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留下的财富和背后的时代
不要被理性占据了全部，不要被感性蒙蔽了双眼
导读
决定在颓势中能否时来运转、成功逆袭的，却是那隐藏在纷乱表象后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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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传奇
2019年3月5日，一生跌宕起伏的褚时健病逝，享年91岁。
从此，商业江湖上只剩下关于他的传说。
巴顿将军说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句话可谓是对褚时健一生最精到的诠释，也是褚时健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从“烟王”的坠落到“褚橙”的逆袭，其大悲大喜的人生经历和激荡人心的创业故事铸就了一道难以难以磨灭的“风景”：51岁，任玉溪卷烟厂厂长；70岁，女儿自杀身亡；71岁，被判无期徒刑；74岁，保外就医；75岁，承包2000亩荒山创业；84岁，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90岁还因为外界盛传的所谓“接班人之争”频频出现在聚光灯下——“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让褚时健在耄耋之年成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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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一个大时代
褚时健的励志传奇，对如今的企业界而言，现实意义远超过往。
在形势越来越复杂、企业越来越难做、未来越来越难以把握的“百年一遇之大变局”，觥筹交错的浮华表象背后，是“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无法言说，是人随企业这叶扁舟在茫茫的商海中浮沉，却又看不清风向、找不到航标、把握不住命运的无奈与无力。
这样的背景下，励志，就成了很多企业家的“心灵鸡汤”。
不可否认，商业历来就是诞生“传奇”最多的领地，本质上它是一个幸存者的游戏，因此“胜败乃兵家常事”——尽管对企业家而言，押上的往往是人生的全部。
近乎二十年前，吴晓波以两本厚厚的《大败局》呈现了瀛海威、秦池、巨人、太阳神、爱多、健力宝、科龙、三九、托普等企业的败局，也呈现了企业背后那些曾是英雄的企业家们的落魄画像。
之后，有人对这些失意企业家进行过持续追踪，据不完全统计，《大败局》中90%的企业家在失败后或出狱后仍然从事商业活动，只有很少部分因为年龄问题“解甲归田”；在仍然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家中，50%转换了行业方向，50%依然重操旧业，50%实现了东山再起，但只有极个别实现了超越。
这些企业家“跌到谷底”的时代根源在于：改革前三四十年的激情年代，“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办法多一点”既适用政治，也适用商界；但成败皆萧何，在企业家“中国式失败”的黑匣子中同样有三样东西：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和职业精神的缺失。
诚然，“所有从苦难中学到的东西，都不会没有价值。”大败局之后的“复活”密码，便是“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这种反弹力源于企业家的“根”。所谓“根”，本质上是企业家对做事业如夸父追日般的热忱，也即“永恒的真北”（即“真正的北方”，贝恩咨询）；表现为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做实业，挣慢钱。
产融结合尽管吻合经济规律，却会消融企业家的实业精神。当金融暴利与实业微利构成巨大落差时，正如某企业家所感慨的:“这种大反差，怎么能实心实意做企业。”而就是在这种大反差下还“能实心实意做企业”的人，才会最终迎来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事业巅峰。
不过，“根深才能叶茂”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比如对时势的精准把握，对商业模式的孜孜探寻，以及因时因势的变通与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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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国家的“反弹力”
企业家如此，社会、国家又何尝不是？
放在一个更为绵长的时间坐标中，社会、国家都或深或浅地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跌宕起伏的曲线，有的陨落了，从此一蹶不振；有的却能在沉寂之后，厚积薄发、梅开二度，登上更高的峰顶。根源林林总总，但“跌到谷底的反弹力”显然是那扭转乾坤的“支点”。
在社会领域，贫富的分化和尖锐对峙，人人都自感弱势的不满，话语系统的分裂，网络非理性情绪的泛滥……过去40余年累积起来的巨大应力，既可以成为社会改革的推手，也可以沦为政治风波的祸首，因此，某种意义上已将社会系统推向不得不调整的“谷底”。
那么，社会危机的“反弹力”在哪？毛时代是靠“运动”，比如党内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定期地在政治领域进行运动式的“大鸣大治”，释放社会应力，调整各方关系——表面有效，实则因缺乏自我纠错机制，只能任由系统性高度一致将社会推向崩盘边缘。
邓时代，“不争论”成为著名“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的集大成，并成为中国社会“跌到谷底的反弹力”，非但化解了原有的社会危机，反而推动了持续多年的经济狂潮，以极低的政治成本换取了极高的经济效益。
但在国内外局势复杂化、叠加化的当下中国，无论是“运动”还是“摸石头”，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无法收敛高度分化的社会。
而新的“反弹力”在于问题倒逼下，来到了能量急速累积的后改革时代，此后改革时代是合力与扰动的结果，又是求和与突破的叠加，还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确定下的制度性调整，通过调整方方面面的关系为“创新”这个新时代的主旋律提供更宽广的舞台，以创新、勾兑带改革的同时，缓冲社会矛盾，并逐渐将社会带上相对更加良性、健康、和谐的轨道。
同理可以类推国家。中国当下虽然国运昌盛，国力空前，却依然难掩正处在国家现代化转型前夜的事实。
诚然，不同类型的国家现代化转型无论是模式还是代价都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法俄的转型很极端，崇尚大革命、大变化，结果是大破坏，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暴政中，将几乎所有的政治精英因一连串的内耗送上断头台，最后拿破仑接盘，整个法兰西的革命成果只能靠拿破仑的刺刀来维持；俄罗斯的国家转型也是反复在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之间的轮回。而英美转型就相对平和，夯实原有宪制，寻求阶层妥协，结果小革命实现了大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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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力”的“根”
造成国家转型模式差异的原因很多，关键之一在于文化这一“反弹力之‘根’”不同。
法俄政治文化中有极其矛盾的因子，法国既崇尚理性又热情奔放，富于幻想，浪漫激进，立法要编法典，哲学要成体系，革命也要上断头台；而“双头鹰”则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两面性的表征，容易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
相形之下，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重经验，好怀疑，既开放又包容，反感暴力，任运自在，略显保守，反映在国家转型模式上也如此。
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而非像其他古文明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阴影里，其根源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是“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上下五千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治乱循环孕育出中庸而平和的政治哲学。
这种文化之“根”注定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将有着更为平衡而非失衡、稳定而非紊乱，统一而非分裂的内在诉求与推动力，这也预示着国家转型模式在特征上更偏向英美而非法俄。
综上，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潮起潮落是常态，就如月有阴晴圆缺，无法改变的是“势”，但决定在颓势中能否时来运转、成功逆袭的，却是那隐藏在纷乱表象后的“根”，而无“根”者如浮萍，终将因随波逐流而淹没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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