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身处12年前预判的这10大极限挑战中

▼ 一切都在流动着，一切都在变化着，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自己消灭的萌芽。

导读

中国经济、社会的许多问题都将逼近极限状态，成为社会不稳定和起飞期遭遇阻截的最大隐患。

似乎忽然之间，我们就跨入到了百年一遇之大变局时代。但实际上，很多变化早已酝酿。

本文为福卡智库内参《福卡分析》2007年发表的《十年内重大变局——十大极限》一文，本文站在2007年，对十年内将面临的问题和变化作了预判，十二年后再看此文，其中的预测大多兑现，这十大极限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也是今天某些变化背后的根源。

再次强调，本文写于12年前，本文写于12年前，本文写于12年前。

未来十大极限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许多问题都将逼近极限状态，成为社会不稳定和起飞期遭遇阻截的最大隐患。

（编注：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与12年前的判断基本吻合。以下十大极限也是今天正在着手解决或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增长方式全面触及极限

就此问题，各种论述已经充斥大小媒体，它带来的是经济和社会全维生存利益何去何从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是首要的极限问题。

其次，财富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

国富民穷格局在新兴领域内进一步加强，比如房市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利税，却成为百姓消费的头等包袱，沸腾的股市上得利最大的并非广大股民。

此外，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步伐有点慢。这样的财富格局使得经济内循环遇到阻碍、部分百姓对现状有些不满，这些直接影响到增长模式转型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三，贫富差距问题

该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与财富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具有共通性，在金融文明的“轰炸”之下，好处进一步地归集到少数人手中，使得社会由于贫富鸿沟而日趋不稳。

第四，金融开放

金融约束与社会福利的界面不友好已经到了极限，不仅事关民企生机、民间经济的活力，更间接影响到社会分配、民众就业、贫富问题。

已经有不少民企转向黑市谋求资金来源，若它们与涌入的地下热钱结合起来，互相利用，那么很可能对国家的金融控制力基础产影响。

第五，国企改革

与金融约束走到极限相对应，国企改革的极限就是资金泛滥，这将诱发一系列社会腐败现象（比如证券市场上的违法成本过低，进一步刺激犯罪），使社会对“三公”的内在压力达到顶峰、集中爆发，这与国企内在症结叠加，很可能使得国企改革陷入被动。

第六，社会就业矛盾

据报道，近年来，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虽然“低档的”技工毕业生就业率可达95%以上）。

有知识有时间的失业大学生形成阶层，很可能与其它失业人群纠集闹事，产生社会不和谐的因子，可见其关键环节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上。

第七，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严峻性人尽皆知，有一些极端论者如章家敦等更是危言耸听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致使中国陷入危机。

第八，人口问题

“人口威胁论”、“人口危机论”、“人口崩溃论”，以及“未富先老”等警示言论不绝于耳，更严重的说法是人口问题将导致家庭崩溃、干群关系崩溃，最后导致国家崩溃。

第六、七、八三条社会极限是专家、学者们最喜欢拿来做文章的话题，因为，从线性和历史经验的角度推导，似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但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三个问题的确事关整个社会稳定，不容忽视。

第九，干部制度

历史上科举制产生了大量的冗员，但现代的干部选拔制度仍然难以根除这一病症，“帕金森症”萦绕官场。

许多干部是依靠官场的人脉潜规则获取通行证的，只要能被领导看重，就能迎来青云直上的美好前途。

因此，官场上过度注重人际关系、而不是业务水平的官员大有人在，这直接影响到部分人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第十，权力制衡

诸侯的地区封锁、市场割据、重复建设、土地腐败，行业垄断、政策博弈、行政推诿等都凸显缺乏制衡的权力正在膨胀，以公权的名义展现自私的一面，且越过自身边界，触动社会利益，使得社会对此的容忍度在与日俱减。

以上十大极限尽管不少是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许多问题在这两年新经济文明冲击以及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之下陡然严峻起来，不能不引起警惕。

若只停留于十大极限本身，还难以看到冲破极限的希望，但转机不仅来自于中国自己艰难的自我革命，外在因素的变化也为对冲问题提供了一些水到渠成的条件。

化解方法

有部分问题是完全可能在极限到来之前化解的，它们的危险指数并没有某些观点渲染的那么高。

一是当前已经在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包括干部制度、权力制衡等。

这在干部制度的一系列调整之后，会逐渐消除。因此，它们在尚未达到极限之前就很可能被提前解除警报。

二是政策有能力进一步化解的问题，包括社会就业矛盾、三农问题和人口问题。

从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四次以一号文件的形式锁定三农问题，并在每次形势变化（如此次通货膨胀）时都特别关照三农问题。

这表明这些历史遗留的社会矛盾是政策可以缓和的，即便不能完全解决，也可限制在可控制范围内。

三是形势演变过程中可能自发解决的问题。

如国企改革很可能由股市对“三公”的内在要求而倒逼解决，尽管可能会有一定的动荡，但国企很可能从盈利性质的国企转型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国企，而由于国企前期积累的大量的利润，下岗人员的安置也有条件妥善进行，从而有效避免大量人员下岗带来社会不安定现象。

另外还有金融开放问题，在金融约束达到极限之前，国企改革后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解决就业、经济转型的压力很可能让有关部门放松对民资融资的限制。

事实上，对于民企融资问题，有关部门一直很关注。有关部门放松民企进入军工领域，就表明对待民资的态度并非会一成不变。何况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尝试各种改变。

当然，以上仅是化解的可能，问题也还存在激化的可能。

一方面，最危险的增长方式触及极限的问题若没有及早走上逐渐解决的通道，那么待到问题严重起来再放开金融、改革国企，恐怕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另一方面，货币危机的阴谋给形势罩上了一层阴影。是以常规思维对待它，还是逆取顺安，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极限的程度。

比如，通货膨胀过程中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将好处落实到农民身上，就将反过来激化三农矛盾，并与贫富差距产生叠加效应。

而新经济文明到来时，无法抓住这一机会大量增加新形式的就业（如各色金融从业人员等），就将错过一次解决就业的好机会，在大学生严重过剩的形势下，使矛盾激化。

当然，真正最危险的是增长方式触及极限的问题，它的压力来自于国内外，一方面西方国家近来不断将经贸和气候问题捆绑作为施压中国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则涉及到经济稳定以及民生安定问题，对其它极限产生牵一发动全身之效果。

（编注：在奥巴马执政美国时期，来自美国及国际社会的一个较大的压力就是气候问题，在此期间，中国在气候环保问题上也积极做出改变，至今依然如此。不过，特朗普执政美国以来，经贸问题开始顶到杠头上，并成为中美矛盾集中体现的领域。）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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