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针锋相对到富有成效的第九轮磋商，谁是幕后导演？
▼ 思想的价值和思想的影响力是成正比的
导读
美国的反复，表面看是美国自我的国策选择，却终究逃不过市场经济的“翻云覆雨”。
01
贸易摩擦历程
中美贸易摩擦已持续1年多，4月3日—4月5日，中美双方进行了第九轮磋商。
目前释放的信息显示，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本，取得新的进展。双方决定就遗留的问题通过各种有效方式进一步磋商。
从最初的硝烟滚滚、剑拔弩张，到如今坐下来N轮磋商，中美贸易摩擦真可谓一波三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年多的贸易摩擦历程：
2018年3月9日，特朗普签署法令，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2018年3月23日，美国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2018年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的30亿产品加征关税。
2018年4月2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
2018年4月4日，美国发布征税产品建议清单，涉及中国约 500 亿美元出口，建议税率为25%。4月4日，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4月16日，美国开始狙击中兴，禁止美国企业7年内向中兴通讯出售通讯元件、软件和技术。4月17日，美国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 “双反”调查并初裁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行为。4月17日，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6月，美国对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其中2018年7月6日先对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剩余160亿美元商品向公众征求意见。中方在当日发出强有力的回应，宣布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包括汽车、农产品等在内的商品将于2018年7月6日开始实施加征关税。
8月、9月，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税率由原来宣称要加征的10%提高到25%。中国对原产自美国的价值6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20%、10%、5%不等的关税。
2018年12月1日，美方态度发生转变，宣布原定于2019年1月1日将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关税由10%上调至25%的措施停止，维持10%税率不变。中方也做出积极回应，决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暂停加征关税3个月。
至此，中美似乎走上了和解的轨道。
而从特朗普发起贸易摩擦，到美国态度转变，似乎整个过程都是美国国策驱动的结果。
果真如此吗？
0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是特朗普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过大。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数据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美国就开始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一度高达3.1%。这个记录直到2006年才被打破，当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接近5.5%。
换言之，早在中国快速崛起之前，美国就出现了贸易失衡且规模不断扩大，并持续了40多年。
造成这一局面的基本原因有二：
一是本质上，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反映。对美国而言，过度消费是贸易逆差的根源，支出超过了产出，结果是外国产品净流入，导致贸易逆差。与他国的贸易壁垒或倾销无关。
二是国际分工使然。20世纪中叶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全面席卷了拥有庞大人口资源优势的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这些经济体依托国际市场，生产力充分释放，也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潜力。
四小龙、四小虎“如狼似虎”，外向型经济迅速累积了对美贸易顺差，这些地区传统的高储蓄率则进一步推波助澜，助长了这一态势。1985年至今，亚洲地区对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贡献均值为73%。
整个区域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占比相对稳定，变化的只是内部结构。
先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制造业不断转移过来，中美贸易顺差逐渐显现，特别是2001年中国入世后，快速分享全球化红利，顺差加速扩大。
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来自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产业转移。1976年至1996年，日本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年均占比为40%，最高曾占美国当期贸易逆差的80%以上。2001年后，中国慢慢接替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扮演了日本当年的角色。
03
美国的“宿命”
事实上，美国面临着特里芬悖论的两难选择：
