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死、养老难，如何才能老有所依？
▼ 青年，好比百灵鸟，有它的晨歌；老年，好比夜莺，应该有他的夜曲。
导读
当孤独成为现代都市人的通病，“孤独死”也将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严峻问题。
豆瓣评分8.4的日本纪录片《老年公寓清洁队》，看过让人难以平静。
纪录片开头说到，“据估计，日本每年有3万人孤零零地死在家中，这种日益普遍的现象，被称为：孤独死亡。”
由于日本的“孤独死”案例越来越多，专门对这类死者的家进行打扫消毒的“特殊清扫业”近年来迅速发展。
日本目前已有5000多家特殊清扫公司，从业人数比5年前增加了15倍，业务量也比10年前多了15倍。
在每年夏天的“孤独死打扫黄金周”中，有的特殊清扫公司每天甚至需要清理两到三个“孤独死”现场。家中的水电气断了，信箱里塞满了邮件，公寓里鸦雀无声……
这就是“孤独死”的凄凉写照。
与此类似，在新西兰，12月6日，惠灵顿警方在一栋公寓中发现了一名死去一个多月的男子，这已是这栋公寓楼10年来发生的第三起“孤独死”事件；在中国农村，空巢老人“孤独死”事件也不绝于耳。
“孤独死”已成为当代全球的共同现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概莫能外。
“孤独死”遍布全球
“孤独死”最容易发生在同社会隔离、没有家人或友人经常保持联系的人身上，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是全人类社会老龄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可以说，“孤独死”已成萦绕在老龄化国家头上盘桓不去的阴霾，日本绝非个例。
在有“欧洲老人院”之称的德国，孤独死者若在规定时间内无人认领，一般会由当地政府单位或者民间团体为其举办“公共卫生葬礼”，在人口稠密、情感离散的汉堡，从2007年到2017年，公卫葬礼的举办次数就翻涨了一倍之多，光是2017年就为孤独死者举办了1200次葬礼。
在阿根廷，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已分别达到15.11%和10.93%，为减少“孤独死”事件的发生，阿根廷为许多孤寡老人配备手机，并在手机中安装监测软件，以便社区服务人员及时查看其身体状况。
在“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韩国，60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已经超过20多岁的青年人口，韩国经济合作开发组织《生活如何？》显示，“遭遇困境时有无亲戚或朋友可依”这一项，在34个成员国中，韩国垫底。
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自然概莫能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长期严格的生育政策，不仅为人口快速老龄化埋下了伏笔，更造就了中国独有的“421”式养老结构，独居、孤寡的“空巢老人”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2000—2010年十年间，中国城镇空巢老人比例由42%上升到54%，农村由37.9%上升到45.6%。
据全国老龄办测算，2020年我国空巢老人将达到1.18亿人，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人。这些数据，无一不在提醒我们：“孤独死”离中国社会并不遥远。
“孤独死”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孤独死”不仅是国家的问题、人口结构的问题，里面更掺杂了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问题。
孤独死，不仅强调死亡后的状态，更是强调了死亡之前的孤独生活。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迄今为止已有约20万年的群居历史，如今这种强大坚固的社会习惯正在遭受空前的挑战。
从物理空间来看，人口高度流动的当下，以血缘和地缘为联系纽带的人际网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父母在，仍远游”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家乡、落叶归根、月是故乡明这种明显带有思念家乡的情结就会被淡化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被抹除。
留在故乡的父母成了“空巢老人”，涌进大城市的年轻人成为“空巢青年”，缺乏情感寄托、社交圈子窄、交流空间有限则成为“空巢青年”最为普遍的三大痛点。
家庭结构变小、独居时代来临已从侧面例证了这一趋势。中国的“一人户”占比已由1990年的6%上升至2014年的14.9%。照这种“双空”趋势下去，不仅当下的老人老无所依，年轻一代未来养老也成了问题。
从心理状态来看，互联网正在加剧现代社会的人际隔离。
且不说，虚拟交际的增加将直接挤压人们的现实交际时间和精力，现代化信息社会生活的便利还使“为什么要结婚？是手机不好玩，还是电视剧不好看？”成为当代人的基本信条，传统家庭观念不断消解，更何况，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个人主义烙印：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屏蔽不喜欢的网友；再“小众”的观点也能够找到支持者，从而形成各种小团体……
当年轻人陷入“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孤立”的怪圈，无法熟练操作互联网的老年人面临的则是长期“离线”的子女。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数据表明，空巢老人中有24.78%的老人有孤独感；同时，据估计，我国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的比例大约为21.4%。
