，以致网民调侃“特朗普是一个靠炒作‘反全球化’而上台的总统，他上台后唯一做出来的行动似乎也确实是‘反全球化’”。“推特总统”变成了“反全球化斗士”。
02
全球化、逆全球化皆是形势使然
然而，特朗普也绝非“去全球化”第一人。自2013年1月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首次提及脱欧公投到2018年6月英女王批准英国脱欧法案，允许英国退出欧盟，英脱欧尽管一路遍地荆棘，双方就“国家利益”、“贸易自主权”等敏感话题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角逐，但“脱欧”的大方向并不会改变；
同时，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典范的欧盟被不断爆料，不只是英国“退群”，其他群友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增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高调独立公投，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渐成气候，经济民族主义情绪激荡，欧盟的未来也成了雾里看花。
面对逆全球化大潮，支持美国自顾主义及英脱欧的人们，终于长舒一口气，欣喜地看到英美已然走上“正轨”。
而反对英美“退缩主义”的人们，则咒骂着这个混蛋的时代与“误入歧途”的“腐国”。
学者们则忙于论争：特朗普搞“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英国脱欧，这是全球化的终结吗？
其实，放置于特定的形势才能对一种经济现象作出客观、中性的评价。
屈指一算，二战至今，人类社会已经享受了整整73年的和平光阴，期间尽管局部冲突甚至零星战争不断，但大规模杀戮从未发生，全球贸易推动着全球一体化。真的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吗？
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没有债务危机。但不幸的是，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超发货币的病灶非但从未解除，反而持续恶化。
其间纵然有洞悉危险的先知大声疾呼，但每每被淹没在梦呓的口水之中。狼没真正出现之前，没有人会去相信。
但危机还是降临了，各国为了自保，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邻为壑气氛浓厚。
鉴此，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罢，是没有道德、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它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一种客观事实。
说白了，金融危机的时势背景使得曾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出现了徘徊倒退。
但是，这种徘徊倒退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这是因为：从纵向看，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历史长河中的小插曲。仅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就有70年之久，再加上此前英国建立世界贸易秩序、主导的全球化1.0时代，全球化的历程长达二百年，眼下的逆全球化站在历史的跨度去考量，充其量是“倒春寒”式的小逆流。
从横向看，即便当下“反全球化”抬头，全球化及自由贸易也并未止步，特朗普呼吁“公平贸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欲组建不亚于欧盟的新的自贸区。逆全球化的阴霾遮挡不住全球贸易的阳光。
03
国家、政府功能权重上升
逆全球化的回流并不是为全球化画上了句号。但它却内含着国家功能的凸显。
一方面，世贸置国家于不顾，但国家无法置世贸后果于不顾。世界贸易的扩散开来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
换言之，美国主导的这轮全球化导致了一种结构性失衡的形成，即全球化赢家与全球化输家之间的对立。
在这轮全球化中，中国凭借劳动力禀赋、市场空间、区域纵深上的先天优势，一举成为世界代工厂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的产业反而被挤压成极致的两端，一端是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另一端就是农业。中间的产业层都空出来了，美国经济也随之滑坡了。
道理很简单，富士康接的是苹果的订单，实现的却是中国的GDP。美国的跨国公司每年为海外经济体实现近2万亿美元的GDP，也就相当于美国每年被抽血2万亿美元，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又卖给美国。结果是美国急速由生产型社会滑向消费型社会，其所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多地超过它所卖的，整个国家随即进入负债经营模式。
全球化把衰败的宏观账户留给了美国，更进一步地演化成社会结构的变化。制造业的边缘化，使得美国国内要素收入增长缓慢，贫富悬殊加大，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世贸置国家于不顾的“任性”可窥一斑。
精英们认为17年前是他们将中国抬入了WTO，但中国人只摘走了自由贸易的花朵，却把美国精英弄成了“负翁”，对其带去的普世价值的种子也拒之门外，所以失望至极。
老百姓认为全球化的代工厂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偷走了美国人的工程师红利，使得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糟糕。美国社会不能为平民提供能够站得稳的地板，老百姓自下而上“同仇敌忾”、强烈要求“砌墙”，华尔街精英的失势情绪也对政府执政措施施加压力。
两股力量作用，政府的功能进而凸显出来，也即全球化制造的失衡赋权给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法置世贸后果于不顾，特朗普团队号准了民意的脉，于是，放弃多边和区域主义，转向“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
04
再全球化积蓄能量
世贸不管不顾、产生的负面后果由国家机器去扛，美欧政府举起了去全球化的旗帜。
但另一方面，国家却无法横亘在全球化的大潮与趋势面前。
狭义的全球化任何国家或政府都无法阻挡。
货物、服务、金融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导致世界各国分工已经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环节的国家（如美国）提供设计与生产理念，将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中高端环节交由处于价值链中游环节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来完成，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装配环节交由劳动力丰富的价值链下游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来完成并最终出口到美国与世界各地。
即便是美国从价值链中缺失，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会有新的国家（欧盟、日本甚至中国）在价值链中取代美国，成为中上游环节中的重要力量。
全球价值链是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只要有市场经济，各类要素就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就必然有世界贸易，也必然有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反过来，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得各国更加难以分割。某些国家政府难以解构全球价值链，自然难以阻挡贸易全球化。
宽泛的全球化仍不以国家意志或某国领导人的喜恶为转移。
如果说经济学家常用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金融交易来衡量全球化，太过于狭窄，全球化还可延伸到任何个人或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联系、交换或协作的层面。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步按照摩尔定律的路径、呈指数增长态势，指数化的信息技术进步让许许多多的东西数字化，变成了全球流动的数据流，而这又驱动了更广层次的全球化：友谊与联络、商业与金融、教育与新闻、地球生态与全球应急处置。
这让整个世界以更深、更广的方式一体化。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与依存交融都是客观大势，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客观大势面前是渺小的。
据此，也可以推出，眼下全球化的修整与退步仅是全球化过程中“进二退一”的“退一”阶段，而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进两步，全球化在夯实底部的基础上积聚着爆发的能量。
综上，世界贸易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促使国家功能凸显，政府操盘来对冲世贸的后果。但任何国家又不能改变全球化的客观趋势。
既想改革“旧的全球化”，又要认账“全球化洪流势不可挡”，遂为国家功能再定位，即在内内外外的碰撞、勾兑之中重构新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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