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倒孔家店”、引进西学到国学复兴，文化自信靠什么？

▼ 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复合体。

导读

中国发展至当下，成功的文化元素早已不是孔孟之道，也绝非一味引进西学，而是东西的勾兑与融合，文化自信有两大底牌。

“国学”炙手可热。

近期《成语天下》火爆荧屏，不仅赢得了人民网、新华社等权威主流媒体的支持点赞，学习强国APP、搜狐、腾讯等平台也同步播出，迎来阵阵热播高潮。

事实上，传统文化综艺节目近些年一直霸屏：前有央视相继推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多档文化节目，后有《国家宝藏》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讲述+演绎文物的“前世今生”，还有《国风美少年》集舞蹈、传统曲艺、本土古典器乐演奏等多种“古风”元素于一身，以唱演秀形式为传统文化发声，倾力呈现“传统文化之美”。

不仅如此，汉服、古琴等承载传统文化的服饰与乐器也逐渐由小众爱好走入大众视野，如浙江嘉兴西塘古镇的汉服文化节举办了六个年头，意在“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教育领域内的“国学”更是遍地开花，四书五经、史学原典、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培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连学龄教育都争相学起了《弟子规》。

然而，概念一热，市场就乱了。

打着“国学”幌子的培训机构众多，从内容之扭曲到费用之昂贵，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姑且抛开“李逵与李鬼”之辨，“国学”究竟为何在当下如此火爆？

“国学”复兴的必然性

从一定意义而言，“国学”的复兴有其必然性。

一方面与当下的社会诉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纵观当下，中国正处于大时代的拐点期，世界前所未有的混沌不清，形势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

外部有第四次金融危机叠加主权国家危机，国家主义上升，民粹主义崛起，国际秩序处在大调整的前夜；内部有经济领域冰火两重天，产业领域面临大洗牌，社会领域焦虑感蔓延，承受被市场经济深化与科技巨头垄断的双重边缘化之痛……

外部冲击与内部调整搅和在一起，让这个时代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而被时代裹挟的人们，内心自然难以平静与安定；

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之后，物质的丰富难掩精神的渴求，急需一剂“良药”加以收敛。

然而，中国并不是宗教国度，而西方文化也显示出衰落的征兆，于是人们纷纷转向被抛弃已久的“国学”，将儒道释墨、阳明心法作为安放内心和灵魂的地方。

另一方面是官宣将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联起来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

在此背景下，“国学”恰好趁势成为强调中国特色、弘扬中华文化的话语象征，如孔子学院林立海外，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建立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

传统文化沉浮

在“国学热”愈演愈烈之时，不得不反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在缺乏理论解释的背景下收敛人心，是否就是回归传统文化，寻根孔孟之道？

事实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的奔流中几经沉浮。

先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在此后的数千年封建王朝中，孔孟之道逐渐演变为封建统治的工具，衍生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与“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的道德要求，构成农耕文明时期的社会价值观。

1840年以后，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国门，自以为是武器比不上洋人，发起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结果黯然收场；又以为是社会制度不如列强，进行了戊戌变法，结果惨败告终。

这其间，还有袁世凯机关算尽，试图以尊孔复古复辟帝制，但终究是竹篮打水，黄粱一梦。

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彼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将国家衰败归结为文化落后，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高呼“打倒孔家店”，对孔子学说的极其尖锐和凌厉的批判，甚至连汉字都背起文化劣根性的黑锅，试图以打碎传统旧文化，迎接西方新文化。

“十年文革”中，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更是在一次次运动中被逐渐消解。因此，当下向传统文化回归，可看作是物极必反后的反弹，可理解为对过去的“否定之否定”。

文化根基

然而，经历了近代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和改革开放后的东西文化交流碰撞，行至当下的中国文化早已非“吴下阿蒙”，中国成功的文化元素早已不是秉承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也绝非一味引进西学。

“五四运动”的“破”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得以传播，使得中国继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辩论之后进入又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随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传入中国，人们更是主动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拥抱世界，极力吸收西方文化，努力和国际接轨，正是改革开放这样一项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杂交实验，才铸就了四十年来中国伟大而辉煌的经济奇迹。

上海更是文化杂糅的“桥头堡”，近代开埠后，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杂交后产出的海派文化让这座大都市拥有了独特风情。

就此而言，当下传统文化复兴更在于假古迎新，而历史在复兴中开创。文艺复兴前夕，中世纪的欧洲处于黑暗的蒙昧时期，宗教势力虹吸社会财富，基督教士贩卖赎罪券。

然而随着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城市的兴起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世俗生活的乐趣，而这些倾向是与天主教的主张相违背的。

14世纪时，意大利的市民和世俗知识分子，一方面极度厌恶天主教的神权地位及其虚伪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成熟的文化体系取代天主教文化，于是提出恢复古典时期的辉煌，但其内核是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回到当下，文化自信与文艺复兴，虽然各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却开出了相似的“古为今用”的智慧之花，不同之处则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丛林原则下的思想解放与自然回归。

而当前我国的文化自信，则需要在继承中开创，在对冲中勾兑，打破传统的树根型文化的束缚，向世界呈现全新的星云型文化形态，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两大底牌

综上而言，中国实现文化自信有两大底牌：

一是杂交式创新。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未曾断绝，自有其独到的文化内涵。从一定意义而言，中国的文化内核是善巧方便的实用主义，中华文明的底色是内置于心的中庸之道，使中华文化善于博采众长，并与之勾兑，因此创造了“不伦不类”的杂交文化。

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再到迈向未来，虽然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但都基于一个共性，即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中国走向成功的文化因素都在于文化的杂交融合，在集成人类文化发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超越，正如自然规律中的杂交优势，这种撷取中西文化精华生成的杂交文化生命力更强。

未来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未来文化的勾兑与嫁接中，或将形成基于传统、跨越时空、融通中外、贴近当代、富有魅力的中国特色文化。

如此，如英国历史学家、未来学家汤因比之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

二是形成普适价值观。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这样评价：“中国永远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产品，而不是思想观念，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

显然，要成为引领性的国家，仅仅获得经济上的成就是不够的，反而会被当作“暴发户”、“土大款”，因此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普适价值观，才能获得真正的世界认同。

如今，“平等、博爱、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正在民粹主义回归的过程中逐渐撕去既往的面纱，显露出掩盖在人类理想背后现实的真面目，而中国登上世界舞台，有责任提出引领世界的普世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可谓是一个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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