从社会背景来看，商品社会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社会学中有一个词叫作“社会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都基于一种交换关系，以往人们的社会交换，更多是非物质性的，比如说朋友、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搬家、照看长辈和孩子，是基于信任和尊重，而现在的社会交换更接近于物质性的商品交换，功利化的社会人际关系稀释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以上种种观之，当孤独成为现代都市人的通病，“孤独死”案例的出现也就毫不意外了。
养老成为一种负担
由此来看，老龄化的大背景、城市流动带来的亲缘以及地域关系的分离、科技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等，最终导致“留守家庭”里的老人，以及不婚主义、疏于社交的中青年人，都不得不面临着“孤独死”的威胁。
在当下以及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养老问题都将时刻敲打着人们的神经。
此外，老年自杀率攀升、老年人犯罪增加等等，无不昭示着养老危机已成为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相对于养老危机的来势汹汹，社会却显得措手不及。国家层面，养老金“入不敷出”，《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报告显示，到2028年，养老金当期结余可能会首次出现负数。这意味着当下80后这一代还没老的时候，养老金就已经花完了。
社会层面，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还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截至 2018年年底，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为29.9张，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匹配。
按照国际公认的3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需要养老护理人员1000万人，而目前全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不到100万人，其中，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的护理人员不足10%，缺口巨大。
企业层面，养老行业看似是一块“香饽饽”，实际却操作难度高。
大量的资金投入、配套的医疗资源、专业的养老服务等缺一不可，民政部数据显示，在民营养老机构中，能实现收支平衡的大约只有51%，常年处于亏损状态的达40%。
由此来看，不论对国家、社会还是企业来说，养老似乎都成为一种负担。
养老压力如何化解？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养老压力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不如想办法化压力为动力、化腐朽为神奇。
说到底，养老既是个人的事、家庭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既关乎民生，也关乎经济，因此破解养老难题主要在于充分发挥家庭、企业、社会等多主体的力量。
首先，以居家养老托起大多数老人的幸福晚年。
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居家养老”模式，既符合传统养老观念，又可一定程度缓解养老机构的供需失衡，还可以填补“空巢老人”在精神方面的贫乏和空虚，更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未来或将助益大多数老人安度晚年。
其次，以“老老看护”破解养老服务队伍之难。
“老老看护”起源于日本，指老人在家中由同属老人的家庭成员照顾，比如六七十岁的老人照顾八九十岁的父母。
但日本模式仅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要建立更广泛的“老老看护”，可推出养老服务积分制度，“小老人”可通过照顾“老老人”获取养老服务积分，待到自己需要照顾时，以积分向下一代“小老人”兑换相应的养老服务，甚至建立类似于排污权交易的养老服务积分交易政策，以满足不同老人的情况和需求。如此一来，养老服务便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再次，以“大市场+大政府”打破养老产业僵局。
尽管政府已经为基本养老“兜底”，但对于整个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则应交给市场来解决，这就要以“大市场+大政府”为前提。
毕竟，在多元的养老需求面前，养老企业的嗅觉更为灵敏，况且，养老市场的代际变化，岂是“慢半拍”的政府所能捕捉的？
另一方面，政府从直接管控到间接监督与规范，既腾出了“手脚”，也省去了许多“揪心事”，如此，专业公司与基层政府相结合，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养老产业链的激活自不待言。
最后，集“大众”力量解决“小众”问题。
养老看似是小众问题，其实是大众问题，人都会变老，也都面临老年失能、患病等风险。
以针对失能老人的长护险为例，目前，我国长护险有15个试点城市，但仍未捋顺发展思路，或因供需不匹配陷入“有人喂食，无人烧饭”的尴尬局面，或因缺乏监督、评估制度导致护理人员只收钱不服务、甚至虐待老人等乱象，未来尽快地对各个试点城市进行总结、改进，才能进一步加以推广。
如此，解决了失能老人这类“小众”群体的问题，“大众”才有稳定的养老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养老产业始终具有经济性和公益性的双重性质，不可一蹴而就，必将经历一段时期的“内功修炼”，待各方条件成熟、到位，眼下看似危机重重的养老难题方可随之消解，养老产业也将化腐朽为神奇，以“夕阳”创“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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