一是美国要保持储蓄货币国家地位，必须是长期贸易顺差；一是作为储备货币，各国势必要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国际储蓄与金融避险货币，从而导致美元在海外大量沉淀，使得美国处于长期贸易逆差。
当然，如此独特的地位，美国是独一份，美国人民因此享受了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用更高水平生活、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财政赤字）掌控更多资源的特权，因此，所谓8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是由于美国过度透支特权后导致的过低储蓄率与过高联邦债务率造成的。
时至今日，美国却试图把贸易失衡“甩锅”给中国与WTO，游戏规则建立者率先要反对这个游戏规则，着实荒谬。
中国当然不会背，也背不了这个锅。WTO长期运行，已自然地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即诸如美国、欧洲等第一世界的消费国，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制造型国家及以俄罗斯、巴西等为典型的资源提供国。
这三类国家彼此分工合作，早就形成了动态的“恐怖平衡”。
作为消费国的美国，只能“享受”贸易逆差，别无他法。因此，怼天怼地无法逆转这种必然“宿命”。
04
美国的误判
但是，美国之所以咬住中国不放，原因在于其部分精英“无视”上述基本内在逻辑，更愿意从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且以此“主导”这些年美国国策走向。
如布热津斯基的奶嘴理论。上世纪90年代包括比尔·盖茨、撒切尔夫人、乔治·布什等在内的500多名政治、商界精英齐聚旧金山，一致预判全球化会导致贫富悬殊，财富将愈来愈集中在20%的人手中，而80%的人将被边缘化，布热津斯基认为谁也没有能力改变未来的二八定律，解除“边缘人”精力与不满情绪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往他们嘴里塞一个 “安抚奶嘴”（如发泄性娱乐与满足类游戏——八卦、电游等）。
某种程度上，这个理论“冷酷而刻毒”，但管中窥豹，当年为不遗余力地推销有利于己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美国精英们也是蛮拼的。同时，当今天全球化于己不利时便大张旗鼓地反对就很好理解了，唯利是图而已。
1990年代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之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意指人类在20世纪那段漫长的体制争辩与实验告一段落了，“实践证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就是世界最佳的终极制度”，尽管透出一股浓浓的终极思维味道，却被视为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胜利宣言。
而随着民主被异化成形式民主、精英民主和资本民主，面对日益频繁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恐怖主义此起彼伏，西式民主体制不断陷入衰败。
尤其是中国作为“反证”颇为“打脸”，坚持走适合国情的中国道路，经济高速增长长达30多年，举世无双，而那些普遍接受美式政治模式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却因全盘复制美式模式水土不服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
另外，习惯性地唱衰中国也是美国精英的一大嗜好，前有章家敦、后有沈大伟，中国崩溃论每隔一阵就会出来走两步，且始终很有市场，结果，中国倒是一直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自己反而先“崩溃”了。
近两年声名大噪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五角大楼顾问艾利逊2012年第一次提出的战略论点，直白地说，即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因此战争将不可避免。依其判断，中美必有一战，以此推导，贸易摩擦不过是热身而已。
纵观这些极端观念，要么价值取向痕迹明显，要么隐含着一己之私，基本离真相很远，离真理更远。
归根结蒂，当思想被极端观念所控制时，很难意识到金融原罪与市场原罪的本质才是谁也无法逃避的“宿命”，中美都一样。
05
真正的幕后“黑手”
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不得不直面其功与过。毋庸置疑，在激发人的活力与潜力，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效率地优化配置要素资源，市场经济首屈一指，功不可没。
然而，市场经济天然地“嫌贫爱富”，最擅长趋利避害，会令富者愈富、穷者恒穷，谁对资源的支配权越大，谁就越富，普通劳动者可支配资源少得可怜，最终只有被边缘化的份。
说到底，市场经济的本质，即过剩与蒸发，过剩货币要蒸发，过剩人口被边缘化。由此不难看出，贸易摩擦是市场发展的一种必然，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过剩蒸发的一种方式。
至于美国从最开始的气势汹汹到当下的缓和，本身也是市场驱动的结果。毕竟，贸易摩擦使得美国的农民和美国企业利益受损。
在芯片问题上的反转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比如，此前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福建晋华等公司出售芯片技术和产品，但如今作为削减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部分，中国对美承诺在6年内将对美国芯片的购买量提高到2000亿美元，比目前数额提高五倍。
综上，美国的反复，表面看是美国自我的国策选择，却终究逃不过市场经济的“翻云覆雨”。
这也意味着，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也将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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