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到底有多可怕？——到了开发新人口红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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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当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权重急剧消退，却试图脱离其经济前提、硬要重新拉高人口，本质是反自然的。
01
低生育率之忧
低生育率让社会忧心忡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新增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出生率创历史最低，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创新高，劳动人口数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与2017年的1723万人相比，整整减少了200万人；与2016年的1786万人比较更是减少了263万人。
10.94‰的人口出生率不仅远低于阶段高点2016年的12.95‰，甚至不及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的低谷11.90‰，创下了历史最低。
最近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一直保持在1.6，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
该绿皮书还指出，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最大的人口事件莫过于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
尽管业内专家对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观点并不统一，但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在全球倒数是不争的事实。
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2.1以下人口总数最终将开始萎缩）。
若说1.8的生育率是民族慢性自杀，那么近两年低于1.3的生育率无疑是急性自杀。
而相比当年“光荣妈妈”年代，6.0的生育率让中国人口由千万级增至13亿，即便按照1.3的生育率速度，不仅中国人口坐上降至千万级的“过山车”，而且前后将只经历两个200年。
到时，人口骤降、生产停顿、产能过剩，中国经济是否也将进入没有活力的衰退期？
02
时代转变，标准切换
按照传统观念，年轻人代表生命力，老年人往往被比作迟暮夕阳。正如毛主席所言，“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因此，“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相反，老年人则成了需照料的弱者，不仅身体“日暮西山”而需吃药护理，而且退休后也只能在家无所事事，仿佛被社会“抛弃”，因而颇有“枯藤老树昏鸦”之悲，“风烛残年”之感。
然而，这一经典观念仍沿用农耕文明或工业经济的标准——以体能为主、以生理的活力为主，但时代变迁让社会早已不以生理体能为标准。因为相比老年人因体能走下坡路面临正常的生老病死，年轻人承受的社会压力更大，反而长期处于亚健康、白领病、甚至是“过劳死”的阴影中。
何况据国外大脑功能研究显示：老年人的大脑功能不仅没有减退，在处理棘手问题时反而远胜于年轻人。
而21世纪主要产业是以脑力为核心的科技体验、文化创新等非体能型产业，甚至有着轻生理、重智力的产业趋势。
这一产业背景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釜底抽薪，不仅弱化了老年人的体能劣势，更让老年人与年轻人站在同一起跑线，共同争夺起了“键盘”等脑力岗位。
如此按新标准看，老年人未必“前景黯淡”。
一则，随着物质生活富裕、医疗水平进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至如今的72岁。
人越来越长寿，让老年人的年龄段不断后移，联合国就已将中年人调至45-65岁，而老年人还分小老年（60-74岁）、中老年（75-89岁）、老老年（90岁以上）。
据联合国预测，2300年中国人寿命将达百岁，届时，50岁才刚走完人生一半，哪能算老年人？
二则，从现代心理学、思维学角度看，创新活力不仅仅在于生理，而更重在心理。
相比年轻人缺乏阅历，经验不足而有勇无谋、心理脆弱而半途而废、积累不多而无法创新，老年人凭借多年的人生阅历和经验，处事更圆滑，才有了“姜还是老的辣”之说。
何况智慧地球背景下，21世纪产业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化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再生资源利用，这需要的不是体力而是智慧。
而年轻人一开始积累的只是知识，无法融会贯通，即便成功也可能因心智不成熟而功亏一篑。待到历经社会洗礼、职位晋升，年轻人也早已“黑发熬成白发”，大器晚成将成时代潮流。
因此，逐鹿21世纪的关键不是青少年，而是如何开发和开放老人。
03
开发老龄潜力，激活老龄活力
但当前对老龄化的态度总以悲观者居多。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靠“人口红利”崛起，但伴随人口老化，2010年20岁-29岁的年轻劳动力已较2000年缩减近15%，2000-2013年的人口红利贡献率仅为0.4%，未来就将进入负值。由此，人口红利衰竭让劳动力优势消失，主流专家以此推导中国可能重蹈日本老龄化覆辙。
但日本经济长期底部徘徊、社会活力匮乏，本质上并非老龄化所致。日本的真问题在于缺乏战略纵深的国土、处处受制于美国的畸形政治，以及保守的文化知识与国策体制的不匹配。
日本问题显然不能用老龄化来“背锅”，而老年人也不应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国策中的负面性问题，而应转化为正面、积极的战略方向。
实际上，任何竞争的胜出者大多在于不对称战略、非路径依赖。
虽然在国民禀赋的田忌赛马中，中国在OEM时代凭借人口红利基本取得完胜，但在国家主义崛起的新竞争中，如何把所谓最大规模的老龄化负作用化解成最大规模的正效应，这不是价值取向性问题，而是决定21世纪中叶胜负的“潜规则”。
由此，面对人口减少，中国国策面临重大抉择，是仅仅绞尽脑汁在生育率上做文章？还是顺其生育率的自然积极开发老年人？
从历史看，世界人口从千万到10亿用了上万年，但从10亿到70亿只用了两百年，这种人口爆炸源于工业文明的进化（人口增长提供劳动力又产生消费市场，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市场经济的贪婪（劳动力作为资本而出现过剩）。
鉴此，当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权重急剧消退，却试图脱离其经济前提、硬要重新拉高人口，本质是反自然的。
至于“计划生育”虽然也反自然，但即便按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发展，本世纪末全球人口总数也将突破100亿，单中国人口爆炸就需三个地球的资源。
因此，与其推动人口爆炸，不如将老龄化转化为新人口红利，或是解决之道。
何况，老龄化既然是未来的时代性问题，那就不只是国策之类的宏观问题，而在于微观、法人、个人再启动与否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从家庭构成看，“421”结构（一对年轻夫妻抚养一个孩子、赡养四个老人）是在方方面面现实约束条件（如独生子女政策、生活成本提高、粮食等资源有限）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但这一结果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啃老，甚至出现“隔代抚养”。因而，“421家庭”其实是在养老压力下将老年人推上了自力更生的边缘。
再说，倘若真要“让一切创造生产力的源泉充分涌动”，老年人又何尝愿意在无聊的家庭琐事中消耗时光？
另一方面，从政府角度看，鉴于老年人的“智慧”更能在未来产业中游刃有余，相关方面很可能调整当前不合适宜的机制和政策。当下首先就可以调整退休年龄，从男女平等到放宽到65岁。因为人生把工作经验的长处发挥得最好的时机是40-60岁左右，提前让老年人退休无疑是人才浪费。
其次，对中小老年人(60-79岁)实行弹性工作制，从工商管理到劳动人事向老年人开放，或能形成老年人的就业和创业环境。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老年人自身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勇于自我变革和开发。而这一基础则是转变思维、不要以为老了就不中用了，保持年轻心态，或能让自己容光焕发。
毕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者不在少数，老年人与其在公园里拍拍树、踢踢腿，不如在社会中从事力所能及之事，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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