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再续友好“前缘”？|形势精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中国人民视频拜年

继去年10月份日本首相时隔七年正式访华，今年中日关系继续释放改善信号。

根据人民日报消息，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之际，2月4日除夕夜，日本标志性景点东京塔举行点亮中国红活动。

这还不算，日本首相还破天荒地通过视频给中国人拜年，开口五个字“大家过年好”还用的是中文。

在视频中，安倍对两国关系的描述是“日中关系完全回到了正轨”，并在视频最后“祝愿在新的一年里日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此之前，2月1日上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也是用中文“大家过年好”向全球华人观众送上春节祝福。这是近年来，日本外相首次通过华文媒体给中国人民拜年。

中日从战争恢复建交，一路磕磕碰碰。

中日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不过，直到1978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建交，才真正拉开中日友好的20年。

然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散了日本为首的“雁阵”，曾经在亚洲经济中独领风骚的日本风光不再，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却愈发耀眼。伴随中国崛起、日本衰退中日摩擦日趋严重，尤其当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变本加厉。

2018年恰好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克强总理访日开启中日融冰，以及日方连连示好，背后不单有中国稳定周边的考量，更有日本战略调整所需。

且不说，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为先，彻底寒了日本这个马前卒的心，仅是日本经济依赖“中国特需”，即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也是日本最大贸易顺差国，就已让日本不得不向中国看齐。

更何况，日本谋求国家正常化还得回归亚太，可内有右倾化，外有美国干扰，前有领海争端，后有产业竞争，剪不断理还乱，恰恰意味，中日关系经历友好20年、摩擦20年，或将迎来漫长的磨合20年，离新的友好融合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从日本媒体中即可见端倪。虽然自2018年10月以来，日本政府屡屡放出改善关系的信号，但日本媒体及民间却动辄出现“反向”之声。

比如，在日俄会谈期间，日本《产经新闻》就表示：“对日方来说，通过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也能够遏制中国不正常的膨胀。”

而在安倍晋三给中国拜年的同时，日本媒体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民间对中国好感度自2014年以后仍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不停起伏，在2018年仅上升至13.1%，比上年仅增加了1.6个百分点。

日本朝日电视台在讲中国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容易引发火灾和空气污染时，除了配上十年前中国大面积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造成污染的画面，还很突兀地插入了中国高铁“占座”的内容。

这都预示着中日关系未来依然充满波折。

不过，正如《安倍来了，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死结打开了？》一文所说，中日之间在政治上存在死结，而政治上的死结更多只能借助经济合作来松动。

流感季暴露儿科医生短缺

随着冬天进入流感高发季，儿科门诊人满为患，儿童“挂号难”、“看病难”，儿科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凸显。

根据广东省政协官网发布的《关于综合措施解决我省儿科医生短缺问题的提案》，“目前我国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43人，这意味着每个儿科医生要照顾近4000名儿童，儿童看病难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难题。

即使在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广东，儿科医生数量仍然不足，儿科急诊平均候诊时间均达到四个小时或以上，儿科门诊同样人满为患，一名儿科医生甚至一天要接诊一百多个患儿。”

虽然医改推进多年，但求医问药依然是个让全社会头痛的难题。

近年来，儿科医生紧缺的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

在这个数字背后，医生圈里流行多年的调侃——“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更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儿科的困境。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这是对儿童医学的漠视的结果。

与这一状况紧密相关，医生的价值长期没有得以合理的确认和体现。

无论是“以药养医”还是“以检养医”，根本上是医疗服务价格被扭曲，医生的服务价值没有没体现出来，在把医生过度拔高、渲染为白衣天使的“荣誉”下，医生的职业特性和技术服务价值被抹杀，医生的医疗技术在医疗费用中的占比不足一半。

如此畸形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不但不可避免地造成医生靠卖药、拿回扣、收红包挣钱，治疗过程中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乱开大处方大检查，而且也直接导致诸如儿科这样的领域医护人员紧缺。

一边医生在待遇差、医闹频频中不断流失，但另一边，患者人数快速增长，据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者人数将增加近70%，住院量增加超过43%，这也难怪中国医生叫苦连天，因为当前1位中国医生的工作量已相当于30位美国医生的工作量。

当下儿科医生紧缺的矛盾已经显现，还有比儿科医生紧缺更严重的矛盾也将在不远的将来摆在面前，即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老年化社会对医疗的需求将让医疗压力和矛盾急剧上升。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老年人口世界第一，且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字，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

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由于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要比其他人口的概率高3倍左右，老龄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年轻人医疗费用的3-5倍，因此，随着中国老龄化结构加深，中国医疗费用将急剧增长。

而中国当下针对老龄人口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严重不足，让本就存在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短缺的矛盾将不断被放大。更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的医疗体系还未为日益逼仄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然而，不管是当下儿科医生的紧缺，还是老龄化社会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都要求中国医疗改革加紧步伐，探索出一条有效化解问题和矛盾的路来。

石家庄疫苗“掉包门”

尽管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相关责任人被严肃处理，但疫苗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终结。

免费的甲肝疫苗在多地断档，石家庄上演了疫苗“掉包门”，都预示着疫苗还远无法让中国人安心。

当下关于疫苗，还处于问题不断暴露阶段。

相关问题的暴露，首先反映了疫苗监管漏洞及处罚力度偏弱。

比如，在生产方面，我国疫苗生产的监管监察以政府监管为主，企业质控监管为辅。政府监管是依据GMP规范等规章，以抽查、飞行检查、有因检查等形式展开。但受限于检查频次和力度，使投机企业有可乘之机。并且，疫苗企业普遍缺乏质控管理部门，企业监管缺失。惩罚力度也确如隔靴搔痒。

在国外，药品的生产和使用是被严格监管、严格问责的。1955年，美国卡特制药厂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由于病毒灭活不彻底，导致12万名接种儿童中4万人染病，上百人瘫痪，5人死亡，最终负责疫苗监管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控制实验室主管威廉•锡布雷尔等人丢了“官帽”；

1989年，日本因重复使用针筒导致43万国民感染乙肝病毒，最终政府被起诉，为此赔偿3.2万亿日元巨款。

鉴此，做好疫苗问题的监管防范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而以长生疫苗问题爆发为标志，中国在疫苗领域，从生产到使用、监管各个环节，都亟待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而不仅仅是“一事一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